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统来电”到全球舞台：这位华裔大佬如何站上AI、资本与地缘政治的中心

FX168财经报社(北美)讯 在2月的生日当天，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Jensen Huang）和妻子在家里切蛋糕庆祝。他注意到手机上有几个来自陌生号码的未接来电。

这位处在人工智能热潮核心的科技掌门人本想忽略它们，但电话又响了。“你好，Jensen：我是特朗普总统。”电话那头的声音说。

黄仁勋家的狗开始狂叫，几乎盖过了谈话声，他起初以为这是个恶作剧：“我说，‘真的么，你是特朗普总统？’”他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回忆道。这通临时来电最终变成了一场持续45分钟的交谈。

对于一位在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里几乎不为硅谷之外所知的科技高管而言——在那段时期，英伟达的芯片甚至不被视为技术主流的一部分——这通电话标志着特朗普与这位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之间一段不同寻常关系的开端。黄仁勋是台湾移民的儿子。

黄仁勋进入权力走廊的努力在本周结出果实：英伟达宣布将再次被允许向中国销售先进AI芯片，而这一点曾遭到美国国家安全体系内许多人士的反对。

长期以来，芯片一直是数字世界里不受宠的“继子”，相较于它们驱动的设备与其上运行的服务，它们往往被忽视。但今年，芯片已经成为席卷商业与金融世界的AI狂热背后的关键推动力。

《金融时报》将黄仁勋评为年度人物，正是因为他在这一转变中所扮演的角色。黄仁勋处在私营部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计划之一的中心——这项计划既支撑了美国经济，也维持了股市繁荣；同时，他也是推动一种有能力重塑整个行业的技术被加速采用的重要力量。#AI热潮：从芯片到资本的竞赛#

英伟达如今已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并且在今年某个阶段成为第一家市值突破5万亿美元的企业（周四晚间其市值为4.4万亿美元）。黄仁勋本人预计将在2025年末拥有超过1600亿美元的净资产，跻身全球最富有的前十人之列。即便最终证明当前估值被高估、股价下跌一半，英伟达的市值也仍达到2021年末的三倍。

（来源：金融时报）

黄仁勋一向告诫科技行业的领先优势非常脆弱，他也会是第一个提醒人们警惕自满风险的人。中国芯片制造商华为在先进芯片设计方面已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而以谷歌为首的一些大型科技公司也在开发自研芯片，与英伟达竞争。

然而，在ChatGPT的推出引发全球AI竞赛三年之后，英伟达在AI芯片制造领域的领先地位依然展现出惊人的韧性。

如果这种新获得的显赫地位把黄仁勋推到公众面前，成为一种“科技先知”和“愿景者”的角色，他显然已准备好承担这一头衔。他称英伟达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科技公司之一”，说这句话时带着他惯有的那种不动声色的笃定。

“我们花了30年发明出来的计算技术，如今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所有计算。”他说，“我们正处在构建一个全新产业的进程中，这个产业能够生产数字智能。”

2025年将被记作数据中心进入公众视野的一年。为了满足未来AI需求，各方竞相建设巨型新算力设施，使数据中心建设成为疲弱经济中的一抹亮点，贡献了美国GDP增长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作为数据中心成本中约占一半的AI芯片的主要供应商，英伟达的命运由此大幅攀升。

在一些批评者看来，黄仁勋决定用公司现金投资其他AI公司（其中包括英伟达自己的客户），是一种危险的“循环式交易”，可能人为抬高对其芯片的需求。

但黄仁勋将这种“撒钱”描述为培育更广泛AI生态系统的一种方式。他说英伟达的投资规模是“数十亿美元，而我们的业务规模是数千亿美元”，因此这些投资太小，不足以对整体需求产生太大影响：“这远不足以为我们客户购买芯片提供资金。”

自今年夏天以来，英伟达还做出了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承诺，包括未来几年可能向OpenAI投入高达1000亿美元。随着对泡沫的担忧升温，其他AI领军人物（包括OpenAI的山姆·奥特曼）已公开警告风险。但黄仁勋以典型的工程师心态，拒绝去想象超出自己可控的交易以外的事。

“关于投资的讨论有很多发烧式的热度，但真正的投资人其实非常自律。”他坚持说，“我看到的大多数真正掏支票的人都相当克制。”

