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黔照归故园

刘秀丹

2025年7月31日，一场捐赠仪式在贵州省博物馆举行。79岁高龄的朱延琦先生在家人陪伴下，将家族珍藏近百年的43张民国时期老照片郑重移交贵州省博物馆。这批影像资料中，42帧大夏大学西迁贵阳期间拍摄的贵州苗族风情照片格外引人注目，如同穿越时空的密码，解锁了一段尘封在抗战期间的文化守护往事。

七七事变后，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遭受重创，大批高校被迫踏上南迁西迁之路。大夏大学西迁贵阳，成为较早西迁的高校之一。彼时，西南边疆的稳定和民族团结直接关系到抗战大局。大夏大学遂将“社会经济调查室”改组为“社会研究部”，由文学院院长吴泽霖主持，肩负起民族调查与凝聚抗战力量的使命。

从1938年至1940年，社会研究部足迹遍布安顺、炉山(今凯里市)、黎平等地。这一时期的民族调查，促成了吴泽霖由社会学到人类学的学术转向：通过对贵州少数民族做深入的田野调查与研究，厘清汉族、苗族、布依族、水族等民族之间内在的共同性，从而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共同抗战。

调查期间，社会研究部拍摄数百帧民族影像，朱延琦先生捐赠的这批照片，即当年调查成果的一部分。吴泽霖精选代表性作品汇编《苗胞影荟》，计划分辑出版，然受时局与经济所困，仅第一辑问世，其余多已散佚。1941年吴泽霖转赴西南联大后，仍持续民族研究，1943至1945年间兼任昆明译员训练班副主任，培养大批美军译员，为抗战胜利助力。

吴泽霖在西南边疆奔走的同时，祖籍贵州紫江(今开阳)、一生未踏足故土却以“紫江朱启钤”自居的学界泰斗、实业巨擘，在日占区北平书写着另一段文化守护传奇。朱启钤早年投身政治，1919年转投实业，1930年组建中国营造学社，成为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开拓者。

1937年北平沦陷后，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营造学社骨干相继南迁，朱启钤留守沦陷区，私人出资雇人保管存放在北平中山公园的资料，设立保管处。1939年8月天津大水，营造学社寄存麦加利银行的图纸、资料、底片等遭到浸泡，朱启钤组织人员进行紧急抢救、晾晒、清理，为新中国成立后开展文物保护工作和古建筑研究留存了不可再生的珍贵史料。为守护北平中轴线古建筑，1941年朱启钤冒险说服伪建设总署都市计划局局长林是镇，委托建筑师张镈主持测绘工作。该项测绘工作历时3年多，为北京古建筑保护与传承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其间日伪多次拉拢朱启钤，他本着“绝不与日本人合作”的原则，以编纂《贵州碑传集》为由拒绝，其经营的中兴煤矿因拒与日方合作被侵占，住宅遭强征，生活困顿仍坚守如初。

在“危巢无可告语”的困境中，从未踏足的贵州成为朱启钤的精神慰藉。1938年底，战时救护总队西迁贵阳，朱启钤遂嘱托卢致德收集家乡照片。卢致德时任后方勤务部卫生处处长，主持抗战医疗培训，无暇下乡拍摄，恰遇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有现成影像，便求取相赠。43帧黔照由此成为朱启钤的思乡寄托。其中，除卢致德1941年题赠“新型汽车行驶苗疆”照外，其余42帧均来自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

抗战胜利后，朱启钤继续深耕贵州文献整理。1962年，朱启钤将其收藏的黔人黔宦著作15类304部捐给贵州省图书馆，支持家乡的文化建设。2025年朱延琦捐赠这批照片，正是为了完成朱启钤先生的遗愿。

照片跨越千里的流转见证了西南的学术坚守与北平的文化不屈，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教材，它们诉说着“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抗战记忆，更昭示着文化认同是民族复兴的精神纽带。

(作者单位：贵州省博物馆)

原刊于《人民日报》(2025年12月13日 第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