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的心病：一边是会打天下的，一边是会守天下的，皇位给谁？

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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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王朝之命脉，尤在储君之择。古人讲立嫡以长是宗法铁律，可当长与贤、旧传统与新制度拧成一团时，哪怕是横扫欧亚的帝王，也得在情与理之间掰扯清楚。

忽必烈的晚年困境，恰恰就是这道难题的典型，他花了二十年悉心栽培的理想继承人真金太子，竟在43岁那年英年早逝；留下的两个嫡孙甘麻剌与铁穆耳，一个像蒙古旧俗的活化石，一个是汉法改革的接棒人。

这场没有刀光的储君之争，不止是爷爷对孙辈的偏爱取舍，更是元朝开国以来草原基因与中原制度的终极碰撞——忽必烈要选的，从来不是哪个孙子更乖，而是元朝该往哪条路走。

那忽必烈最后是怎么选的呢？是出于什么考虑的呢？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

忽必烈最理想的继承人

在忽必烈的人生里，真金不只是他的儿子，而是他用二十年时光，亲手打磨的王朝钥匙，一把能同时打开草原汗国与中原王朝两扇门的钥匙。

真金的特殊，从出生就写好了注脚。他是忽必烈与正妻察必皇后的嫡长子，1243年出生，可忽必烈没让他像其他蒙古王子那样骑在马背上长大，反而在他三岁时，就把北方最顶尖的汉臣姚枢、窦默请到帐中，当起了启蒙老师。

《元史・姚枢传》里说，姚枢教真金的第一堂课，是写仁字；窦默教他的第一本书，是《孝经》。不是忽必烈要刻意汉化儿子，是他早早就想明白了：要统治中原，未来的继承人必须懂汉人的规矩。

等真金长到十岁，忽必烈又把元朝理学第一人许衡请到东宫，专授帝王之学。许衡教他读《论语》，要求每句都要讲出治天下的道理；教他写毛笔字，必须练颜真卿的楷书，许衡说太子的字，要像仁政一样，稳当、实在。

《元史・真金传》里记了件有意思的事：真金十二岁跟着忽必烈打猎，见一只兔子跑过，忽必烈让他射箭，他却摇头说：“《孟子》说君子远庖厨，杀生不是仁者所为”。

忽必烈非但没生气，反而对身边人笑：“这孩子，比我懂仁”。不是真金矫情，是姚枢、许衡的仁政教育，早刻进了他的骨头里。

真金的好用，恰恰在于他两边都能接住。

作为黄金家族的嫡长子，他流着成吉思汗的血，蒙古宗王们再不满汉法，也得给太子面子。比如1271年忽必烈称帝建元，蒙古贵族们闹事说我们是草原可汗，不是汉人的皇帝，是真金站出来说：“大元是成吉思汗的延续，称帝只是为了让中原百姓服我们，又没忘本！”一句话，就把宗王们的嘴堵上了。

作为汉法培养的太子，他又懂仁政、通儒术，中原士大夫把他当未来的太平天子。至元十年（1273年），忽必烈正式立真金为皇太子，诏书里写“仁孝恭俭，明睿有文”这八个字，全是汉家太子的标准。

接下来的十二年里，真金干的每一件事，都踩中了忽必烈的核心需求：

蒙古贵族想把江南汉人赶走种牧草，真金直接拍桌子反对：中原是国家根本，百姓是赋税来源，把人赶走了，谁给朝廷交粮？

桑哥搞钩考钱谷（查账逼官员交钱）逼得官员自杀，真金偷偷找忽必烈说：桑哥这样折腾，会逼反百姓的，得停！。

连忽必烈自己要杀大臣，真金都能拦：有次忽必烈因官员犯事要砍头，真金把人藏在东宫，等忽必烈消气了再求情：杀他容易，可天下人会说陛下轻杀，影响圣德啊。

对忽必烈而言，真金是完美的平衡器，他能把蒙古大汗和中原皇帝这两个身份，无缝拼成大元皇帝。蒙古宗王认可他的草原血统，汉法派拥护他的中原理念，连南方的儒者都私下说：真金太子若即位，必能让天下太平。

可命运偏要拆这个完美局。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一场禅位风波压垮了真金：有个南台御史（一说为阿合马余党）上书忽必烈，说陛下年事已高，应禅位给太子。忽必烈本就忌讳放权，当场拍桌骂谁教唆的？

