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最“潮”的城，藏着乾隆最爱的江南

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帝王的南巡行列自桐乡启程，转舟入海宁，停驻于原大学士陈元龙的别业遂初园。镇海塔院东侧，三楹御座平台拔地而起，供皇帝登高观潮。而海塘的走势、堤岸的纹理，也化作《观海潮作歌》中的文字：“一条银线天际看”“捲江倒海须臾至”。

三年后的再度南巡，乾隆依旧在安澜园落脚，于观海台巡视潮道与塘工。此后四十五年、四十九年，他又两次折返。六次南巡，四至海宁。

但海宁，并不只是皇帝南巡路线上的注脚。自唐至清末，这里共出进士三百余人：王国维、徐志摩、蒋百里、李善兰......民国五年，孙中山自上海专程赴海宁观潮，一行人乘头班快车抵周王庙，再换大轿入盐官，在马公祠小憩后，他们登上天风海涛亭，恰逢潮至，中山先生与同伴在潮头前合影。返沪后，他致函答谢海宁人士，并题写“猛进如潮”四字。

究竟是什么，让一座小城的名声之大，足以让乾隆折返、让名师名士频出频至、让这片土地在喧嚣的江南里拥有自己的“气韵”？

海宁的故事，总在潮水退去后被重新唤醒。这里的历史最初与盐相关。

公元前222年，秦始皇在这片滩涂上设海盐县，初置负责盐务的官署，“盐官”之名也由此在史册中第一次留下了痕迹。

▌盐官水道

到了西汉，秦代的制度并未中断，反而在此地进一步成形。会稽郡海盐县继续以盐务为核心设官办事，煮盐、储盐、征税的体系愈加完整，“白色的财富”终被发掘。

沿海滩地被整齐地划分为盐田，结晶在阳光下肆意闪烁，暗示了一种被潮汐主宰的生活：退潮晒盐，涨潮筑堤，盐业、渔业、农耕在此此起彼伏。人们在潮来潮往中摸索生计，与大海建立起漫长的共生关系。

▌盐官盐歌巷

东汉末年，吴地风云再起。陆逊被任为“海昌屯田都尉”，在盐田边屯垦治县，也因此留下“海昌”之名。后来，吴黄武二年（229年），从由拳、海盐两地分出地界，设立“盐官县”，属吴郡、隶扬州。那是海宁正式立县的开端，一个因盐业而名的地方，从此被写入朝廷版图。

临海之地孕育商贾，其中最显赫者当属陈氏。始迁祖高谅人赘入陈家，其子改母姓为陈，仍以渤海为郡望，以示不忘本源。此后两百年，他们靠盐业、经商起家，继而进身仕途。七世兄弟陈与郊、陈与相同登进士，明清两代更共出进士三十一人、举人百余，仕宦九品以上者近两百，可谓名门望族。

陈家府第曾辉煌一时。传说乾隆帝六次南巡，有四次驻跸于陈宅。陈家园林深百亩，池台相望，因帝赐名“安澜园”，圆明园中亦仿建同名园景。那是18世纪的中国最具象征意义的一幕：帝王巡视海塘，而海塘的守护者，正是这座盐商之家。

▌海宁陈氏老宅

而提到乾隆二十七年那次南巡，他在御制诗开篇写：“驾言指海宁，欲观海塘形”，他要看的其实是一道被称作“鱼鳞石塘”的奇观。石块层叠如鳞，断面成梯形，既防潮涌，又稳堤势。修筑海塘的工匠来自江南各地，十数年未散。海塘的修筑，与长城、运河并称国之工程。海宁因此成为帝国南方的一个地理符号：它代表抵御、修补、“以人力御自然”的执念。

沿古城而行，城隍庙的殿宇尚存。光绪十二年御赐“海昌绥佑”，字迹已模糊，石碑上布满岁月的痕迹。再往东，是海神庙。

雍正八年，浙江总督李卫奉敕建造，耗银十万两，占地四十亩。庙前的汉白玉石坊仍在，八米宽、七米高，飞檐凌空，石狮踞坐，眼神空洞。碑阴刻着乾隆御制《阅海塘记》，字迹工整，刀法深峭，阳光斜照时，能想象出当年海塘竣工的欢庆场景。

