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炎：牺牲时年仅26岁，周恩来为其儿子起名，外甥曾任国家总理

1927年7月19日，一位年轻的革命者昂首走向上海的一处刑场，他叫赵世炎，年仅26岁，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

就义时刻，他没有豪言壮语，而是用沉默书写忠诚，用热血点燃信仰的星火。

就是这样一位青年才俊，是周总理眼中的栋梁，李大钊心中的希望，还是后来任职国家总理的李鹏最怀念的亲人。

当我们翻开这段历史，不只是为了纪念一个名字，更是为了聆听那个时代最铿锵的呐喊......

思潮激荡

1901年4月13日，重庆酉阳龙潭镇一户赵姓人家喜迎新生儿，此子唇红齿白，眉目清秀，令人一见便生欢喜，便是赵世炎。

他在家中排行第八，是九个孩子中最受宠爱的小儿子，四岁便被送入私塾启蒙，跟随两位名师陈德元与李玉昆读书识字。

在私塾里，赵世炎听到的不止有《三字经》与《论语》，还有辛亥风潮、洋务新政、维新志士……很快就对书本之外的世界充满了好奇。

然而，真正将“爱国”二字刻入他心里的，是二哥赵世珏，也是赵家最“叛逆”的存在，早早离家投身革命，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

1911年，辛亥革命的烈焰自武昌点燃，迅速蔓延全国，赵世炎做了一个令整个家庭震惊的决定，剪掉辫子，在当时无异于公开反叛封建秩序。

母亲陆碧莲看到儿子头发尽失，几乎要晕厥过去，倒是父亲赵登之出人意料地拍了拍儿子的肩膀。

“有志气，是我赵家种。”

1912年，赵世炎进入龙潭高级小学，遇到两位影响他深远的教师，王勃山与赵世珏（并非兄长同名），两人皆为思想激进者，私下常向学生传授反帝反封建理念。

渐渐地，他在学生中间成了“讲新思想的小先生”，经常将二哥寄回来的书分享给同学，一边读，一边讲，老师们都说，这孩子不像是读书的料，倒像是干革命的种。

1914年，赵世炎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毕业，彼时的他，还不知道这份少年热血会将他带向何方，但在他剪掉辫子的那一刻，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可回头的路。

1915年春天，他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在当时是中国思想最为活跃的摇篮，校园里到处弥漫着新文化气息，赵世炎初到北平就被这里浓烈的思辨氛围深深吸引。

他第一次见到李大钊，是在一次公开演讲上，讲堂挤满了人，李大钊讲的不是经史子集，而是“新世界”的概念，赵世炎坐在人群里，听得心潮翻涌。

课余时间，他开始频繁出入李大钊主办的《新青年》编辑部，也结识了一批思想活跃的同学，思想被不断点燃，文章被陆续刊登在《少年》、《平民周刊》等进步刊物上。

“国家之不昌盛，在于民智未开；社会之不平等，根于思想未解放。”

1919年，巴黎和会消息传来，中国代表团在青岛主权问题上受尽屈辱，举国愤怒，北平城内风起云涌，街头贴满了标语。

五四运动爆发的那天，赵世炎站在人潮中央，他是冷静的指挥者，组织师大附中的学生结成宣传小队，分头向路人讲述真相，张贴传单。

运动的浪潮不仅改变了一个时代，也彻底改变了赵世炎的命运，他在思想上更进一步，李大钊多次邀请他到家中谈论马克思主义。

从那以后，他常常在校内组织读书会，带领同学学习社会主义思想，还参与创办《工读》半月刊，撰写关于工人处境的调查文章。

他笔下的“工人”不再是抽象的名词，而是北平街头那些衣衫褴褛却依然坚毅生活的人们，他深知，若要真正改变社会，必须让这些普通人觉醒。

几年后，当他再一次离开北平，登上驶向法国的轮船时，行囊里放着《资本论》的法文版、《向导》杂志的剪页，还有李大钊亲笔题写的八个字，“求真务实，救国救民”。

那是他青春的注脚，也是此生的方向。

星火燎原

1920年春天，刚满19岁的赵世炎，背起行囊登上了远赴欧洲的轮船，彼时，勤工俭学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不少中国青年怀揣理想漂洋过海，他便是其中之一。

初到巴黎，他租住在西郊一处简陋的阁楼，白天在工厂打杂维生，晚上蜷缩在楼顶，用夕阳余晖照亮书页，自称“黄昏之贼”，借着太阳偷读知识的“贼”。

很快，他结识了几位同样怀抱理想的中国青年，那是一段星火碰撞的岁月，尤其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开始意识到，只靠留学与读书救不了中国。

1921年，他和周总理等人一起成立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第一个萌芽组织，赵世炎的理论素养与组织能力迅速得到认可，不久便成为骨干成员。

