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和雄回忆：赵一曼牺牲前几个月，她的惨叫犹如来自地狱的声音

她最后一次出现在记录里，是1936年8月2日早上，地点在珠河县郊外的一片松林。

那天没什么风，天也不热。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夏布衣服，嘴角挂着血，走得慢。

腿伤还没好，看得出每走一步都疼，可她没让人扶。

看守问她要不要蒙眼，她说不用。

然后，她喊了一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枪声响了之后，所有人都以为结束了。

可事情并没那么简单。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出生，黑龙江人。

她不是一开始就走进战场的。

年轻时留学日本，后来转去苏联接受训练。

那会儿，东北已经被日本占了，很多人选择了离开，她却往回走。

1932年前后，她已经是满洲总工会的秘书。

抗联第三军成立后，她在第三军团里当指导员。

那时候的抗联，装备简陋，一个团也不过百十号人。

可赵一曼这样的干部，真正稀缺。

1935年11月，牛心山突围战。

东北抗联第三军团在镜泊湖西南山区遭到日伪军包围。

赵一曼主动请缨，负责断后。

腿部中弹，昏迷，被捕。

送去哈尔滨警务厅之后，审讯由大野泰治主持。

山本和雄是当时宪兵队的随员，任务是记录审讯笔录。

第一次见面，是赵一曼被五花大绑抬进来的时候。

她头发贴在脸上，嘴角有血，眼睛没闭。

大野问了几句没结果，就开始动手。

皮鞭抽了五下，赵一曼咬着牙没出声。

接着是铁丝夹手指，电击，辣椒水。

她第一次说话，是在被打得快晕时，低声说了一句：“共产党没有软骨头。”

十一次审讯，每次都加码。

第六次用电刑，电流从脚踝传入，她整个人弹起来，头撞墙晕过去。

醒来后依旧不说。

七天七夜，她几乎没睡。

有人劝她，她只说：“要杀就杀，别弄这些。”

山本后来回忆，那段时间她的身体一直在抖。

有一次特务拿来烙铁，她居然唱起了《国际歌》。

声音不大，空气里是焦糊味。

他说：“那声音像是从地狱里钻出来的。”

她不是不怕。

她也哭，也吐血，也喊过“妞妞”。

那是她儿子的乳名。

那时候没人知道她有个孩子，直到她在昏迷中喊出这个名字，审讯记录上才第一次出现“赵一曼疑似有亲属未交代”。

后来，她被转押南岗看守所。

那里的审讯手段更狠。

烙铁、拔指甲、灌汽油，甚至出现了剥肋刑。

档案上写着：“第五、第六肋骨错位，疑似人为损毁。”

但她开始反过来影响看守。

董宪勋是其中一个。

她夜里找他说话，说：“你生在哈尔滨，将来人家会找你算账。”董开始偷偷给她带药，带吃的，还让她和其他女囚聊天。

护士韩勇义也被她说动，偷送纸笔。

她试图策动越狱，失败。

再次被捕时腿伤未愈，走路靠人搀。

这次审讯，她已经站不起来了，只能吊着打。

山本有一次问她：“你怕不怕死？”她回答：“怕。

但你们怕得比我多。”

战后，山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被关押。

开始他什么都不说，只承认看过几次审讯。

直到1959年，档案里找出一份笔录，上面有他的签名。

他不再否认。

他说：“她当时已经没牙了，嘴还是硬的。”还说：“她被烙铁烧的时候唱歌，那声音几十年都没从我脑子里消失。”

她死后，遗体没有留下。

只剩一封信，是写给儿子的。

那封信不到300字，被韩勇义藏在靴子里，战后辗转交给家属。

信里有一句话：“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1950年，哈尔滨将滨江街一段改名为“一曼街”。

有人觉得拗口，有人问凭什么。

当时有关负责人说：“她一个人，顶得上一整个师。”

1979年，山本被允许前往哈尔滨。

他一个人去了东北烈士纪念馆，在赵一曼的遗像前站了20分钟。

没说话，也没磕头。

有人记得他那天脸色很白，嘴唇一直在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