▌海神庙

如果说盐和海给予海宁物质上的兴旺，那宋室南渡，则点燃了这里的人文气运。人口南迁，盐田拓宽，经济繁荣，书院与祠堂相继兴建。文风因此大盛，家族之间以诗书相传。到了明清，这股文气愈加醇厚。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海宁的知识谱系从古典经义延展至科学理性。自然科学的启蒙、民族意识的觉醒，使这里成为近代学术与思想的一个高峰。

在国学大师王国维身上，海宁的精神显得格外清晰。他生于盐官镇，少年沉静好学，早年即中秀才。赴日留学后受康德、叔本华哲学影响，回国后专研文学与哲思，写下《红楼梦评论》《静庵文集》《人间词话》等著作，以“境界”之论奠定了中国近代文艺批评的根基。

▌海宁徐志摩故居

20世纪，则有诗人徐志摩呼应海宁的浪漫与气节。1897年生于此，然后一路进入北洋大学、北京大学，后留学欧美，深受英国浪漫派诗人影响。归国后，他在《晨报》《新月》等刊物上发表新诗，提倡白话，主张个体情感与审美自由。他的诗，如同海宁的潮水一样明亮、翻腾、短暂，冲刷出诗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而所有这些历史、人物与故事，也像潮声一样，在涨落之间，悄然涌向下一章。

在地质的时间里，海宁的诞生或许只是瞬间。

七千年前，钱塘江口仍是茫茫海湾，碳石、嘉兴、松江也只是海中岛屿。随着海水退后，泥沙淤积，喇叭口逐渐收拢，潮水的锋线被迫后退，一片新生的陆地在反复的冲刷、淤积与堆叠中被托举出来。这是海宁的起点。

▌钱塘江观潮

六千年前，潮水反复冲刷的泥滩上，最早的先民在此定居，捕鱼、筑屋。这些生活的证据早就嵌在庆云镇的土层里，石器与陶片被后人刨出，边角已被时间磨平，但画面依旧栩栩如生。

春秋时期，这里属于越国，叫武原、槜李、御儿三乡。那时的江南尚未定型，楚越在潮汐间拉扯疆界，地名也随战火更替不断改写。至秦王政统一天下，王翦南下定越，划江为界，将吴越旧地并入会稽郡。这才有了“盐官”的传说。

海宁其名更是直白的昭示了这座小城与水的情缘。据说，“海宁”源自元代的治水。先民在泥泞的盐滩上筑塘御潮，愿“海涛得宁”，盼风平浪静。汤家笼、冯家陡门、孙家坝、施家堰、沈家圩......散落其中的一个个村落名字，是姓氏与水利设施的完美结合。

明代旧志记载，海宁有“堰九、闸十、圩三十四”，后志又补充至“三十六之多”。木闸、陡门、石堤虽多被新堤取代，但地名里仍承载着历史的水声。几千年来，潮与人彼此缠绕共处，威胁与财富一体两面。

▌海神庙

这片地势低缓的平原以肥沃著称。南砂北粘，西轻东重，土壤结构良好，酸碱适中，好像什么都能长。春夏之交，风从江面吹来，带着水汽与盐气，田畴一望无际。过去，沿江的盐业兴盛，内陆以农业为主，辅以丝织、油榨、缫丝、棉纺等手工业。清末民初，铁路、电力、电话、汽轮先后到来，工业的齿轮在潮水间慢慢转动。改革开放以来，乡镇工业兴起，经济的浪潮再度拍打岸线。上世纪九十年代，海宁的工农业总产值已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数十倍。

但这片看似安稳的土地，也曾饱受潮灾与贫病。民国时期，水利失修，早涝并发，血吸虫病流行，农民贫困而无力。直到建国之后，才逐渐修复堤塘、整治河网。

▌盐官古镇镇海楼

为了长久的安生立命，当地人还得找到那个长久存活的空间——一种依附于水的建筑方式。街巷低矮，灰瓦密布，老房沿河排列，拱桥一座挨一座。旧时的“过街楼”跨街而筑，楼上可居，楼下便是店铺，“水阁”临河而立，以木桩入水支撑。夏日潮湿，楼下凉风穿堂而过，木柱常年被水汽打磨出深色的亮光。

