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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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肚子里的那个孽种，打算怎么办？」男人的声音像一把生锈的锉刀，刮着她脆弱的耳膜。
窗外的雨水如同砸碎的玻璃，一片片往下掉，把夜色割得支离破碎。
她站在昏暗的灯光下，脸色白得像一张刚从水里捞出来的纸。「他不是孽种。」
「不是？你们连一张纸都没有，镇上的人戳脊梁骨都能把你戳死！你死了不要紧，别连累我们！」声音愈发狠厉。
她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声音却依旧平静，像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我的事，不用你管。」
「好，好一个不用我管！」男人冷笑着，一步步逼近，影子在墙上被拉扯成一个巨大的怪物，「苏晴，你别忘了你的身份。有的是办法让你肚子里的东西……消失得无声无息。」
01
一九七四年的春天，来得像个扭捏的姑娘，迟迟不肯掀开她那湿漉漉的面纱。我们枫杨镇，就是那面纱下的一颗美人痣，不大，却被江南的烟雨浸泡得别有风情。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子味道，是烂在泥里的香樟树叶、河里翻滚的鱼腥，还有家家户户的煤炉子里冒出来的、带着硫磺味的炊烟混杂在一起的味道。我，林卫东，一个从北边来的知识青年，在这股味道里已经浸泡了两年，骨头缝里都透着南方的潮气。
我的身份是镇上小学的民办教师，教孩子们念一些他们将来多半用不上的诗词，自己则像一株被移植过来的植物，努力在陌生的土壤里扎下根。因为工作的关系，我需要频繁地去镇政府的二楼盖章，那是一栋灰扑扑的苏式小楼，楼梯被无数双解放鞋踩得油光发亮，扶手上常年卧着一层黏腻的灰。
苏晴就在那二楼最里间的办公室里。
第一次见到她，我正拿着一沓学生的学籍登记表，等着老书记的批示。办公室里闷热得像个蒸笼，几只绿头苍蝇不知死活地撞着玻璃窗，发出嗡嗡的哀鸣。她就坐在靠窗的位置，低着头，正在謄写一份文件。阳光透过布满灰尘的窗格，给她身上那件的确良白衬衫镀上了一层毛茸茸的金边。她的脖颈细长、白皙，像一截新剥的茭白，垂下的几缕发丝，黑得像上好的墨。
她和这个小镇上所有的女人都不一样。镇上的女人，美是泼辣的、饱满的，像地里长出来的红薯，带着泥土的生气。而苏晴的美，是清冷的，疏离的，像挂在天边的一弯新月，你知道她在那儿，却总觉得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薄雾。她身上有一种干净得近乎奢侈的气味，是墨水和硫磺香皂混合的味道，闻起来让人心里很安静。
我们的相识，源于一本被压在箱底的泰戈尔诗集。那是我下放时偷偷带来的，书页已经泛黄发脆，像秋天干枯的蝴蝶翅膀。那天，我盖完章，一阵穿堂风吹过，把我夹在腋下的书吹落在地，正好掉在她的脚边。
她弯腰捡了起来，看了一眼封面上的《飞鸟集》三个字，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在那个连读邓丽君歌词都会被批斗为“靡靡之音”的年代，这本小册子无异于一枚甜蜜的炸弹。
我当时吓得魂飞魄散，以为下一秒她就会高声呼叫，把我这个“资产阶级流毒”的携带者就地正法。可她没有。她只是用指尖轻轻摩挲着书页，然后抬起头，那双清澈如水的眼睛看着我，低声问：「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唱歌，又飞去了。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
她的声音很轻，像羽毛拂过心尖。我愣住了，像被施了定身法。那是书里的第一句诗。
从那天起，我们之间仿佛有了一根看不见的线，一头连着我，一头连着她。我们不敢在办公室多说一句话，所有的交流都变成了藏在文件袋里的纸条。那些纸条上，有我们摘抄的诗句，有对某个革命样板戏人物的滑稽模仿，有对未来的、不着边际的幻想。每一张小小的纸条，都是我们在那个灰色世界里，为彼此点亮的一盏微弱的油灯。
感情这东西，就像墙角的青苔，只要有一点点湿气，就会疯长。很快，纸条已经无法满足我们。我们开始在深夜里，像两只谨慎的猫，溜出各自的宿舍，在镇子外那条名叫“忘忧河”的河边见面。
