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因李自成攻京时拿不出百万军费

1644年3月17日，北京城墙外马蹄声沉，城里烛影摇，崇祯在乾清宫来回走，户部账册翻到最后一页，白银仅剩7万两，不是拿不出百万，是连十万都聚不齐，守城兵的饷已经拖了三个月，营门夜里有人翻墙不回头，口谕下去让勋贵捐资助饷，首辅魏藻德写了500两，国丈周奎写了1万两，一张回条摆在案上，合起来还不抵一个城门的欠饷。

这根绳子不是一夜断的，万历六年的册页打开，军事开支压到财政的58。6%，赤字写着45万两，赤字率2。5%，那会儿还不算大仗，等到辽东烽烟起，军费像雪球，1551年各边饷银525万两，修边赈事上去又加800余万两，合在一起看有1300万两，正税加派余盐算总账900万两，空出来的口子400万，纸上有数，库里没银。

钱沉到哪里去，先看宗室，嘉靖八年的统计写着8200人，万历三十三年翻到后页已经15。7万人，万历初年的全国支出1854万两，供养这一支要552万两，占到29。76%，亲王一人的年俸1万两，地方台账往上报，按下去一笔又一笔，税不增，人却在涨。

军费的底座原本靠卫所屯田，纸面上士兵自给，地里头荒草旺，董应举想把田再种起来，衙门口的阻力一层套一层，指地为投献，拿佃户出气，屯田做不动，只能把手伸向田赋，亩亩计征，小农背担越来越重，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负担被转出去，张居正推“一条鞭法”，赋役折银，规矩刚立住，人一走茶就冷，旧法又拐回头路。

货币这条脉也堵，嘉靖要禁私铸，市面一停摊，禁令落不下去，万历要收矿税，州县里风声紧，冲突起在街口，纸面上写的规条推不动，崇祯再想加税，朝里举手的人站了起来，言语只谈名义不谈账本，国家想从商税矿税里抽一根稻草，手伸过去被轻轻挪开。

城外的旗帜已经压到近处，崇祯临时加征“三饷”，辽饷剿饷练饷，一亩地多加9厘，账本上不多，落到田里就紧，陕西旱好几年，颗粒无收，差役催税挨家挨户敲门，家里先卖地，再卖牲口，再卖孩子，卖完没路走，队伍就往沟壑里聚，闯营的旗子写着“不纳粮”，听的人抬起头，脚跟一挪就跟上去了。

崇祯也在四处找钱，太监带着牌子下去催税，到了地方被架住手脚，收不上来，勋贵再议捐输，国丈周奎说家里清简，闯军进城后从他家抄出现银53万两、黄金数万，朝服挂在墙上，箱底沉得手发酸，百官一一报数，魏藻德写500两，自称清直，后来夹壁里又搜到3万两，账上是一套，墙里一套，银子和字分开走。

临到关口需要的其实不多，崇祯想要的是100万两，守城5万人，每人一笔20两，军心能稳，粮和火药再添一点，守足一个月的气力，勤王的队伍在路上，关宁铁骑说3天就到，户部尚书倪元璐把话说死，太仓里面只剩7万两，连三天军费也不够，崇祯站在殿里，额头撞在柱上，血顺着檐下滴落一串。

有人讲气数，落到纸面就是财政，两百年的结构负担，一层层叠上去，税基薄，钱路窄，货币不稳，征收的工具生锈，信任的绳子松了扣，李自成进城，不像攻破，更像推门，屋里回声空，空城两个字在风里打转。

煤山前的一张血书，写着“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字是重的，情是直的，制度像网，人人在网内行走，手脚都被绳结带着，崇祯也是其中一股线，拉不开，也顾不全。

把这页翻过去，能记住的事就几条，钱要看得见，账要对得上，开支有底，收入有根，军费要算到点，赋税要落到地，信息要说实话，治理才能稳住身段，数字不是冷的，历史的重量就压在这些数字上，手里有账，心里有数，国家的路才走得直，稳住基石才有后来者可以站稳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