当黄仁勋开始谈论支出的理由以及这种支出可能持续多久时，他显得尤为投入。他宣称，全球数字基础设施需要一次彻底改造。

“我们用了60年才走到今天，”他说，“要把全世界的计算机现代化，不可能只用两年。”

黄仁勋是电气工程师出身，自33年前与两位伙伴创立英伟达以来一直领导这家芯片制造商——这一任期超过任何其他顶级科技公司CEO，他谈起这一点时颇为自豪（迈克尔·戴尔开始得更早，但曾短暂离开管理层）。直到2021年，英伟达的大部分业务仍是为游戏爱好者制造图形芯片，黄仁勋也一直生活在相对狭窄的技术世界中。

黄仁勋今年那种带有说教色彩、并且迅速切入挑战普通听众的主题的演讲风格，也在一系列全球各地、半即兴、马拉松式的主题演讲中反复展现。听众未必熟悉他爱谈的芯片架构与高级软件细节，但他的明星效应仍然能填满体育场。他标志性的皮夹克——今年还出现了带闪光效果的版本——已成为一种堪比史蒂夫·乔布斯高领衫的强势个人品牌。他与三星、现代高管勾肩搭背喝啤酒的视频也曾爆红网络。

“实时制造智能在世界上是全新的。”他说，“每个国家都会拥有它，每家公司都会使用它，每个行业都会拥有它。这个‘制造智能’产业规模可能达到数万亿美元，而且它才刚刚开始。”

英伟达的发展由一系列其他人看不到或不愿冒险的赌注塑造而成。黄仁勋将其归因于对自身能力的信心——在一小群亲密副手的支持下——去识别那些有能力重新排序世界的技术力量。

“看见未来的能力，以及对一个想法形成深度信念的能力，最终取决于能否回到第一性原理进行推理。”他说。黄仁勋称他“每天早晨都会”对自己的信念做“直觉校验”。

黄仁勋最早的赌注之一，是传统芯片设计最终将无法满足微处理器不断增长的需求。在他看来，英伟达游戏芯片的架构可能成为一种潜在继任者，先从科学研究所需的高级计算开始。数年之后，他又进行第二次押注：开发一层软件，让更广泛的开发者群体能够更好地调用芯片能力。

这两项探索都很昂贵，且进入了当时需求极少的新领域。“没有客户要求它。没有竞争对手在做类似的东西。所以你只能独自前行，得不到任何外部确认。”黄仁勋说。直到后来，机器学习才成为他所设想的“科学计算梦想”的完美应用。软件层Cuda让开发者在英伟达芯片上构建AI应用比在竞争对手芯片上更容易，使其成为公司最主要的战略武器之一。

英伟达销售主管、黄仁勋最亲密的知己之一杰伊·普里（Jay Puri）说，芯片世界里充斥着预测技术未来的“准预言家”，但黄仁勋罕见之处在于，他有决心下重注并坚持到底。“有梦想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他说。一旦黄仁勋形成想法，即便多年投入压缩了利润、激进投资者开始盯上公司，也很难让他偏离航线。

为解释这种性格特质的来源，红杉资本前主席、英伟达早期投资人迈克·莫里茨（Mike Moritz）提到英伟达早年因首款芯片失败而濒临破产的经历。他说，黄仁勋带领公司走出危机时展现出的“韧性、坚韧与卓越”，是后来那种定力的最初信号。

韧性一直是黄仁勋身上的重要特质。“我从醒来工作到睡觉，”黄仁勋说，“我没有任何爱好。第一件事是照顾家庭，然后其余100%都是工作。”

这种对工作的贪婪投入与对工程细节的高度关注，塑造了一家管理结构异常扁平、围绕CEO运转的公司。黄仁勋表示，公司有50到60位高管直接向他汇报——他不确定具体人数——并且他不喜欢传统的公司等级架构。“信息传递很容易出错，人们也会觉得缺乏授权。”他说。

普里解释说，部分目的就是打破多数公司常见的权力中心：在那里，“人们试图通过掌握信息来获取权力”。他说，“他不希望人们有地盘意识。”

黄仁勋声称，这种做法培育了一种韧性的文化，他把英伟达员工视为“家人”。

但他也是一个要求极高的老板，有时会当着他人的面斥责高管。黄仁勋本人喜欢把这种公开训斥说成一种策略。他说，管理者常见的做法是公开表扬、私下批评，但这“恰恰与你应该做的相反”。更好的方式是公开暴露问题，让所有人都能从失败中学习。“这就是我们在优化的目标。”他说，仿佛任何情绪爆发都只是又一次工程调参。