河水在月光下泛着粼粼的碎光，像一条抖开的、缀满亮片的黑丝绒。我们并肩坐在潮湿的草地上，能闻到泥土和青草混合的腥甜气息。我给她讲北方的雪，讲我读过的那些“禁书”里的故事。她总是安静地听着，偶尔会问一两个问题。她的侧脸在朦胧的夜色里，美得不真实，像一幅精雕细琢的剪影。
但她身上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忧虑，像一层薄冰，覆盖在她平静的表情之下。我曾试探着问起她的家庭，她是从哪里来的。每到这时，她眼里的光就会瞬间黯淡下去，像被风吹灭的烛火。她要么陷入长久的沉默，要么就岔开话题，指着河对岸的萤火虫，问我那是不是天上的星星掉下来了。
我能感觉到，她的心里藏着一个巨大的黑洞，里面装着我无法触及的秘密。但我没敢深究，我怕一不小心，就会把眼前这个脆弱的、梦一样的姑娘惊扰，让她像那些萤火虫一样，消失在无边的夜色里。
那个夏天异常的炎热，空气黏稠得像化开的麦芽糖，把人包裹得透不过气。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仿佛要把整个夏天的生命力都喊出来。就在那样一个闷热的午后，苏晴找到了我。
她站在我宿舍门口，脸色比墙上的石灰还要白。她没有说话，只是把一张揉得皱巴巴的化验单塞到我手里。我展开一看，上面的铅字像一个个烧红的烙铁，烫得我眼睛生疼。“妊娠试验：阳性。”
我先是懵了，脑子里像被塞进了一团乱麻。随即，一股巨大的、混杂着狂喜和恐惧的情绪席卷而来。狂喜的是，我将要有一个属于我和苏晴的孩子；恐惧的是，在那个视贞洁为天条的年代，未婚先孕意味着什么，我们都心知肚明。那是一顶足以压垮任何人的帽子，是足以让我们永世不得翻身的罪名。
我一把抓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像刚从井里捞出来的石头。我强作镇定，声音因为激动而颤抖：「晴，别怕，有我呢。我……我明天就去跟老书记说，我马上就写结婚申请！我们马上结婚，我会承担一切的！」
我以为她会像我一样，在恐惧中找到一丝依靠和希望。可她的反应，却是我完全没想到的。她猛地抽回手，身体不住地发抖，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几乎是绝望的恐惧。她看着我，嘴唇翕动着，反复地、梦呓般地说道：「卫东，来不及了……一切都太晚了……真的，太晚了。」
我不知道她说的“太晚了”是什么意思。我以为她只是被吓坏了，被那个年代的道德枷锁吓坏了。我不知道，她恐惧的，远不止是即将到来的丑闻和唾骂。她恐惧的，是一场早已注定、即将拉开帷幕的、更为庞大的风暴。
02
我把结婚申请写得情真意切，用尽了我肚子里所有的墨水。第二天一早，我就揣着那张写满了我对未来承诺的纸，敲开了老书记办公室的门。
老书记正戴着老花镜，聚精会神地读着报纸。他听完我的来意，摘下眼镜，用那双看过太多风浪的、浑浊的眼睛打量着我。他没有立刻答应，也没有直接拒绝，只是慢悠悠地拿起我的申请，翻来覆去地看，仿佛那上面写的不是结婚申请，而是一篇需要反复推敲的社论。
「小林啊，」他终于开口，声音不紧不慢，「年轻人有热情是好事。但是呢，凡事都要讲究一个时机。你的家庭成分，我们是清楚的。苏晴同志呢，她的情况……比较特殊。你们俩现在结合，时机不合适啊。」
「书记，成分不能决定一切！我们是真心相爱的！」我急切地辩解。
老书记摆了摆手，打断我的话。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熙熙攘攘的街道，意味深长地说：「小林，你还年轻，有些事情你不懂。听我一句劝，不要给自己惹麻烦，更不要给苏晴同志惹麻烦。这件事，先放一放，组织上会考虑的。」
我的结婚申请，就像一颗石子投入了深不见底的古井，连一声回响都没有。我去找苏晴，她比以前更加沉默，眼神里总是带着一种随时准备赴死的决绝。我们最后一次在河边见面时，她紧紧地抱着我，把脸埋在我的胸口，我能感觉到她温热的眼泪浸湿了我的衬衫。她说：「卫东，如果……如果有一天我突然不见了，你不要找我。忘了我，好好生活下去。」
我当时只当她是说了胡话，还笑着刮她的鼻子，说她是不是看了太多悲情的话本。
然而，一语成谶。
那是一个狂风暴雨的夏夜。雷声像战鼓一样在小镇上空擂响，闪电一次次把黑夜撕开一道惨白的口子。我被一阵不同寻常的引擎声惊醒。那声音低沉而有力，绝不是镇上那几台拖拉机能发出来的。我爬起来，凑到窗边，借着闪电的光，看到了让我终生难忘的一幕。
