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古代知县，你怎么样才能升官？

不才，看了《大宋提刑官》，看了不少官吏判了很多冤假错案？在想，古代官吏如此不堪？总是胡乱判案？后来细想，假设一个七品芝麻官真的要升官，如果没有关系，就只能靠业绩了，哪来的业绩呢？平时哪来那么多凶杀，哪来那么多重案，想想他们乱判结案又快，业绩又好，升官真是指日可待了。如果你是古代知县，你又会怎么升官呢？

下面以明朝作为背景（明朝的官僚制度成熟，史料丰富，且知县晋升路径清晰，具有代表性），虚构一个叫陈致礼的人物来描述一下一个知县的升迁之路。

万历十五年，陈致礼从吏部领了告身，赴任浙江绍兴府山阴县知县。当他的青呢小轿穿过县衙“明镜高悬”的匾额时，心情己经从激动中平静下来，并开始思考起如何做好这个知县为下一步的升迁铺路。

明代知县的晋升路径，《明史·选举志》记载明确：“外官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然后黜陟。”但这只是纸面文章。实际上，据万历年间《吏部职掌》载，全国每年约有十名知县能升任知州、同知，二十名能调任京官。

陈知县面对的是全国一千三百多个知县中的激烈竞争。

上任次日，他便召来钱谷师爷，翻阅《赋役全书》。

明代考核地方官有“八法”：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但升迁的关键在于完成三项核心任务。

1. 赋税征收：不得有欠

万历初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后，赋税征收成为考核首项。陈致礼需确保山阴县每年五千二百两银、三千石米的“起运钱粮”颗粒不差。

为此他做了三件事：重新清丈全县田亩（万历清丈尚在推行中），查出隐田三百亩，岁增银八十两；推行“滚单法”，十户一单，互相监督缴纳；对实在贫困的三十七户，动用“存留粮”暂垫，避免他们沦为流民影响考成。

这些举措记录在《赋役黄册》和《鱼鳞图册》中，年底将成为他考绩的实证。

2. 治安维稳：盗案必破

明代实行“盗贼提补法”，命案、盗案限期侦破。山阴县临海，常有倭寇残余骚扰。我上任三月，适逢海盗劫掠盐场，陈知县立即做出部暑：调动民壮一百人，联合卫所兵设伏；悬赏五十两缉拿匪首。三日内擒获七人，追回盐引三百引。

此事他详写呈文，附卫所千户联名保结，通过驿站六百里加急直送浙江按察使司。按《大明会典》，地方官捕盗有功“纪录在案，候升迁时酌量优叙”。

3. 教育科举：产出人才

县学的成绩直接影响知县升迁。陈知县每月朔望日必至县学，亲自讲解《四书大全》。对贫寒学子，从“养廉银”中拨出五十两设立“膏火费”。万历十六年乡试，山阴县中举五人，其中两人是他亲自指导的寒门子弟。捷报传来，他立即修书向座主（乡试主考官）报喜，这不仅是政绩，更是人脉的投资。

陈知县的进士出身是资本。殿试后，他定期向座师致“冰敬”“炭敬”。每季托人带绍兴黄酒、香榧进京，附上详细禀帖：不单问安，更要展现治县心得。如处置豪强占田案时，特意写道：“忆昔座主训‘执法当如松风明月’，学生谨记，今案已结，阖县称快。”这些话会被他的座师在茶余饭后提及，成为陈致礼在京城的“口碑”。

每月初一，陈知县必参加绍兴籍官员的“乡祠聚会”。这里能见到浙江布政使司的郎中、给事中。他不直接求事，而是讨论时政：万历皇帝久不朝政、漕运改革利弊、倭寇新动向。见解被同年带回京城，渐渐在吏部考功司挂了号。

更重要的是与同年进士的互助。在江西任知县的李同年遭水灾，他紧急调拨绍兴储备粮五百石支援，附信：“昔年同饮琼林酒，今日共担百姓忧。”次年陈知县需在京察中获“考语”，李同年之父恰是都察院御史，一句“该员颇识大体”让他在考核中脱颖而出。

