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的一夜,“校长,他还是那副倔脾气。”侍从长压低声音】蒋介石抬眼,没有回答,只把手里的佛珠拨得更快。那一年,他刚把宣侠父从西安接到南京,本想收回这颗不安分的棋子,却发现对方仍旧锋芒不减。蒋介石似乎预感到,自己迟早要为这名学生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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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侠父第一次闯进蒋介石的视线,是1924年盛夏。当时黄埔军校才开学半个月,身为校长的蒋介石忙着巡视队列、安置教官,却突然听到学生议论:“咱们这位校长,看着活像个新军阀。”说话的人正是宣侠父。那小伙子生得又黑又高,站在队列里特别显眼。蒋介石随即把他叫到办公室,连问三句什么是军阀。宣侠父倒背着手,一字一句:“不问是非,只要下级服从,那就是军阀。”语气冷硬,连窗外的知了都停了叫。
蒋介石当时并没动怒,他心里清楚,这名来自浙江诸暨的年轻人写得一手好文章,学员里难得的才子。可是,当特别党部要在各区队推选党小组长时,蒋介石按惯例动了点“校长特权”,名单直接拍板。宣侠父不吃这套,拉着同学写报告,坚持由学员民主推举。那封报告摆在蒋介石案头,浓墨泼洒,字字戳心——“军校若失监督,易生独裁”。蒋介石面沉如水,再度召见宣侠父,训斥、禁闭、限期悔过,一套程序一气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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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蒋介石派人去问悔过书。宣侠父抬头:“我无过。”这句话把蒋介石彻底点燃,开除令当场落印。黄埔一期四百多学员,无人再敢碰铁板,宣侠父成了唯一被开除的学生。有人评价,这一纸手令,是蒋介石同宣侠父长达十四年生死角力的起点。
被逐出广州后,宣侠父辗转北上,投奔冯玉祥。冯玉祥喜欢敢说话的青年,把他留在国民军编行营。将西北多年的藏汉纠纷摆在他面前,这位笔杆子愣是跑遍山沟寺庙,坐在氆氇上同活佛论三民主义,硬生生让十年旧账“化干戈为共守边”。冯玉祥感慨:“他的口才能顶二百门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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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北伐烽烟启,宣侠父在陕西设政工人员训练班,开口闭口“抗日”,说得一批年轻军官血脉偾张,一度影响了蒋介石集中力量“剿共”的部署。九一八之后,他又和吉鸿昌一道主张出关抗日,直接敲在蒋介石的痛处。蒋介石明面上对日不抵抗,却要保证内战节奏不乱;宣侠父四处鼓噪“攘外必先团结”,让他骑虎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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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蒋超雄把宣侠父的困顿情形带到南京,说人已经在自己府上吃住一年。蒋介石心里盘算,这是降服的好时机,于是派车把宣侠父接来,寒暄几句后随手签下一张委任状——“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少将参议”。他以为官位、俸饷、南京的舒适生活能让这位旧学生归顺。谁知宣侠父白天穿军装进机关,夜里仍同地下党联络,像条游弋在水下的鱼,动作悄无声息却波纹四起。
到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迫切需要各路人才。老黄埔同学拉了宣侠父几次,他都一笑置之,还劝胡宗南“别在关中恋栈,枪口对外才是正道”。蒋介石感到威胁正在逼近:若再放任不管,整个西北军心可能松动。于是,他圈定最可靠的蒋鼎文执行“特别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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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中旬,西安阴雨。林伯渠约宣侠父赴蒋鼎文公馆洽谈物资调配,两人分乘不同的车离开。路口暗灯下,三名便衣把宣侠父围住,送进一辆无牌卡车。第二天清晨,西安郊外一处废弃篮球场传来枪响,随后井口落水声。宣侠父遇害,没人敢声张。蒋鼎文对外宣称“人外出未归”,还指挥警察大张旗鼓“搜寻”,演了一出自欺剧。
半个月后,一名特务嫌奖金少,跑去向中共地下组织谈条件。消息传到延安,周恩来当即电问蒋介石。南京方面先说“叛逃”,后说“不知去向”。内线证明人已死,逼得蒋介石松口:“他屡背吾志,不得不除。”此言一出,国共合作的瓦缝露出血迹,却已无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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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黄埔一期学生一向自诩“家长心态”,但对宣侠父,一次开除、一次暗杀,前后十四年,步步升级。有人评说,蒋介石惧怕的并非宣侠父本人,而是他背后代表的政治道路——那是蒋介石无法掌控、却又必须面对的另一种中国。这种恐惧,最终以子弹的方式解决了个体,却没能消除历史推力。不得不说,宣侠父的生命虽止于枯井,留下的震荡却在政治、军队、思想三条线同时扩散;而蒋介石一纸手令,也在档案里为他写下“终极敌人”的身份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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