一辆绿色的、挂着军用牌照的解放卡车，像一头沉默的钢铁巨兽，悄无声息地停在了苏晴的宿舍楼下。雨水在车身上冲刷出一条条深色的痕迹。车上跳下来两个穿着雨衣的军人，他们的身形在风雨中显得异常挺拔。他们没有敲门，直接推门走进了苏晴的宿舍。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只知道，那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几分钟后，苏晴被那两个军人“请”了出来。她没有挣扎，也没有呼喊，只是顺从地跟着他们。她身上还穿着那件白衬衫，在瓢泼大雨中，整个人显得单薄而又脆弱。
就在她即将上车的那一刻，她仿佛感应到了什么，猛地回过头，朝着我宿舍的方向，深深地望了一眼。隔着重重雨幕，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但我能读懂她眼神里的千言万语。那里有决绝，有不舍，有痛苦，还有一种……我当时无法理解的、托付般的悲壮。
车门关上，卡车发动，很快就消失在风雨交加的夜色里。整个过程，快得像一场噩梦。
第二天，雨过天晴。苏晴的宿舍里，人去楼空。她的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桌上的东西也都不见了，仿佛这个人从来没有在这里生活过。镇政府里，所有人都对此事讳莫如深，老书记更是躲着我，一看到我就绕道走。苏晴这个名字，像被一只无形的手，从枫杨镇的历史里硬生生抹掉了。
我不相信她会就这么消失。我疯了一样跑到她宿舍楼下，在昨夜被雨水冲刷得一片泥泞的地上寻找着蛛丝马迹。终于，在一小滩积水的边缘，我看到了一点金属的反光。我把它从泥里抠出来，擦干净。那是一枚小小的、黄铜色的金属领扣，上面刻着一个我从未见过的盾形徽章，徽章下是一串编号：K-03。
这枚领扣的制式，不属于我们本地驻扎的任何一支部队。它像一个来自未知世界的信物，冰冷而坚硬地躺在我的掌心。这是苏晴留给我的，唯一的线索。
从那以后，我的生命被重新定义。我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民办教师，我成了一个等待者，一个追寻者。返城的浪潮来了，我没有走。我的同学们一个个离开了枫杨镇，奔向了他们崭新的前程，只有我，像一棵固执的老树，留在了原地。
我开始写信，一封又一封。我不知道该寄往哪里，就把信寄往我能想到的所有军区、所有可能的部门。我在信里一遍遍地讲述我和苏晴的故事，附上那枚领扣的拓印。那些信，像一片片落叶，飘进了一个巨大的、沉默的邮政系统，然后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时间像一条生锈的铁链，在我身上拖过，留下一道道冰冷的痕迹。我的头发开始夹杂银丝，眼角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镇上的人看我的眼神，从最初的同情，慢慢变成了不解，最后成了一种看疯子般的怜悯。他们都说，林老师魔怔了，在等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女人。
是啊，我魔怔了。苏晴和那个未出世的孩子，成了我内心深处一个永不愈合的伤口，也成了支撑我度过这漫长孤寂岁月的唯一执念。我守着我们共同的回忆，守着那本泛黄的《飞鸟集》，守着那枚被我摩挲得温润光滑的领扣，一年，又一年。我以为，我的一生，就会在这样无望的等待中，慢慢走向终点。
03
三十年的光阴，能让一个青涩的知青变成鬓角斑白的老教师，能让一个闭塞的江南小镇通上宽带，也能让曾经的禁忌变成可以公开谈论的旧闻。二零零四年，我已经五十六岁了。我依然在枫杨镇的学校里教书，只是民办教师的称谓，早已变成了正式的编制。我的学生们，一茬又一茬，像蒲公英的种子，飞向了全国各地。
我早已放弃了写信，那枚K-03领扣，被我装在一个小小的火柴盒里，藏在箱底，像收藏一块远古的化石。我以为，我和苏晴的故事，已经彻底尘封，变成了一个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已经发了霉的秘密。
转机，出现在一个同样黏腻的夏天。
那天，我接到了我曾经的学生李强打来的长途电话。他如今已是北京一家知名报社的记者，事业有成。电话里，他的声音异常兴奋：「林老师！林老师！我可能……我可能找到您要找的人了！」
我的心，那颗沉寂了三十年的心，猛地狂跳起来，像要挣脱肋骨的囚笼。
