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2008年的秋天，无锡新华书店出现了一些状况。有一个青年读者，在给刚签完《明亡清兴六十年》的七十多岁的阎崇年时，给了一个响亮的巴掌，就像炸雷一样。之后媒体问原因，那个年轻人就说了一句“他替屠城洗地”。这句话听起来比较偏激，但是却戳破了长期被糖衣包裹着的历史叙事。
阎崇年最具争议之处，是将努尔赤说成与汉高祖一样伟大的君主。可查看《清太祖实录》，万历四十六年清河城被攻破后，“士兵都遭受屠杀，尸体堆满沟渠”，这是明摆着的。旅美学者李亚平说得更为直接：“努尔赤就是大型军事抢劫集团的强盗头子”。这一反差让人联想到他评论萨尔浒之战时，只夸赞努尔赤智谋好，却对筑京观示众的残忍轻轻带过。我认为问题不在于褒贬本身，而在于治史的态度。
阎崇年秉持着自己“正说”历史的观点。但是《正说清朝十二帝》中对于雍正篡位疑案的解释存在问题。他声称诏书“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是不可能的，原因是清代“于”字应当写作“於”。但汉代碑刻里“于”字早就普及了，他的这个辩解暴露出常识方面的漏洞。之后他被编造的“文字狱维护稳定”的语录在全网遭到责骂，虽然说有被冤枉的情况，可是要是平常论述的时候倾向性不明显，怎么会那么容易被戴上帽子？另外他对民族政策的解读也很奇怪。把剃发令说成是“促进融合”，把圈地运动美化成“开拓进取”，这套逻辑放到现在来看就好像是给殖民暴力穿上了西装。记得有一次电视讲座，他把康熙闭关锁国称作“保持文化纯粹性”，当时就有观众冷笑说：“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怎么不怕文化污染？”这种双重标准，如同他批评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却对乾隆六下江南的铺张浪费只字不提一样——批判的尺子，在需要的时候就变弯曲了。
那再接着来说，阎崇年的某些观点被人进行断章取义了。他自己有没有澄清过？他没有肯定文字狱，还说过“文字狱陷害知识分子”。那为什么公众会有那样的刻板印象？或许是因为他老是用“历史局限性”来淡化暴行吧。
如同提到扬州十日时，他先是分析军事上有没有必要那样去做，最后才不怎么情愿地补上一句“当然死伤的人值得同情”。这主次弄颠倒，学者李亚平忍不住质问：“我们研究历史，难道还要跪在帝王面前？”实际上历史普及向来就在刀尖上跳舞。阎崇年引用他老师白寿彝的话，称学术研究和大众普及都很重要。可他没接着说：普及并非是去讨好观众，更不是把复杂的史料弄成鸡汤。当《百家讲坛》把学者包装成明星，当收视率成为评判标准，某些底线被偷偷换成像橡皮筋似的能够伸缩。
或许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待，阎崇年现象实际上是两种历史观在相互碰撞。一种观点认为王朝的更替是一种自然的过程，获胜者的功过可以按照三七开的比例来评判；另一种观点则坚定地用文明伦理的标准来衡量，觉得残暴的统治是没有办法被粉饰的。他在新加坡进行演讲的时候运用吴起吮疽的例子来阐述企业管理方面的内容，但是却没有面对关键的问题——依靠暴力建立起来的制度，真的能够培养出仁爱之心？公众的反应是很有意思的。有一些人因为他夸赞清朝而去砸书，也有一些人维护说“学术自由”。那当年明月写作《明朝很多事儿》的时候调侃朱元璋的外貌丑陋，怎么就没有人去动手？区别或许在于：戏说的内容明确不是正史，可是“正说”如果存在偏差，就会变成借助权威的名义散布迷惑人的言论。这么思考一下，那记耳光打醒的不仅仅是阎崇年。
它就好像是一面镜子，我们需要思考应该如何去对待历史。是将历史看作任人装扮的小姑娘，还是把它当作有脊梁的警示碑？答案也许就在扬州梅花岭的衣冠冢中。史可法殉城三百年之后，当地的百姓还在暗地里焚香祭拜。民心这杆秤比学术论文要精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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