而这潮水的源头，便不自觉地使人望向钱塘江。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潮水自杭州湾奔涌而入，像一面倒卷的银色墙壁，裹挟着千钧之力。浪涛拍击堤岸，声如雷霆，白浪翻滚，仿佛山岳在移动。潮头尚未抵岸，声已先到，像远处疾驰的列阵。浪至，占鳌塔脚下的江水猛然竖起，天地俱惊，是无数文人赞叹的“天下奇观”。

钱塘江沿海宁境内蜿蜒五十余公里，水面宽阔，潮差悬殊。据地方志记载，盐官的最大潮差曾达7.99米，潮速每秒可至7米。潮水一年四季在此起落，落潮历时10小时，涨潮却仅两个半钟头。潮势短促、迅疾，江底的泥沙被翻涌上来，江色由青转浑，携着数亿立方米的水量与泥沙，一并注入这片滩涂。

潮水不仅塑造景观，影响地势、盐业、农田与居住方式，还能决定人们的思维与审美。古人将其比作雷霆，将声势写入诗篇。清高宗观潮赋诗，孙中山题下“猛进如潮”，毛泽东亦驻足长观。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观潮节重启，盐官古镇再度人声鼎沸，江潮自远方奔来，拍打新修堤岸，白浪如雪山驾鳌，雷奔电激。

▌海宁潮汐树

农历八月十八，海宁人举行“潮神祭”。鼓声先起，潮未至；人们身着古装，在海神庙前列阵，焚香、献牲、敬酒，延续古老仪式。潮起时整肃冠服，潮过后投牲江中，江面翻涌，白布与竹篮碎影漂浮水面。庙宇屡毁屡建，潮神塑像入展馆，“潮生日”的信仰仍在民间传递。

▌钱塘江大潮观潮处

如今的观潮节已经变了模样。从泥泞小路到柏油大道，从肩挑凳子到层叠看台，观潮成了一场有秩序的狂欢。人群举着手机拍摄，自然文明带来的潮水被扩音器预告，甚至被时间表规划。江岸的浪声仍然巨大，但人声更密集。海宁人把这场仪式称作“文明的潮”。

近三十年间，“潮城海宁”深入践行所谓“八八战略”，复兴潮文化。当地人把“潮”当作精神标志，写进标语、节庆与品牌。海神庙被修复，古街被重建，潮的形象从自然的力量变成文化的意象，甚至是一种城市的商品。

潮水是循环的时间。每一轮潮水过后，岸边的泥土又被打湿一次。堤上有人驻足，望向那条看似不息的江流，因为这是海宁这座城市自身的脉搏。

潮水塑造了海宁人的性情，也塑造了他们的口味。

水网密布的土地，让这里的人们擅长烹鱼。最著名的当属“宴球”。这道由鲢鱼和猪肉共同塑成的圆球，外包肉皮丝，热气下笼罩的是油光发亮的馅心。相传乾隆下江南时途经长安，微服私访，误入一户农家。那家的主人临时取鲢鱼去骨剁泥，掺入肥膘碎末捏成鱼圆，又嫌太小，索性裹上肉皮丝蒸熟。热气腾腾的圆球上桌，乾隆筷尖一挑，咬下一口，外脆内嫩，鲜香四溢，遂龙颜大悦，赐名“宴球”。

▌宴球

但海宁的餐桌远不止宴球。“缸肉”，体现的是海宁人做菜讲究火候与体面。以胭脂蒸煮三四小时，猪肉色若琥珀、肥而不腻，是乡宴上压轴的重头戏。

不仅如此，盐官的“溜黄蛋”、狭石的“酥羊大面”、长安的“刺毛宴球”，都是从农家走入厅堂的菜。酥羊大面选上等湖羊肉，汤面交融，酥香温润；溜黄蛋色泽金亮，入口糯滑；葱柄肉丸外松里嫩，略带甜辣。