真金听说后，吓得整宿睡不着觉，他从小受的教育是孝，最怕父子相疑。没过多久，真金就忧惧成疾，当年十二月，43岁的他死在了东宫。

《元史・世祖本纪》里，忽必烈的反应只有四个字：“震悼，辍朝五日”。震悼的背后，也是他的崩溃：二十年的培养没了，平衡草原与中原的砝码没了，连他为元朝设计的未来路线，都跟着断了线。

甘麻剌vs铁穆耳，谁更符合？

真金的早逝，像一把钥匙断在了锁孔里，忽必烈花二十年打造的平衡器没了，剩下两个嫡孙，一个是带着草原风的长孙，一个是像真金翻版的幼子。

这场没有刀光的储君之争，本质上是元朝开国以来草原基因与中原制度的终极掰手腕，忽必烈要选的，从来不是哪个孙子更亲，是大元该往哪条路走。

甘麻剌是草原传统的活代言人

甘麻剌是真金的嫡长子，也是忽必烈的长孙，从出生起就被草原属性刻满了印记。
他的童年是在祖母察必皇后的膝头度过的。察必是忽必烈的正妻，虽然后来支持汉法改革，但骨子里仍是草原女人的传统。

她教甘麻剌说的第一句话是蒙古语，写的第一个字是畏兀儿文（蒙古传统文字），带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成吉思汗的斡耳朵（宫帐）祭拜。

《元史・显宗传》里明确写着：“甘麻剌少育于祖母察必皇后，学蒙古文及畏兀儿文，未尝习汉文”。不是忽必烈不想教他汉文，是察必皇后说：“长孙要守着太祖的根，不能忘本。”

成年后，忽必烈给甘麻剌的安排，更是把他往草原可汗的方向推：1278年封梁王，出镇云南（蒙古宗王的传统封地）；1286年改封晋王，直接移镇漠北，统领太祖四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

这是什么概念？太祖的斡耳朵是草原汗国的精神中心，军马是蒙古人的命根子，达达国土（蒙古本土）是宗王们的基本盘，把这些交给甘麻剌，等于告诉全草原：这是你们的自己人。

甘麻剌也没辜负这份草原期待。他在漠北驭军严，得士心，宗王们都说他更像太祖的孙子：

漠北闹饥荒时，他直接把自己的马群分给牧民，太祖当年就是这么待部众的，我不能忘。

宗王之间有矛盾，他不找官员判案，而是把大家叫到斡耳朵里，喝着马奶酒讲道理：“都是太祖的子孙，用刀子解决算什么本事？”

武将立了功，他直接赐马、赐奴婢，不像中原皇帝那样给虚衔，在草原人眼里，实利比官名更金贵。

对草原宗王而言，甘麻剌是完美候选人：他懂草原的规矩，尊重宗王的特权，不会像真金那样用汉法管蒙古人。

如果他即位，大概率会恢复更多草原旧俗，比如让宗王们拥有更大的兵权，比如把中原的土地退耕还草（蒙古贵族一直想这么干），甚至可能把元朝的首都迁回和林（草原汗国的旧都）。

铁穆耳是真金的翻版幼子

铁穆耳是真金的第三子（次子早逝），却是最像真金的那个。
真金去世后，忽必烈把这个小孙子带在身边，未尝离左右，像当年培养真金那样培养他：教他读《孝经》，教他听汉臣的奏疏，甚至带他一起处理朝政。用忽必烈的话说：“这孩子，眼神像真金，说话像真金，连劝我不要杀人的样子，都像真金。”

铁穆耳的真金属性，从细节里就能看出来：他学汉文比蒙古文还顺，《元史》里说他能写汉字，读儒家经典。

忽必烈要杀一个犯了错的汉臣，铁穆耳像真金当年那样，把人藏在自己的帐里，等忽必烈消气了再求情：杀他容易，可天下人会说陛下轻杀，真金父亲以前就是这么拦您的。。

跟着忽必烈征乃颜、征哈丹时，他不拼杀得多，而是拼招降得多。围哈丹营地时，他派使者喊：都是太祖的子孙，何必互相残杀？降了，我保你性命。结果哈丹的部众大多投降，忽必烈夸他：真金当年就是这么收服人的。

更关键的是，铁穆耳得到了汉法派的全力支持。真金的亲信完泽（后来的丞相）说他能继裕宗（真金）之业，不忽木（元朝著名汉臣）说他宽仁有大德，像唐太宗，连忽必烈的宠臣都觉得他比甘麻剌好打交道，因为他懂中原的规矩，不会用草原那套拳头说话。

