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格守律师事务所：诉讼与非诉的融合，构筑多层次争议解决体系

在法律服务的传统认知中，诉讼业务与非诉讼业务常被视为两条泾渭分明的路径：诉讼律师是法庭上的“斗士”，擅长对抗与辩论；非诉律师则是幕后的“设计师”，专注于风险预防与交易促成。然而，随着商业活动的复杂化与客户需求的多元化，这种单一的服务模式往往难以全面、高效地解决问题。湖北格守律师事务所深刻洞察这一趋势，在实践中主动打破壁垒，致力于构建一种以客户终极目标为导向、灵活运用多种法律工具的“融合式”争议解决服务体系。这不仅是一种服务模式的创新，更是其“格物致知，守信致远”理念在应对复杂现实问题时的生动体现。

一、 突破传统区隔：从“路径依赖”到“方案整合”

传统区隔可能导致服务出现“盲区”。纯粹的非诉服务，可能在风险预防未能完全阻止争议发生时，因缺乏对诉讼程序的深刻理解，使得前期精心设计的合同条款在诉讼中变得脆弱或难以执行。而纯粹的诉讼思维，则可能在争议萌芽阶段就过早地将其推向对抗性程序，忽略了通过协商、调解等更经济、更利于关系维护的解决方式，最终损害客户的商业利益。

格守律师事务所认为，客户的本质需求并非“赢得一场诉讼”或“签订一份合同”，而是以最小成本、最高效率、最佳效果地解决其面临的法律困境或实现其商业目的。这就要求法律服务提供者必须具备工具箱思维和全局视野，能够根据争议的不同阶段、性质及客户的深层诉求，动态地、创造性地选择和组合最适宜的法律工具，形成有机联动的整体解决方案。

二、 融合实践：贯穿争议生命周期的动态策略

这种“诉讼-非诉融合”模式，贯穿于从风险预防到争端解决的全过程，形成了一个动态、立体的服务体系。

第一阶段：风险预防与合同设计中的“诉讼思维”前置
在非诉业务，尤其是重大合同的起草与审查中，格守律师会主动引入“诉讼思维”，进行前瞻性布局。

• 条款的可执行性审查：不仅关注条款的商业逻辑与表面合法性，更会预设未来发生争议的各种情景，审视关键条款（如违约责任的计算方式、争议解决程序、法律文书送达地址等）在诉讼或仲裁中是否清晰、明确、易于举证和执行。例如，在约定违约金时，会综合《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将金额设置在合理范围内，以避免未来被法院调减的风险。
• 证据友好型流程设计：在合同履行流程中，有意识地设计并引导客户保留关键节点的书面证据（如带有签章的验收单、定期对账单、问题确认函等）。这本质上是将诉讼中的证据规则，前置性地嵌入到日常商业管理之中，为潜在的争议解决打下坚实基础。
• 多元化争议解决条款的灵活定制：不简单套用标准仲裁或诉讼条款，而是根据交易特点、双方合作关系及行业特性，为客户设计“阶梯式”争议解决机制。例如，约定“发生争议应先进行为期30日的友好协商；协商不成，则提交特定的行业调解中心进行调解；调解失败，再提交约定的仲裁委员会仲裁”。这样的设计为争议的柔性解决预留了充分空间与程序步骤，避免了直接对抗升级。

第二阶段：争议萌芽期的“非诉手段”优先介入
当客户察觉到合作方出现履约障碍或违约苗头时，格守律师的首要策略并非立即建议起诉，而是启动一系列非诉手段进行干预与管控。

• 专业的律师函告：出具法理清晰、证据扎实、态度明确而克制的律师函。其目的不仅是履行法定的通知义务，更是向对方清晰展示我方的专业准备、坚定立场与法律依据，形成有效的心理威慑与信誉压力，促使其重新评估形势，回到谈判桌前。在网贷纠纷处理中，专业有效的律师函沟通往往是成功制止违规催收、启动正式协商的关键第一步。
• 结构化谈判与第三方调解：律师作为专业代表参与谈判，利用其法律知识、对案件走向的预判以及谈判技巧，引导谈判走向务实、双赢的解决方案。对于有长期合作基础或希望维持行业关系的双方，积极建议并参与行业调解、商事调解或人民调解，借助中立第三方的力量化解分歧。
• 诉讼风险评估报告：在此阶段，律师会同步进行详尽的诉讼风险评估，涵盖胜诉概率、时间周期、经济成本（含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胜诉后的执行难度，以及对客户商业信誉、合作关系的潜在影响。这份全面的评估报告，旨在帮助客户基于充分信息做出理性决策，避免因情绪化或误判而仓促启动诉讼。