不久后，法国华人留学生和华工群体爆发了大规模的拒款运动，赵世炎与周总理速联合旅法学生会、华工团体以及国际和平促进会，成立了“拒款委员会”。

运动一发不可收拾，巴黎街头布满中文标语，赵世炎奔走于各大工厂与学校，组织罢工、集会、游行，他语言流利、逻辑严密，一场演讲就能让几十人当场签名加入行动。

两个多月后，北洋政府迫于压力，宣布取消借款协议，这是赵世炎领导的第一次胜利斗争，用事实证明，海外学子不仅能读书也能斗争，星星之火也能燎原。

1922年6月，在巴黎郊区的布伦森林里，一场秘密会议悄然召开，赵世炎、周总理、刘伯坚、李富春、陈延年等二十多位青年汇聚一堂，正式宣告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党。

赵世炎被一致推举为书记，成为组织的最高领导人，不仅是旅欧共产主义运动的灵魂人物，更是在思想、组织、宣传各方面旗手的存在。

随着旅欧共产党组织日渐壮大，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也于同年成立，赵世炎再次当选为法国组书记，年仅21岁已是海外党组织不可或缺的核心人物。

“我们不能等中国觉醒才去奋斗，而是要用奋斗唤醒中国。”

这句朴素却铿锵的话，成了那个时代无数青年人的座右铭。

赵世炎在法国的那几年，是他思想最为成熟、斗争最为活跃的岁月，将法国这片革命曾燃烧过的土地再次点燃，化为照亮中国黑夜的火炬。

血染信仰

1924年，赵世炎结束了旅法学习与斗争，带着信仰踏上归国的航船，那一年，他23岁，心中知道，中国才是真正的革命前线。

回国后，应李大钊之邀，他赴北京参与中共北方区的组织工作，负责宣传与工运，每日穿梭在胡同与工棚之间，白天讲课，晚上写稿、刻字、油印。

赵世炎没有让恩师失望，很快就在天津、唐山等地建立了多个工人组织，工人们第一次知道“阶级”的概念，也知道“罢工”不仅是反抗，也是权利。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赵世炎受命在北方组织声援，他走访工会、学生团体和商会，不分昼夜地筹划罢工与游行。

每每游行，他总是站在队伍最前方，身穿灰布长衫，手中握着旗帜，高声喊出“一个国家若容忍压迫，就必将被压迫”。

1926年，他赴广州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议刚一闭幕，他就接到新的命令，前往上海组织工人武装，为北伐军攻城作准备。

那时的上海暗流涌动，赵世炎抵达后，立即化名“施英”，在法租界的一间印刷铺做掩护，白天排字刻版，夜晚召集工人代表开会。

“上海是帝国主义的心脏，若我们能在这里点燃火星，整个中国都会亮起来。”

1927年3月，为了配合北伐军进攻上海，赵世炎与周总理、陈独秀、罗亦农等人共同领导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那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他亲自带领队伍冲进敌人的火线，三十多个小时的激战后，终于夺下了除租界外的整个上海城区，短暂地掌握了城市的命运。

黎明未至，黑夜便再次压来。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血腥镇压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成百上千的革命者被捕、被杀，赵世炎原本有机会撤离，但他拒绝了。

“我不能走，上海还有太多同志、工人需要我。”

他重新潜入地下，以“施英”之名继续指挥残余的工人组织，每次传递情报、转移文件都亲力亲为，敌人对他的悬赏越来越高，但他始终镇定如常。

不幸的是，一名被捕的交通员在酷刑下出卖了赵世炎。

7月2日夜，国民党警探闯入他在上海恒丰里的住所，搜出革命经费四万余元，当被问及钱的来历时，他镇定地答道。

“我是商人，这些钱都是货款。”

敌人听闻正欲放行，却在桌上看到他未吃完的糙米饭，一个富商怎会吃这样粗粝的饭，当场将赵世炎逮捕。

被捕后，他遭受了惨无人道的刑讯，敌人用铁钳夹指、灌辣椒水、鞭打、吊拷，但他始终咬紧牙关，冷笑以对。

“说出共产党名单，就饶你一命！”

“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革命要流血，我替同志们先流。”

7月19日，赵世炎被押赴刑场，当时，他理了理衣襟，扣好纽扣，昂首走向行刑场，刽子手问他还有何遗言，他高声喊出。

“共产党主义万岁！工农联合起来！”

英雄惨死，年仅26岁。

赵世炎牺牲后，其子赵施格在苏联长大，只有俄文名，周总理得知后，郑重地为孩子起了中文名“施格”，取自其父笔名“施英”，寓意“继承革命风格”。

这一命名，不仅给了孩子身份的归属，更寄托了对烈士精神的传承。

多年之后，赵世炎的外甥李鹏继承了舅舅的信仰，成为共和国总理，继续那未竟的使命。

时至今日，每当人们走近那片红色的土地，仿佛还能听到那个年轻的声音在风中回荡。

“革命不灭，信仰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