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再说崔公楼和庾公楼

作者：陈建国 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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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原载于2005年版《百年西园》，经九江市浔阳区政协文史委员会授权刊发，编者对原文作了必要修订。

唐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江州刺史崔某在浔阳江边建了一座以自己姓氏命名的“崔公楼”。新楼落成之日，司马白居易写了《题崔使君新楼》一诗。对此，不同时期的九江地方志均有记述，并将白诗作为考证该楼楼址的依据。

明嘉靖《九江府志》云：“唐刺史崔某起新楼于庾楼故址，故白司马诗有‘崔公楼替庾公楼’之名。”

清同治《德化县志》云：“庾楼，在府署后，滨大江，晋庾亮镇江州时所建。唐刺史崔某起新楼于庾楼故址。白居易有诗曰：‘忧人何处可忘忧，碧甃红栏江水头。从此浔阳风月夜，崔公楼替庾公楼’（白居易《题崔使君新楼》）。”

清《德化县志》

根据以上两志，民国人吴宗慈编撰的《庐山志》讲：“唐刺史崔某呈新楼于庾楼故址。白居易诗云：‘从此浔阳风月夜，崔公楼替庾公楼’。”

最近，北京某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编撰的《九江市旅游产品开发与项目布局研究》讲：“唐时此楼（指庾楼，笔者注）倾圮，有刺史崔某在此建新楼，更名为崔公楼，白居易登临后有感而发：‘从此浔阳风月夜，崔公楼替庾公楼’，表达了不满之情。”很明显，这种表述是受了前面三种志书的影响，并“大胆”添加了自己的想象和推测。

以上四个不同时期的文字虽然表述方式不一，但都认定：作为江州刺史的崔某，不仅没有维护好江州名胜——庾亮楼，反而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该楼“故址”上建造起自己的“崔公楼”，废掉了“庾公楼”！北京某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还依据白居易“从此浔阳风月夜，崔公楼替庾公楼”诗句，认定白对刺史崔某有“不满之情”。

事实果真如此么？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认为这些说法不能成立。因为中唐时庾楼根本没有“倾圮”，江州刺史崔某也就无从在庾楼“故址”上建造自己的新楼。至于说白对崔某有“不满之情”，则更是凭空臆断出来的。

唐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八月，白居易因得罪权贵，受小人陷害，被贬为江州司马。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十二月，白得到赦令，升任忠州刺史。在江州任内三年多的时间里，白居易年年登庾楼，年年写庾楼，诗题和诗句中点名写庾楼的就有六首（详见拙文《白居易与江州庾楼》《解读江州庾楼》，分别载2003年8月6日、20日《九江日报》）。

从白居易的庾楼诗可以看出，庾楼当时一直是文人墨客、达官显贵登楼观景、饮酒兴吟的重要场所，没有“倾圮”的半点迹象。如果“倾圮”，白诗不可能没有反应。

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于元和十三年春写《山中酬江州崔使君见寄》诗，还承诺崔某第二天下庐山，并到庾楼饮酒，诗曰：“庾楼春好醉，明日且回车”。怎么不到两个月就“崔公楼替庾公楼”了呢？

从白居易《题崔使君新楼》诗写作时间可得知，崔使君新楼建在元和十三年春夏间。庾楼要“倾圮”，也“倾圮”不了那么快；崔楼要建造好，也不会这么迅速。白诗还讲崔公楼是“碧甃红栏江水头”，可见设计和建造工艺非常讲究。从庾楼“倾圮”到崔楼建成，短时间根本无法完成。

再从“崔楼”楼址看，白诗讲是建在“江水头”（此出自清同治《德化县志》，各版本白诗集均写为“湓水头”，所指方位相同——笔者），也就是龙开河往西方向。而唐时庾楼楼址，据白“庾亮楼南湓水东”诗意和有关考证以及出土文物，应在现庾亮北路路口滨江处，即浪井至现“其士”大酒店附近一段滨江路上。由此观之，崔楼和庾楼根本不在同一个地址上，故“唐刺史崔某起新楼于庾楼故址”无从谈起。

白居易是否借《题崔使君新楼》一诗表现对崔的“不满之情”？据史料介绍，白诗中的“崔使君”和《德化县志》等讲的“崔某”，均指的是时任江州刺史崔能。中唐时江州刺史这个官职调动频繁，任期大多不长。

