1965年，钱信忠送报告到中南海，毛主席怒斥：你这卫生部长咋当的

1964年12月初，皖北一场冷雨刚停，宿县王楼公社的油灯下，一个产妇因失血过多倒在土炕。大夫没请到，草药也抓不到，等村支书用架子车把她拉到县城时，人已经没了呼吸。

这样的故事并不稀奇。那年全国农村婴儿死亡率仍在百‰以上，感冒能够拖成肺炎，阑尾炎往往意味着腹膜炎。城里医生占全国九成，绝大部分守着水泥楼与显微镜。穷苦农民的病，纸面上叫“常见病”，现实里却像鬼门关。

卫生部也清楚局面紧张。钱信忠刚上任，一摞摞调查表摆满办公桌：全国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职称几乎全在省城，大半经费也留在城市。数字冰冷，却刀子般扎眼。

1965年1月，中央批转卫生部“下乡巡回医疗”方案。城市医院抽人，药品打包，用卡车一路颠到村头。效果有，但很快显出三道硬伤：队伍太少，药包太轻，乡镇太多。更多时候，汽车刚抵达，下一个请柬又来了，医生们只能草草收摊。

钱信忠不敢懈怠，四处调研，夜里连轴改稿。6月26日，他抱着最新报告赶进中南海。毛主席那天从会议室出来，已经接近午夜。灯光雪亮，钱信忠边翻边讲，声音不大却句句要命——农村仅分得25%的医疗经费，五亿农民只有一成医务人员。

话音落下，屋里气压骤降。毛主席站起身，厉声质问：“你这卫生部长咋当的？十五亿经费，老百姓连一支退烧针都等不着！”钱信忠赶紧答：“主席，是我们不到位，请您批评。”短短一句对话，却像鞭子抽在每个人心头。

火气压下去后，毛主席连抽两口烟，慢慢说道：城市医生下乡只能是权宜之计，要想根治，得在农村自己生出医生。思路随即定下“两条线”：一条线是组织城区医务骨干巡诊不停；另一条线是用最短时间培养农村本土卫生员。

会后不到一周，卫生部开出“626意见”，明确提出把培训班办到公社，把教材改得通俗，把西医中医结合成“能看病的常识课”。学制三到六个月，结业即上岗，工资由公社发，药费成本价供应。

上海动作最快。7月，川沙县江镇公社在祠堂里架起黑板，首期速成班招了39人，大多是高中生，也有识字的老贫农。学习内容看似简单：针灸止痛、静脉注射、常用青霉素计量、常见中草药识别。可四个月下来，能判断疟疾与普通发热的年轻人就已出师。

同样的试验也在苏北、闽东、湘西铺开。江苏东台有个名叫陆国泉的小伙，学成后揣着药箱、背着镰刀，白天割稻，晚上点煤油灯给乡亲缝合外伤。有人不信他是“正经医生”，陆国泉自嘲：“别嫌我土，只要能把你治好就是本事。”

一年后，全国取得资质的基层“赤脚医生”已达18万名，分布在十万多个生产大队。卫生部内部文件显示，农村常见病早期治愈率提升近30%，孕产妇死亡率下降两个百分点。这些数字或许算不上辉煌，却真实减掉了田野里的哭声。

当然，速成教育弊端明显：药理知识薄弱，急救手段有限，复杂病例仍需上转。但在那个经济捉襟见肘的年代，“能拔脓就是好药膏”，赤脚医生恰恰填补了从无到有的巨大缺口。毛主席后来评价，这支队伍“有泥土气息，抬头就能看到病人”。

1970年代初，赤脚医生经验被写进世界卫生组织的《基层卫生保健报告》，成为发展中国家农村医疗样板。文件没有提到那夜中南海里的怒斥，却把“626意见”简要列为成功起点。

皖北王楼公社如今早已通了公路和互联网，县医院救护车二十分钟能到村头。老支书叼着旱烟说起半个世纪前的苦日子，提到毛主席那句震耳的责问，他只摆手：“要不是那声‘咋当的’，咱娃娃命都保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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