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建国，你说……我能在这里扎根吗？”月光下，她清澈的眼睛比天上的星星还要亮。
我叫林建国，双河村的泥腿子。
她叫苏婉清，省城来的女知青。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的爱像田埂上的野花，悄悄开放。
她怀了我的孩子，我以为我们能有未来。
可一夜之间，她消失了，只留下一个冰冷的军用水壶。
我以为这辈子不会再见，却不知道，命运早已在那个月夜，埋下了一颗将在十年后引爆的种子……
01
1974年秋，双河村的田野一片金黄。
我们生产队来了一批新的下乡知青，其中最扎眼的，就是苏婉清。
她跟别的女知青不一样，皮肤白得像瓷器，人又瘦又弱，站在一群膀大腰圆的农村姑娘里，像一根风一吹就要倒的豆芽菜。
我叫林建国，23岁，土生土长的双河村农民。
我爹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了，是我娘一个人把我拉扯大的。我从小就在地里刨食，一身的力气，是队里有名的壮劳力。
苏婉清被分到我们组，干的是插秧的活儿。
城里来的姑娘，哪干过这个。
她弯着腰，笨拙地把秧苗往水田里戳，不是深了就是浅了，没一会儿就远远地落在了队伍后面。
队里几个嘴碎的婆娘开始指指点点：“看那个城里来的，细皮嫩肉的，这是来干活的还是来绣花的？”
苏婉清低着头，一言不发，只是更用力地想把秧苗插好。
一个趔趄，她脚底打滑，“噗通”一声摔进了泥水里，溅起一大片泥点子。
周围传来一阵哄笑声。她挣扎着想爬起来，可脚陷在泥里，怎么也使不上劲，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我当时正在不远处的田埂上修整水渠，看见这一幕，心里没来由地一阵发堵。
我放下锄头，两三步跨进田里，走到她跟前，伸出我那只粗糙的大手：“起来吧。”
她抬起头，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像受了惊的小鹿。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她那只沾满泥浆的小手搭在了我的手掌上。我一用力，就把她从泥里拉了起来。
“插秧得用巧劲，不是使蛮力。”我没理会旁人的目光，抓过一把秧苗，给她做示范，“你看，用指头捏住根部，顺着水势轻轻按下去，这样它就站住了。”
她站在我旁边，认真地看着，学着我的样子，慢慢地，插得有模有样了。那天下午，我没有回水渠那边，就一直在她旁边的田里干活，时不时地指点她一下。
从那天起，我开始有意无意地关注她。我发现她的手没几天就磨出了血泡，红肿得像发面馒头。
我看着心疼，就趁着夜深人-静，偷偷跑到山里采了些清热解毒的草药，捣烂了，用一块干净的布条包着，放在了知青点宿舍的窗台上。
她好像知道是我送的。第二天在田里休息的时候，她走到我跟前，低着头，小声地说了句：“谢谢你，建国。”我看见她手上缠着我送去的布条。
我们渐渐熟络起来。歇工的时候，她会坐在我身边，给我讲省城的故事。
她说省城有不用烧柴的煤气灶，有会跑的大公共汽车，还有一种叫“电影”的东西，人能在大布上动起来。
我听得入了迷，觉得那是个遥远又神奇的世界。作为回报，每次队里分红薯，我都会把烤得最甜、最流油的那个偷偷留给她。
那个春天，我们最常待的地方，就是村东头的水渠边。
我们并肩坐着，看着太阳一点点落下去，把天边的云彩染成金红色。
有一次，她看着远方的晚霞，幽幽地说：“建国，你知道吗？你是这里……唯一个对我好的人。”
那一刻，她眼里的光，比晚霞还要好看。我心里某个地方，好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
我娘看出了我的心思，不止一次地警告我：“建国，我跟你说，别跟那些知青走得太近。他们都是城里人，是天上的燕子，咱们是地里的泥鳅。他们早晚有一天要飞走的，你别到时候把心给人家了，人拍拍屁股走了，你哭都没地方哭。”
我知道娘说得对，他们和我们，终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可我每次看到她那双被农活磨得伤痕累累的手，看到她被别人嘲笑时倔强地咬着嘴唇的样子，我怎么也狠不下心来不管她。我只能在心里对自己说，就当个朋友，能帮一把是一把。
02
1975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农忙结束后，生产队为了庆祝丰收，破天荒地在村里的打谷场上组织了一场晚会。
队里的年轻人都憋着一股劲儿，男的摔跤角力，女的扭秧歌，好不热闹。
晚会的高潮，是知青点的节目。
几个男知青拉着手风琴，苏婉清就站在他们中间。
