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深秋的一天,华北气温骤降,枯叶在胡同口被风卷成漩涡。伍修权从北京出发,带着妻子徐和去探望早年并肩打过仗的老战友。列车到站已近黄昏,一路颠簸让他的军大衣沾了尘土,却掩不住见旧友的兴奋劲。
老战友家还是灰砖小院,门一推开,一股热气夹杂着高粱米饭香味扑面而来。男主人刚要寒暄,女主人却盯着徐和看了半天,突然一句:“伍修权,你咋换老婆啦?”屋里空气瞬间凝住。
要理解这句看似冒失的话,得回到1934年。那年陕北旱情严重,张毓兰所在的佳县连温饱都难保。她识字,会算账,乡亲口中的“张秀莲”却偏偏看不上织布养鸡那套活计,跟着红军宣传队跑了。当年还不叫“八一”广场,只是一片枣树林,她就在那儿举着火把宣讲土改。
1937年,延安边区政府邮局需要一位知书识字的女同志。张毓兰到岗不到三天,领导就动起“红娘”心思。对象是秘书长伍修权,比她大十岁,奇巧的是同月同日生。延河水边一场简朴婚礼,让这对革命夫妻在烽火里系了红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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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兰州城内炮火压顶。张毓兰挺着八个月身孕,仍坚持为红军做后勤。孩子出生取名曼曼,紧跟着又添天福、望生。三个襁褓成了行军最大负担。1941年伍修权奉命回延安,途中必须做减重选择。罗扬实主动帮忙抚养天福,为了掩护身份,孩子改姓罗。这样的决定在今天看似冷酷,当时却是保命。
抗战结束,北平已是另一个天地。伍修权调中央机关,罗家如约把天福送回。孩子仍姓罗,军中后来叫“罗某某将军”,许多人不知背后故事,一再误把伍绍祖当伍修权亲子,误会年年都有。
得胜并不意味着安宁。1945年起,伍修权奔东北前线,张毓兰却在延安染上肺结核。药品紧缺,加上营养跟不上,病情日渐恶化。1948年初,她终究挺不过去。弥留之际,只说了句:“你坐过来,再看看我。”这一幕成了伍修权心底抹不去的痛。
妻子走了,家却不能散。孩子要上学,他又是忙到半夜的参谋长。组织上劝他重新组建家庭,目的是有人照料后方。徐和这位翻译出身的女知识分子,就这样进入视野。年龄相仿,文化契合,更重要的是她愿意接纳前妻留下的四个孩子。
一年相处试探,彼此确认能将日子过稳,两人登记结婚。之后生下第五个女儿,于是“五朵金花”凑齐,家里的独苗“罗天福”反倒像被众星捧月般珍贵。徐和不止一次半开玩笑:“家有灵芝草,姐妹都是护花人。”
时间拉回到老战友那间火墙炕屋。面对女主人的直率疑问,伍修权轻声解释:“毓兰1948年病故,这是后来一起过日子的徐和同志。”说罢,他递上一包老北京奶糖。沉默几秒后,女主人叹了口气:“毓兰命苦,但你没忘旧情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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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桌上话题自然而然转到当年前线。谁在黑山阻击战险些失联,谁在兴凯湖拼刺刀被冻透。徐和插不上战斗细节,却能把每个人的名字、军衔、子女就业情况一一记清。老战友拍着腿感慨:“你这记性,换成咱们写战史都够格。”
有意思的是,酒过三巡,女主人又冒出一句:“有些人嫌糟糠见光了不体面,你还是老实。”大伙笑声里带些酸楚。新中国成立才几十年,干部再婚从尴尬到被理解,观念悄悄改变。大家知道,这不是个人之幸,而是时代进步的缩影。
席散时月色已白。伍修权把赠给战友的《苏军战史译本》往提包里塞得更牢,他是想让老哥们看看世界军事的新门道。临别前一句告诫留在门口:“身体要紧,别把咱当年那些老毛病又拖出来。”旁人听着像普通叮嘱,其实是老战友之间特有的暗语——战争时期留下的隐疾一拖就成大病。
火车返京途中,徐和靠窗打盹。车厢灯光摇晃,她肩头那件旧呢子大衣补过三次,袖口已磨白。伍修权收起刚读完的作战学术期刊,目光停在补丁处良久。战火岁月留下的缺口,被这块布补上;家庭里的断裂,也在另一段婚姻中缝合。历史从不因个人悲欢暂停,可个人总要在历史洪流里找法子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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