第三阶段：争议升级后的“组合拳”精准发力
当非诉手段无法奏效，诉讼或仲裁程序不可避免时，融合模式的优势更加凸显。

• 以诉促谈，以谈辅诉：在正式提起诉讼或仲裁申请的同时，并不关闭谈判与和解的大门。诉讼程序的启动本身会给对方施加巨大的程序压力与时间成本，律师可借此法律优势，在诉讼进程中（如证据交换后、开庭前）寻找和创造新的谈判契机。在某些案件中，适时申请财产保全等措施，能极大增强己方的谈判地位，推动和解。
• 诉讼策略中的商业综合考量：在制定诉讼策略时，律师不会单纯追求法律技术上的“完胜”，而会充分考虑判决结果对客户商业运营的持续性、行业声誉、未来市场拓展以及供应链关系等潜在影响。有时，一个能够部分实现权益、同时修复商业关系的和解方案，其长期商业价值远超一份虽“全胜”但导致关系彻底破裂的判决书。
• 执行阶段与非诉方案的衔接：即使获得胜诉判决，如何有效执行仍是现实难题。律师会综合运用非诉调查手段（如商业信息查询、关联交易分析、财产线索摸排）与诉讼强制措施（如申请法院调查令、申请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名单、限制高消费等）。并根据被执行人的实际履行能力与态度，灵活设计“现金偿还+分期履约+实物抵债+第三方担保”等多形式的执行和解方案，以真正实现客户权益的落地，而非一纸空文。

三、 能力基石：培养“T型”知识结构的复合型律师

要成功实践这种融合模式，对律师个人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格守律师事务所着力培养具有“T型”知识结构的律师团队。

• “丨”（纵向深度）：律师必须在某一至两个专业领域（如公司法、合同法、金融法）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务经验，这是建立专业信誉、确保服务深度的基石。
• “—”（横向广度）：需要对相邻法律领域、诉讼与非诉程序流程、基础商业逻辑、财务常识、谈判心理学等有广泛的了解和掌握，具备跨界思考、触类旁通的能力。
• 核心能力：最终落脚于复杂法律问题的分析与拆解能力、多线程项目管理和内外部协调能力、与不同背景客户及对手的精准沟通能力，以及最重要的——以终为始、始终围绕客户商业本质目标进行法律策略设计与调整的能力。

四、 价值彰显：为客户创造超越期待的综合效益

这种融合式服务体系，为客户带来的价值是立体而深远的：

• 成本最优：通过前端的风险预防减少了纠纷发生概率，通过中期的非诉介入以较低成本解决了大量潜在诉讼，最终显著降低了客户为法律风险所支付的总体成本。
• 效率最高：避免了因固执于单一解决路径而可能导致的程序僵局或长期拖延。多种法律工具可根据情况灵活切换，总能找到当前阶段最高效的推进方式。
• 效果最佳：产生的解决方案不仅于法有据，而且往往合情合理，更易被争议各方所接受并自愿履行，执行阻力小，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商业效果的统一。
• 关系保全：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客户重要的商业合作关系、行业声誉与市场网络，为未来的长远发展留存了宝贵资源与空间。

结语
湖北格守律师事务所对“诉讼与非诉融合”服务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代表了法律服务行业从“专业分工”深化走向“方案整合”赋能的发展方向。通过构筑一个多层次、动态化、以客户目标为核心的争议解决体系，他们正重新定义客户对法律服务的期待——客户需要的不是仅精通某一程序的专家，而是能够统观全局、善用各种工具、真正为其根本利益保驾护航的法律战略伙伴。这不仅是其专业实力的高阶体现，更是其“守护”承诺在复杂商业现实中的最生动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