她换下了一身打补丁的劳动服，穿上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连衣裙，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在昏黄的煤油灯光下，美得让人不敢直视。
一轮明月，升上了天空，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她唱的是一首叫《草原之夜》的歌。
她的声音不像村里姑娘们那样高亢嘹亮，而是清清亮亮的，像山里的泉水，叮咚作响，一下子就流进了人的心里。
整个打谷场都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听得入了迷。我站在人群的最后面，看着灯光下那个发光的身影，心跳得像擂鼓。
晚会散场后，大家三三两两地结伴回家。我鬼使神差地走到了苏婉清身边，对她说：“天黑，路不好走，我送你回知青点吧。”
她没有拒绝，只是低着头，轻轻“嗯”了一声。
从打谷场到知青点，要穿过村后的那片老槐树林。
那晚的月亮特别圆，也特别亮，银色的月光透过槐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地上铺了一层碎银。
我们一前一后地走着，谁也不说话，只能听到彼此的脚步声和林子里的虫鸣。
走到林子最深处那棵100年老槐树下时，苏婉清突然停住了脚步。她转过身，看着我，月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眼睛里像是盛满了星光。
她突然问我：“建国，你说……我能在这里扎根吗？像这棵老槐树一样。”
她的话像一颗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了1000层浪。
我娘的警告，村里人的闲话，我们之间那道看不见的鸿沟，在那一刻全都被我抛到了脑后。
我看着她那双充满期盼又带着一丝不安的眼睛，几乎是脱口而出：“你要是愿意，我就娶你！我给你盖新房，让你过上好日子，再也不让你下地干活受累！”
话说出口，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可我一点也不后悔。
苏婉清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但她却笑了。
她猛地扑进我怀里，紧紧地抱住了我。她的身体很瘦，隔着薄薄的衣衫，我能感觉到她的心跳，和我的心跳一样快。
我们在那棵老槐树下，在如水的月光下，笨拙又热烈地亲吻着。
良久，她才从我怀里抬起头，红着脸，从手腕上褪下一个碧绿色的玉镯子。那镯子温润通透，一看就不是凡品。
“这是我妈留给我唯一的念想。”她把镯子塞进我的手里，郑重地说，“现在，我把它给你，算是……算是我们的信物。”
我看着手里的玉镯，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我摸遍了全身，最后从腰间解下那个跟了我好几年的军用水壶，递给她。那是我爹留下的遗物，是我身上最宝贵的东西。
“这个……给你。”
她接过去，紧紧地抱在怀里，点了点头。
那一夜，回家的路上，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天上的月亮，仿佛都是专门为我们2个人而亮的。我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对她好，一辈子对她好。
03
从老槐树下定情的那晚开始，我和苏婉清的关系就变得不一样了。我们像所有偷偷摸摸谈对象的年轻人一样，开始了我们秘密的交往。
那个年代，村里对男女之事看得特别重。一个未出嫁的姑娘和一个小伙子走得太近，唾沫星子都能把人淹死。
更何况，她是城里来的知青，我是本地的农民，我们之间的差距，就像一道无形的墙，横在所有人眼里。
为了避人耳目，我们只能把约会的时间定在傍晚。
每天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就会提前干完活，跑到村东头的小河边等她。她会借口去河边洗衣服，或者去山上采野菜，从知青点溜出来。
那是一段像偷来一样甜蜜的时光。我们会沿着河边往上游走，走到没人看得见的地方。
我会在山里的一个隐秘的山洞里藏一个小木箱，里面放着我白天偷偷为她准备的东西——有时是几个熟透了的野山杏，有时是一串红得发紫的桑葚，有时是几朵从悬崖上刚采下来的、还带着露水的野百合。
她每次看到我献宝似的拿出这些东西，都会笑得眼睛弯弯的，像天上的月牙。
她会教我认字，在沙地上用树枝写下她的名字“苏婉清”，她说“婉”是温婉，“清”是清澈，就像山里的泉水。
我嘴上不说，心里却觉得，再好听的名字也不及她本人万分之一的好。
我也把我压箱底的本事教给她，告诉她哪种草药可以止血，哪种蘑菇有毒不能吃，哪种鸟的叫声预示着要下雨。