忽必烈为何选了不完美的铁穆耳

1294年正月，忽必烈躺在大都的寝宫里，气息奄奄。床前跪着两个孙子：长孙甘麻剌攥着腰间的蒙古刀，眼神里是草原汉子的直爽与不甘；幼子铁穆耳捧着忽必烈刚递给他的传国玉玺，指尖还在发抖—，这枚玉玺是当年忽必烈从南宋皇宫里缴获的，此刻递到铁穆耳手里，等于把中原皇帝的正统身份，砸在了他身上。

忽必烈最后对甘麻剌说的话，史书里没记全，但《元史・成宗本纪》里留了一句关键的话：“朕之遗命，汝兄弟当遵。铁穆耳能继裕宗（真金）之业，汝当辅之”。

这句话里没有偏爱，只有一个开国皇帝的清醒：我选的不是更乖的孙子，是能让元朝活下去的皇帝。

在蒙古宗王眼里，铁穆耳简直是丢黄金家族的脸，他不会像甘麻剌那样，骑着马一天跑三百里；不会用畏兀儿文写长生天保佑；甚至连草原宗王聚会时的马奶酒仪式，他都能喝到半醉就放下杯子，说喝多了伤身体。

《元史・显宗传》里，甘麻剌的属下曾私下骂铁穆耳：连骑马都没我快，也配当大汗？

更不完美的是，铁穆耳身上的中原味太浓：他会写汉文的福字，会背《论语》里的己欲立而立人，连处理宗王矛盾时，都要先翻《元典章》（元朝的法律文书），这在草原宗王看来，简直是忘了太祖的规矩。

可忽必烈偏要选这个不完美的孙子。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草原传统的完美，对统治中原的元朝来说，是致命的缺陷。

忽必烈当年建元朝，根本不是为了做成吉思汗第二，他要的是统治中原的皇帝。从1260年即位起，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把草原汗国往中原王朝的方向拉：建大都（中原式都城）、定年号（至元）、立太子（真金）、用汉法（科举、赋税）……这些举动，本质上是把元朝的根，扎进中原的泥土里。

如果选甘麻剌，等于把这些年的努力全推翻：

甘麻剌要退耕还草，会让江南千万农民失去土地，引发起义（当年蒙古贵族建议忽必烈变中原为牧场，就是真金拦下来的，甘麻剌肯定会重启这个计划）。

甘麻剌要宗王自治，会让元朝的中央集权崩溃，当年成吉思汗把土地分给儿子们，结果导致四大汗国分裂，甘麻剌要是上台，肯定会让宗王们再次各自为政。

最关键的是，甘麻剌不懂中原，他连赋税是什么都没概念，《元史・显宗传》里记过一件事：甘麻剌在漠北当晋王时，有次问属下中原的农民怎么交粮？属下说每亩交三升，他居然笑：才三升？不如让他们养马，给我交匹小马驹更实在。这种认知，要是管中原，只会把元朝逼上绝路。

而铁穆耳的不完美，恰恰是忽必烈要的完美：他懂仁政、懂平衡，也会延续汉法的改革。

忽必烈当然知道，选铁穆耳会得罪草原宗王。所以他用两年时间，给铁穆耳铺了三条正统之路：

第一步：给传国玉玺。1293年，忽必烈把从南宋缴获的传国玉玺交给铁穆耳，说：这是中原皇帝的信物，你拿着它，就是天命所归。在中原传统里，传国玉玺是正统的象征，有了它，铁穆耳就不是蒙古大汗，是中原皇帝；

第二步：给草原威望，抚军漠北。1293年，忽必烈派铁穆耳去漠北抚军，名义上是帮甘麻剌管军队，实则是让他积累草原威望。

第三步：给群臣支持，立遗命。忽必烈死前，把丞相完泽、汉臣不忽木叫到床前，明确说：“铁穆耳当立，你们要辅佐他”。完泽是真金的旧臣，不忽木是元朝最懂汉法的大臣，有这两个人支持，铁穆耳的中原路线就有了执行的人。

1294年四月，铁穆耳在大都即位，史称元成宗。甘麻剌虽然不服，但忽必烈的遗命摆在那里，传国玉玺握在铁穆耳手里，他只能跪下来喊陛下。

老达子说

《元史・成宗本纪》里，铁穆耳即位后的第一道诏书，写的是：“减江南租税，免去年受灾郡县的赋税”。这句话里没有草原的骑马射箭，只有中原皇帝的仁政。

而这，正是忽必烈当年培养真金的目的，也是他建元朝的初心：元朝不是草原汗国的延续，是中原王朝的新生。

忽必烈走的时候，应该是安心的。因为他知道，铁穆耳会把他和真金的王朝钥匙，继续插在中原王朝的锁孔里，虽然钥匙上有不完美的划痕，但能打开元朝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