但对那些被他训斥过的人而言，感受并非如此。

“当他投入进去时，他非常强烈，强烈到会让人觉得像针对个人。”普里说，“但其实并不是针对个人——他就是非常强烈；这关乎我们正在解决的那个问题，以及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

黄仁勋也承认，今年被推上地缘政治舞台对他而言是个挑战。他说，政治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不会用技术语言交流，而技术语言是我的母语”。

然而，黄仁勋今年最大的“战功”之一，是他与特朗普白宫打交道的能力。除了在共同露面时对总统表达恭维之外，他也展现出与特朗普偏好的那种交易式谈判相契合的手腕——先是配合总统访问中东之行，向沙特和阿联酋达成一笔重大芯片销售；随后又同意将英伟达对华销售收入的一部分交给美国，以换取出口许可。

尤其是对华出口许可的突破，在反对者中引发强烈不满。“这个策略就是全方位地讨好特朗普，没有任何微妙之处。”华盛顿一位批评者抱怨说。

与他在华盛顿的努力相呼应，黄仁勋也在努力争取北京方面的支持。莫里茨将其归功于黄仁勋不知疲倦的“穿梭外交”，其行程还包括台湾——英伟达设计的芯片正是在台湾进行制造。

在美国与中国围绕科技政策的裂痕不断扩大的背景下，想要两边周旋变得越来越困难。黄仁勋上月曾在一次即兴评论中预测，中国会赢得与美国的AI竞赛——这种不设防的观点他通常会小心翼翼地避免公开。他也明显流露出对中国科技崛起背后那种技术官僚式推动力的欣赏。

“（中国）领导人是建设者，他们是工程师。”他说。在AI方面，“他们跑得很快，监管非常非常轻”。相比之下，他补充说，“大多数西方领导人是律师、是监管者。我们试图在问题发生之前就先避免它们。”

但如果这听起来像是更偏好北京在AI方面的做法，他很快又回到外交式表述：“每种制度都有优点和缺点。”他说，同时指出中国的做法也有弱点（例如在新兴产业容易造成产能过剩）。

批评者质疑黄仁勋是否能获得任何持久优势。拜登白宫前高级技术顾问克里斯·麦圭尔（Chris McGuire）说：“中国不会满足于依赖美国半导体，他们已经说得很清楚。”

对黄仁勋而言，让英伟达产品在中国变得不可或缺，与在其他市场站稳脚跟并无不同。“我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公司在与我竞争，我很确定他们也希望把我挤出去。”他说，“我们必须靠自己赢得留在这里的权利。”

谈到AI可能如何改变世界时，黄仁勋并不完全遵循硅谷的一些主流观念。有时，人们会觉得科技精英分裂成两派：“末日论者”和“加速主义者”——前者担心AI会失控并造成灾难性伤害，后者则希望快速奔向新的超级智能形态。

黄仁勋对两派都不以为然。他驳斥那些预言AI将导致灾难性失业的末日论者。迄今为止，AI更多是承担了人们工作中的狭窄部分，而不是把人们直接赶出职场。“我认为人们混淆了任务自动化与一份工作的目的。”他说。

与此同时，他也对AI讨论中常常出现的未来主义想象缺乏耐心，比如谈论某种终将超越人类能力的新智能形态。“通往一种难以描述的通用人工智能的路线图并不清晰，”他说，并补充，“我也不认为它有那么重要。”

相反，他将AI的下一阶段描述为一项工程挑战——把ChatGPT等服务背后的技术改造得更具普适用途。“AI不仅仅是聊天机器人，”他说，“AI覆盖了世界上大量行业。我认为AI无法在广泛工业生产率层面兑现承诺的概率非常非常低。”

当你把这些话与埃隆·马斯克那类科技幻想并置时，它听起来显得格外不戏剧化、甚至有点朴素——后者描绘的是太空旅行和机器人助手军团的未来。

黄仁勋对此毫不掩饰。“我尽可能远离科幻。”他说，“我不认为对AI未来进行幻想是有帮助的。它会让人们要么过度投资，要么投资不足。我尽可能保持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