我们的感情在这些秘密的分享中，一天比一天深厚。
1975年的夏天，雨水特别多。有一个晚上，外面下着瓢泼大雨，电闪雷鸣，像是要把天都给劈开。
我一个人住在我家老屋旁边搭的一个小茅草房里，听着外面的风雨声，心里莫名地有些担心苏婉清。知青点是几十年的老房子了，不知道结不结实。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我的茅草房门突然被“吱呀”一声推开了。
一个浑身湿透了的身影闪了进来，是苏婉清！她抱着那个我送她的军用水壶，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嘴唇冻得发紫。
“你……你怎么来了？”我惊得从床上跳了起来，赶紧把门关上，又找了块干毛巾给她擦头发。
“我……我怕。”她声音发抖地说，“打雷打得太响了，我一个人在屋里害怕。”
我看着她瑟瑟发抖的样子，心疼得不行。
我让她坐到床边，又把我唯一的一床厚被子给她披上。
昏暗的油灯光下，她的脸庞显得格外娇弱。
我们靠得很近，能闻到彼此身上泥土和青草的气息。屋外是狂风暴雨，屋里却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温暖和安宁。
那一夜，该发生的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我们没有说话，只是紧紧地拥抱着彼此，仿佛想把对方揉进自己的身体里。
第二天清晨，雨停了。苏婉清在我怀里醒来，她红着脸，看着我，眼睛里是化不开的柔情蜜意。她小声地说：“建国，我这辈子，就是你的人了。”
我把她紧紧搂在怀里，心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和责任感。
从那一刻起，我不再只是想着和她谈对象，而是开始真正地计划我们的未来。
我把这些年攒下的所有积蓄都拿了出来，托人买了青砖和瓦片，准备在我的茅草房旁边，盖三间属于我们自己的新房。
但我们的甜蜜，很快就招来了麻烦。大队书记的儿子刘大山，一个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也看上了苏婉清。
他仗着他爹的权势，在村里横行霸道。
他见苏婉清对我另眼相看，便处处针对我，开会时明里暗里地讽刺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干活时更是把最重、最累的活都分给我。
我为了不给苏婉清惹麻烦，都忍了下来。我只想快点把新房盖好，快点把她娶进门，给她一个安稳的家。
04
975年8月，天气热得像个蒸笼。苏婉清的身体开始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变化。
她变得特别嗜睡，闻到油腻的东西就想吐，脸色也一天比一天苍白。
一开始，我们都以为是中暑了。直到有一天，知青点一个结过婚的大姐半开玩笑地对她说：“婉清，你这个样子，该不是有了吧？”
苏婉清的脸“刷”地一下就白了。
那天晚上，她慌慌张张地跑到我们约会的老地方。
见到我，眼泪就掉了下来，她抓住我的手，声音颤抖地说：“建国，我……我可能怀了你的孩子。”
听到这句话，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整个人都懵了。
但那不是害怕，而是巨大的、难以言喻的狂喜。我要当爹了！我要和婉清有我们自己的孩子了！我一把抱住她，激动得原地转了好几个圈，大声地笑着。
“这是天大的好事啊！婉清，你放心，我明天就去找大队书记，让他给我们开证明，我们马上去公社领结婚证！”我兴奋地说。
苏婉清看着我高兴的样子，心里的惊慌也渐渐平复下来，脸上露出了羞涩又幸福的笑容。
她握着我的手，坚定地说：“建国，我不怕，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们一起面对。”
第二天，我揣着连夜从鸡窝里摸出来的一筐鸡蛋，雄赳赳气昂昂地就去了大队部。
我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所有人，我想让婉清和她肚子里的孩子，得到所有人的祝福。
大队书记，也就是刘大山的爹，正翘着二郎腿在办公室里喝茶。
我把来意一说，他的脸色就沉了下来。他慢悠悠地放下茶杯，为难地说：“建国啊，不是我不给你开证明。你们村里人结婚，我一句话的事。可苏知青不一样，她是城里户口。知青要跟本地人结婚，得县里知青办批准，还得……还得她家里人同意才行啊。”
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我心凉了半截。
这时，刘大山正好从外面晃进来，听到我们的对话，他靠在门框上，阴阳怪气地冷笑着说：“哟，这不是建国吗？怎么着，想娶城里姑娘了？撒泡尿照照自己吧，一个泥腿子，人家能看得上你？别是把人家肚子搞大了，想赖上人家吧？”