韦应物任江州刺史仅两年多一点就奉诏入朝，李渤任职仅一年半即被调回长安。崔能在白居易贬江州前就已任职江州刺史，一直到元和十五年还在江州，至少有五六年之久，算是任职较长的一位江州刺史。

崔博学多才，资格较老（元和初年就已任职蜀州刺史），但当白居易以“罪臣”的身份屈贬江州时，他竟打破接待惯例，亲率府属出城迎接，这使白深为感动。白在《初到江州》诗中写道：“遥见朱轮来出郭，相迎劳动使君公”。

白到任后，从住处到日常生活，崔都亲自过问，细心安排，提供了种种方便，使白被创伤的心理得到了很大安慰。为了使白进一步宽怀，崔又特准白不需坚持天天上班，让其从容于江州山水之间。因此，白得以饱览江州秀丽风光，放情于山、水、诗、酒，并有一半时间在庐山草堂度过。

唐律对官员直（上班）、宿（值夜班）要求很严，规定：“诸在官应直不直，应宿不宿，各答二十；通昼夜者，答三十。”白虽是一个闲官，但长期不到府署里去也是不允许的。这说明，崔为此是挑了担子的。

白在《庐山草堂记》中满怀深情地写道：“郡首以优容而抚我。”在《山中酬江州崔使君见寄》一诗中写道：“眷盼情无限，优容礼有馀。三年为郡吏，一半许山居……”向崔表白了自己由衷的感激之情。

既然白居易对崔能如此感激，视崔为知遇、知音，怎么可能会借祝贺崔楼落成而写诗渲泄“不满之情”？

那么，这两起“冤案”是如何形成的呢？究其原委，盖出自对白《题崔使君新楼》一诗的误解，特别是对诗中“替”字的误解所致。

其实，白诗是一首贺诗。本意是借崔能新楼落成这个机会写诗庆贺，通过赞颂新楼再次表达自己对崔能本人的感激。白诗的大意是：有烦恼的人到哪里可以忘却忧愁？到新落成的崔公楼上去吧！崔楼青绿色的砖墙，红色的栏杆，建造华美，矗立在湓水之上。如登斯楼，把酒临风，极目吴楚，定会心旷神怡，宠辱皆忘。过去浔阳观景最好的地方是庾楼，现在崔楼超过了庾楼。从今以后崔公楼可能要替代庾公楼，成为浔阳城观景赏月的最佳去处。

是不是崔公楼观景赏月真的可以“替代”庾公楼，无从考证，但有一件事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佐证：白居易离开江州三年半后（长庆二年，公元821年），在赴任杭州刺史途中专门转道江州，再次登上庾楼，并写下了《重到江州感旧游题郡楼十一韵》。诗中写道：“重过萧寺宿，再上庾楼行”，没有提“崔公楼”。从这里至少可以说明：

庾楼其时还在，并没有“倾圮”，当然也就不存在“故址”问题；白还是喜欢江州名楼——庾楼。当年赞颂崔楼的诗不过是取悦于崔能，让崔在新楼落成时高兴高兴而已。

古今一些学者对白居易《题崔使君新楼》一诗没有全面领会，把“替”误解为崔公楼与庾公楼的楼体“置换”。因此推定：既然是“替”，那庾楼必然“倾圮”，才有“故址”，然后才能在“故址”上建新楼；或者崔某强行拆除庾楼，再在“故址”上建新楼。紧接着又据此推断：既然崔某如此无理，白居易定是借献贺诗“表达了不满之情”。正可谓：误解一字导致了两个错误的推论，形成了两个历史“冤案”。

还有人讲，可能崔能在庾楼故址上建起了崔公楼，待崔离开江州后继任者又复改庾公楼。这不仅与事实不符，也与情理不合。崔能是元和十五年上半年调离江州到长安升任“将作监”（相当于现在国家建设部部长，官居三品）的，后又调任岭南节度使，封“清河郡公”爵号。崔能的弟弟崔从此时亦为朝廷器重，委以“御史中丞”要职，掌握着“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的实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崔能真的曾将庾楼改为崔楼，当时的江州地方官会自行将崔楼复改称庾楼吗？

在原庾楼故址上重建庾楼，这是九江建设历史文化名城浓墨重彩的一笔，意义深远。衷心希望规划设计部门能认真吸取过去重建浔阳楼的经验，广泛听取专家、学者和市民的意见，高品位建好这座具有隋唐建筑风格的千古名楼——江州庾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