对知府、巡按，陈知县恪守“三日一禀，五日一见”的规矩。但不止于此：浙江巡按御史视察时，他不展示县衙的整洁（那是本分），而是带上司去看三个地方：新建的“惠民药局”（显示仁政）；；疏浚后的护城河（显示实干）；耆老称颂的万民伞（显示民心）。

临别奉上的不是金银，而是亲手编纂的《山阴风土记》，内附全县丁口、物产、古迹的考证。巡按回京后，在给皇帝的《巡浙疏》中专门提到：“山阴知县，儒吏也。”

次年浙江大旱，朝廷严令赈灾。陈知县做的不只是开仓。他首先登记全县存粮，强迫大户平价售粮；然后以工代赈，组织灾民修葺海塘，发放粮食；最后撰写《赈荒事略》，详列救活人口、修筑工程，刻印分送各衙门。这份报告被浙江巡抚赏识，转呈户部。次年京察，陈知县获“治事精勤，惠爱在民”的考语。

万历二十四年，税使孙隆抵达浙江。许多知县因抗拒而遭贬黜。陈知县提前研究孙隆背景：原司礼监太监，好风雅。

当他来到山阴，陈知县不谈赋税，先陪他游兰亭，拓《兰亭序》碑帖相赠；在接风宴上，让县学生演唱自己写的《榷税谣》：“天子爱民频减税，貂珰承命本公心……”；最后才呈上精心准备的税银：比定额多一成，但注明“百姓乐输”。

孙隆回京后，在万历皇帝前说了句：“山阴令，知礼者也。”这句话让陈知县在宦官势力猖獗的万历朝，躲过了多次风波。

当吏部行文征询陈知县升迁意向时（明代后期有此惯例），他面临选择是：留守知县，可加从六品衔，但实职不变；平调他县，可能更富庶但考核重新开始；升任知州，正五品但多是偏远地区；调入京城，从六部主事做起。

陈知县选择了最艰难但最有潜力的路：申请调入京城任刑部主事。理由有三：一是有断案政绩；二是刑部尚书与其座师有旧；三是在京城能靠近权力中枢。

为此他做了许多准备：将任内所判疑难案件编成《山阴谳牍》，请浙江提刑按察使作序；通过同年将谳牍抄本送刑部郎中评阅；在吏部考功司朋友暗示下，主动申请“刑部云南司主事”（云南司管浙江刑名）。

吏部文书终于抵达，升刑部浙江司主事，正六品。当陈知县交接县务时，不是志得意满，而是想起《大明会典》里的那句话：“府州县官，亲民最要。”

九年间，他完成了所有明面考核：赋税无欠、盗案尽破、科举有成、灾荒无虞。更经营了从京城到省城的关系网：座师的提携、同年的互助、上官的举荐。最重要的是，他在几次关键抉择中都选对了方向——不是最安逸的，而是最能展示能力且契合朝廷需求的。

离任那天，山阴耆老送了一块匾：“泽被剡溪”。陈知是收下了，但让人悄悄收进行囊。因为他知道，在京城刑部，需要的是“明刑弼教”的刚正形象，而非地方官的“惠爱”之名。

轿子出了山阴界，陈知县，哦，不，现在是陈主事了，翻开《大明官制》：正六品主事之上，还有五品郎中、四品侍郎、三品尚书……

不过，这条路上，他已经掌握了最重要的生存法则：在遵守朝廷规矩的前提下，让人看到你的价值；在维护官僚体面的同时，让人记住你的面孔；在完成地方治理的间隙，让人听见你的名字。

而这一切的起点，是九年前那个清晨，陈致礼走进山阴县衙时，在第一份赋税册籍上，用朱笔批下的那个“准”字——既是对百姓生计的承诺，也是对自己仕途的押注。

在明代这个庞大而精密的官僚机器里，一个知县的升迁，从来不是奇迹的产物，而是每一步都算数的行为艺术。

就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