“你放屁！”我气得血往上涌，攥紧拳头就要冲上去。
“干什么！想在队部打人吗！”大队书记一拍桌子，喝住了我。
我强压下怒火，知道跟他们说不通道理。
我走出队部，心里充满了挫败和担忧。
盖房子的事可以等，但婉清的肚子等不了。未婚先孕，在那个年代是天大的丑闻，要是传出去，唾沫星子都能把她淹死。
我把困难告诉了苏婉清。
她听完后，虽然脸色也有些发白，但她没有退缩。
她拉着我的手，眼神比任何时候都要坚定：“建国，你别担心。我给我家里写信，就说我自愿留在农村，自愿嫁给你。他们会同意的。只要我们在一起，什么困难都不怕。”
看着她坚定的眼神，我那颗忐忑的心也安定了下来。
我在心里发誓，我一定要给婉清和我们的孩子一个名正言顺的家，不管有多难，我都要娶她！
05
自从决定要结婚，我干活更有劲了。
我一边加紧盖新房，一边四处托人，想办法打通县里的关系。
苏婉清也开始绣起了嫁妆，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然而，这份希望在1975年9月初的一个清晨，被彻底碾碎了。
那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我像往常一样，揣着两个热乎乎的煮鸡蛋，准备去知青点接苏婉清，跟她一起上工。
可我刚到知青点门口，就感觉气氛不对。几个女知青聚在院子里，小声地议论着什么，看到我来，都纷纷避开了我的目光。
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好的预感。我冲进院子，抓住一个平时和婉清关系还不错的女知青，急切地问：“王娟，婉清呢？她怎么还没出来？”
王娟支支吾吾，眼神躲闪着说：“建国……你别急……婉清她……她走了。”
“走了？去哪了？”我一把抓住她的胳膊。
“昨晚半夜，县里突然来了辆小汽车，说是……说是婉清家里有急事，她家里人来了，必须马上跟他们回去。”
我的脑子瞬间一片空白。
我松开她，疯了一样冲向村口。
天边只剩下一抹鱼肚白，通往县城的土路上空空如也，我只看到远处扬起的一片尘土，和渐渐消失在晨雾里的一个模糊的黑点。
那应该是接走她的汽车。
我踉踉跄跄地跑回知青点，冲进苏婉清的宿舍。
屋里已经变得空荡荡的，她的铺盖、她的脸盆、她那个小小的木箱子，所有属于她的东西，都不见了。
屋子里只剩下一种人去楼空的冰冷。
在她的枕头下，我找到了我送给她的那个军用水壶。
水壶被擦得锃亮，抱在怀里，还带着她身体的余温。我打开水壶盖，希望能找到点什么线索。水壶里，真的有一张折叠起来的纸条。
我的手颤抖着打开纸条，上面只有4个用铅笔写的、字迹潦草的字：
“对不起你。”
这4个字像4把尖刀，狠狠地插进了我的心脏。
为什么？为什么不告而别？家里到底出了什么急事？为什么连等我一面的时间都没有？还有我们的孩子……
我不相信她会就这么抛下我。
我站在村口那棵大榕树下，从清晨等到日暮，又从黑夜等到天明。
我不吃不喝，眼睛死死地盯着那条路，盼着那辆小汽车能再开回来，盼着她能从车上下来，告诉我这只是一场误会。
我足足等了3天3夜。
直到生产队的大队长找到我，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叹了口气说：“建国，别等了，回去吧。我托人去县里知青办问了。人家苏知青是正式办了手续回城的，再也不会回来了。”
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整个人都垮了。
那座我原本充满期待为我们俩盖的新房，也停了工，半成品的土坯墙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像一个巨大的嘲讽。
我开始变得沉默寡言，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天黑了才回家，把自己泡在繁重的体力活里，企图用身体的疲惫来麻痹心里的剧痛。
我不相信她是那种嫌贫爱富、无情无义的女人。她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天大的难处，才会被迫离开。
我开始疯狂地打听她的消息。我托所有去省城的人，帮我打听一个叫苏婉清的姑娘。
我一遍又一遍地给她写信，把我的思念、我的担忧、我的不解全都写在纸上。
可是我不知道她家的具体地址，只能把信寄到省城知青办，恳求他们转交。那些信，像一颗颗石子投入大海，没有激起任何回响。
村里人开始在背后议论我。
他们说我傻，说我被城里姑娘骗了感情，玩腻了就跑了。那些曾经羡慕我的小伙子，现在看我的眼神都充满了同情和嘲笑。
“建国，听哥一句劝，忘了那个城里妞吧。人家压根就没看上你。”
“就是，说不定就是嫌咱们这穷，找个借口回城里享福去了。”
我娘看着我日渐消瘦，急得天天掉眼泪。
她开始托媒人给我说亲，想让我尽快结婚，断了念想。
