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儿子付不起女儿学费，当砖窑工人，毛主席：可以适当照顾

1953年3月，长江面上春意初动。毛主席登上“长江”舰检查水陆联运，船刚驶近安庆河段，他忽然指着远处起伏的独秀山追问：“那边山名可是因陈独秀而来？”一句话，把船舷上的随行干部问得张口结舌，也把一段几乎被尘封的往事推回了众人眼前。 傅大章很快反应过来，低声介绍山名渊源，又提及陈独秀遗孤陈松年的近况——在窑厂做重活，一家人日子紧巴到女儿学费都凑不齐。毛主席听完，沉默良久，仅留下简短一句嘱托：“可以适当照顾。”话语轻，却改变了一户人家的命运。

将时间拨回两年前的冬季。安庆近郊的砖窑里，昏黄油灯投下大片影子，一个五十来岁的工人挥锤碎土，棉衣破旧，袖口的泥浆结痂般干硬。工友们只知他姓陈，脾气温和，干活从不喊累，却不知他的父亲曾是中共早期领袖。那人就是陈松年。

1913年，三岁的陈松年在堂屋外被抓捕袁世凯密探追逐，慌乱中一头栽进邻家水缸；也是那一年，陈独秀因为“反袁”奔走各地。缺席的父亲给儿子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不断搬迁与常年空着的矮方桌。

1932年冬，陈独秀因撰文抨击国民党，被关进南京模范监狱。探监时，陈松年隔着铁栅喊父亲，声音低到近乎呢喃，怕惹事，也怕父亲听不清。陈独秀淡淡回了一句：“好好活。”这简单的三个字，后来成为陈松年撑过无数困厄的精神支点。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提前释放政治犯。陈独秀出狱时，两手空空，只能投宿在陈松年狭窄的租屋。父子相依，日子清苦，但争取到一线亲情，相互都显得心安。 1942年，陈独秀病逝于江津。葬礼非常简陋，连棺木都是邻里临时拼凑的薄杉木。陈松年把墓碑署名“陈乾生”，这是父亲早年笔名，他想用这个办法躲过特务的注意。

解放后局势稳定，可贫穷仍像锈斑附在生活表面。陈松年和妻子靠教书糊口，四个孩子学费叠加，每到开学就得拆东墙补西墙。大女儿高中毕业表示退学，母亲硬撑着说：“勒紧裤腰带也得读。” 妻子后来为了补贴家用，去铁路工地抬枕木，又夜里糊火柴盒。过度劳累使她染上肺病，咳血不止，两个月便撒手。丧妻、欠费、孤儿，三座大山叠在陈松年肩上。无奈之下，他进砖窑做最重的拉坯工，一天两顿红薯就算伙食。

毛主席那句“适当照顾”传到安徽省委，紧接着的通知有两项：追认陈延年、陈乔年为烈士，发给陈松年一次补助三十元。别小看这三十元，正好顶一学期费用。陈松年拿到补贴，反复抚摸烈士证书，眼圈通红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1958年，大炼钢铁号角震耳欲聋，砖窑火候比往年凶猛。陈松年仍在生产第一线，只是身份有了变化——省文史馆临时研究员，夜间查阅父辈手稿，白天帮工友出力。他曾向熟识的干部感慨：“主席记得我父亲的功，也算给孩子们指了条光路。”

1976年清明，古稀之年的陈松年回安庆祭父，草木葳蕤，坟冢竟已淹没在杂树间。当地老农拉他一把，指出一块残破土丘：“在那儿。”几个月后，他向政府申请整修墓园；批示很快下达，预算一次到位。他亲笔拟碑文，用“子松年泣立”四字落款，笔锋极稳，却晕出大片泪痕。

1979年10月，新碑完工。次年，他被正式调入安徽省文史馆，每月有固定津贴，家里再也没有为学费烦心。四个子女三个大学毕业、一名中专分配到医院。有人问他此生遗憾何在，他沉默片刻，只用一句老话作答：“欠账总算还清了。”

1990年夏，陈松年病逝，终年八十。整理遗物时，子女发现那张三十元补助的收据，他在背面写了行小字，字迹已淡： “国家记得我父，便也记得我。”

距离毛主席那声叮嘱，整整过去了三十七年。陈家坟茔旁，新铺的水泥路亮得刺眼，行人匆匆。有人驻足读碑，却鲜有人知道，从砖窑到文史馆的苦旅，靠的是一份执拗的信念——好好活，然后把学费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