它们在不同的厨房里被反复演练，味道或许略有不同，但背后的秩序一致：肉必须鲜，汤必须清，油要香却不能腻，食物里要有分寸感。

若说这些是宴席上的主角，那么街头巷尾的小食，一样能代表这篇土地的日常岁月写照。酱鸭、五香豆腐干、糖汁豆腐、爆鱼、油沸臭豆腐干、丝粉汤、甜酒酿。饭后再来些柔软安静的糕点，方糕、青团、松花糕，带着糯米的黏性，也带着生活的耐心。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等酒席，十景总盆、六味围碟、十道热炒、四大主菜火炖全鸡、红烧河鳗、葱油全鱼、香酥鸭，足以说明海宁的餐桌讲究热闹，也讲究层次。那时的海宁筵席，既延续江南的精致，也带着地方的慷慨，好似这一方水土的性格，细腻中藏着丰盛，含蓄里有余味无穷的热气。

▌海宁酱鸭腊肉

这股对美食的勤奋劲，也同样投射在那些细心保护文化遗产的手艺人身上。海宁，149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记录在册，在竹篾、羊皮、宣纸间编织光影，延续着千年的民间想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皮影与灯彩。

皮影戏的源头已不可考。传说它随南宋迁都而至，漂泊的北方艺人带来灯影与腔调，落脚于盐官、硖石的集市。皮影在白绢后的光里浮动，唱腔高亢，伴着笛、胡、锣鼓的回响。海宁的影偶出自羊皮，雕镂极少，重在彩绘，彰显江南式的节制与浓烈。

影人并足、侧身，动作刚劲，尤其是武戏中的挑头、格斗，一瞬之间，灯幕上血光与风声俱在，活灵活现。清代诗人查岐昌写过“新年影戏聚星缸，金鼓村村闹夜窗”，说的正是皮影戏。影灯点亮的村庄，男女老少围坐，唱腔从村口传到塘岸，像潮水一茬茬卷过夜色，再留下最深的情。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海宁皮影剧团仍沿袭这种流动的形态。演员们撑船载着影偶与幕布，从一处公社漂到另一处，白绢在竹竿间撑起，汽油灯燃亮，唱两个时辰，一年能跑遍海宁的二十四个公社、一百多个村镇。酷暑严寒，灯影不灭。皮影是这一片水乡的梦，也是乡音的延续。

▌硖石灯彩

与皮影并列的，是硖石灯彩。唐代起灯，宋时成风，千年来它从照明的器物，变成节日的象征。竹篾为骨，宣纸为皮，丝线、铅丝与色粉共同构造出亭台楼阁、龙舟宝塔的形状。灯彩艺人有自己的行话——“拗、扎、结、裱、刻、画、针、糊”，八字技法传承至今。

老艺人用针在灯片上密密刺孔，一平方厘米能刺上三十多个小洞，一件灯彩则要上百万针。如今的硖石灯已能融入声光电，现代性在宣纸间闪烁条约，机械针刺取代手工，光线流动得像潮般变幻莫测。

每到元宵和中秋，南关厢的夜晚就灯火通明。彩灯在古街上层层叠叠，屋檐下、河岸边、桥洞里都是光。人潮挤满巷口，戏班的锣鼓、吹腔与灯彩的亮色交织在一起。灯光在潮水上映出倒影，像另一条银河。

海宁在水上，也在光里。皮影是光后的戏，灯彩是光的化身，源自这片土地与潮汐的节律。潮起时，影子舞动；潮落后，灯光仍亮。城市在现代化的节奏里奔跑，却始终为手艺、节日与历史故事保留喘息的空间。

来海宁，有人为了观潮，有人为了美食，却鲜少触及它的厚度。这座城市不以被看见为荣，却也默默承载岁月的韵律。它的永恒，不在于某位皇帝的青睐，也不在于经济数字的轰动，而在于低声流淌的潮水与光影。它们塑造了人心，也教会人们耐心，教会城市在在历史洪流中奔跑时保留从容。

参考资料：

海宁市编纂委员会《海宁市志》

编辑/cici

文/阿一

图/视觉中国
设计/Apr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