但我全都拒绝了。我指着自己的心口，对她说：“娘，我这里已经有人了，装不下别人了。”
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刘大山的冷嘲热讽。
他总是在人多的时候，故意大声地对我说：“林建国，你还等呐？人家说不定肚子里揣着你的种，回城里找了个有钱的工人嫁了，早把你这个泥腿子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有一次，他又这么说，我积压了几个月的愤怒和痛苦再也压抑不住，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我红着眼冲上去，和他扭打在了一起。那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跟人打架，我把他打得鼻青脸肿，自己也被他爹关了3天禁闭。
在那间黑暗潮湿的小黑屋里，我想了很多。
我想起了我们相遇的田埂，想起了月下的老槐树，想起了她在我怀里羞涩又坚定的样子。
我不怪她，我一点也不怪她。
我只是想知道，她到底为什么离开？她过得好不好？我们的孩子……生下来了吗？是男孩还是女孩？长得像我还是像她？
无数个夜晚，我一个人坐在新房的土墙边，喝着辛辣的烧酒，望着天上的月亮自言自语：“婉清，你还好吗？孩子还好吗？你倒是给我托个梦啊……”
我不相信她会骗我。
我不相信那个把她母亲唯一的遗物交给我的女孩，会是一个骗子。我愿意等，就算等一辈子，我也要等一个答案。
06
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也是最残忍的刽子手。
它磨平了我的棱角，也磨灭了我的希望。在日复一日的等待和失望中，1年过去了，2年过去了……苏婉清还是杳无音信。
我娘的头发一天比一天白，她看着我，总是唉声叹气。村里和我同龄的小伙子，孩子都会打酱油了，我却还是孤身一人。
1978年，在母亲以死相逼的催促下，我终于妥协了。
我娶了邻村的一个寡妇，叫王秀芬。她男人前几年在水库工地上出了意外，留下她和一个5岁的女儿。
王秀芬是个好女人，勤劳、善良，也命苦。
她知道我心里有人，从不追问我的过去。
她只是默默地操持着家务，照顾我娘，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婚后第二年，她给我生了一个儿子，又过了2年，又生了一个女儿。
日子就这么平淡如水地过着。
我努力地扮演着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好儿子的角色。
我把对苏婉清所有的思念和记忆，连同那个碧绿的玉镯子和那个被她抱过的军用水壶，一起锁进了一个床底的木箱里，再也没有打开过。
但有些东西，锁得再紧，也还是会从缝隙里跑出来。
每年中秋节的晚上，我都会找个借口，独自一人去村后的那片老槐树林里坐上一夜。我看着天上的月亮，就好像看到了她那双清澈的眼睛。
我时常会做梦。梦里，苏婉清抱着一个虎头虎脑的孩子，站在村口的大榕树下，笑着对我说：“建国，我回来了。”每次从梦里醒来，枕头都是湿了一大片。
时间一晃就到了1985年。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我们双河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修了通往县城的公路，一些头脑活络的年轻人开始外出打工，甚至还有人买了拖拉机。我的日子也越过越好，靠着勤劳的双手，成了村里第一批“万元户”。
我以为，我和苏婉清的故事，就会这样被彻底尘封在岁月里，成为一个再也不会被提起的秘密。
然而，就在那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我正在地里查看稻谷的长势。
突然，村里的小孩二蛋气喘吁吁地跑来找我：“建国叔！建国叔！村里来了辆小轿车！黑色的，可气派了！车上下来个人，正到处打听你呢！”
小轿车？我们这穷乡僻壤，除了偶尔有公社干部下来视察，平时连拖拉机都少见，怎么会有小轿车开进来？
我心里纳闷，跟着二蛋回了村。
果然，在我家院子门口，停着一辆我只在画报上见过的黑色“伏尔加”轿车。
车门边站着一个穿着一身笔挺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他看起来斯斯文文的，一脸的焦急。
看到我，他立刻迎了上来，仔细地打量了我几眼，试探着问：“请问……您是林建国同志吗？”
我点了点头。
他的手微微颤抖着，从西装内侧的口袋里，极其缓慢地、极其珍重地掏出了一个用手帕层层包裹的东西。
他一层一层地打开手帕...
我的呼吸猛地一滞，血液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