李强说，他前几天去采访一个国家级的科技表彰大会，在会后的晚宴上，他看到了一个女人的名字和照片。那是一位国家级保密研究院的总工程师，她叫——苏晴。
「林老师，照片上的那个女人，年纪大了，大概五十多岁，但是气质特别好，跟您以前形容的太像了！我……我把报纸给您寄过去！」
几天后，我收到了那个印着彩色照片的报纸。我戴上老花镜，双手颤抖地展开。照片上，一个穿着深色套装的女人，正站在一群领导中间。她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脸上带着雍容而威严的微笑。岁月在她脸上刻下了痕迹，但那熟悉的眉眼，那清冷如月的气质，那即使在人群中也无法被掩盖的疏离感……是她！就是她！
三十年了，她没有消失，她没有死。她成了我完全无法想象的人，站在一个我永远无法企及的高度。
我的血液在血管里奔腾，仿佛一瞬间又回到了三十年前那个充满激情的夏夜。我翻出箱底的火柴盒，拿出那枚K-03领扣，紧紧地攥在手心。我跟学校请了长假，揣着半辈子积攒下来的所有积蓄，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我成了一个来自旧时代的幽灵，闯入了一个光怪陆离的现代化都市。北京某国家级保密研究院，那是一座被高墙和电网包围的神秘建筑，门口站着荷枪实弹的武警。我被层层安保拦在外面，像一只试图靠近城堡的蚂蚁。
我向门卫解释我的来意，他们用看神经病一样的眼神看着我，把我推了出去。我没有办法，只能用最笨的、也是我唯一会的办法——等待。
我每天就守在研究院的大门口，从清晨到日暮。我看着一辆辆高级轿车进进出出，看着那些穿着笔挺制服、气质不凡的科研人员。我和他们，仿佛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衬衫，脚上是镇上买的布鞋，在那些光鲜亮丽的背景下，显得如此格格不入，如此可笑。
04
等待的第五天傍晚，夕阳把天空烧成一片壮丽的橘红色。一辆黑色的奥迪A6缓缓驶出研究院的大门。我认得那辆车，这几天，它每天都准时出现。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个声音在疯狂地叫嚣：她就在里面！
我像疯了一样，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张开双臂拦在车前。
刺耳的刹车声响起。车门立刻被打开，两个穿着黑色西装的警卫冲下来，一把将我架住，像拎一只小鸡一样把我往路边拖。「你干什么！不要命了！」
我拼命挣扎，用尽全身的力气喊道：「苏晴！苏晴！我是林卫东！枫杨镇的林卫东！」
就在这时，后座的车窗，黑色的玻璃，缓缓地、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漠然，降了下来。
一张我思念了整整三十年的脸，出现在我眼前。她比报纸上看起来更清瘦一些，眼角的皱纹也更深。她看着我，眼神里先是闪过了一丝无法掩饰的震惊，那震惊像一块投入湖面的石头，激起了一圈涟漪。但几乎是瞬间，那圈涟漪就被一层坚冰覆盖，取而代之的，是冰冷刺骨的平静。
她对警卫挥了挥手。警卫松开了我。她那冷漠的目光在我身上扫过，就像在看一个完全不相干的陌生人。然后，她对司机说：「让他到旁边接待室等我。」
车开走了，我被带进了一间肃静得让人窒息的接待室。白色的墙壁，黑色的皮质沙发，桌上放着一瓶未开封的矿泉水。冷气开得很足，我却浑身冒汗。
不知过了多久，门开了。苏晴走了进来。她换下了一身套装，穿着一件简单的灰色羊绒衫，但身上那股威严的气场丝毫未减。她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我们之间隔着一张冰冷的茶几，那距离，仿佛隔着三十年的时光银河。
我看着她，有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的嘴唇哆嗦着，眼眶发热。最终，我颤抖着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火柴盒，把那枚K-03领扣推到她面前。
「苏晴……这些年……你还好吗？」我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我们的……我们的孩子呢？」
这是我问过无数遍、却从未得到答案的问题。我以为，这一次，在三十年后的重逢里，我会得到一个解释，一个结果。
苏晴的目光落在那枚领扣上，瞳孔微不可查地收缩了一下。但她很快移开视线，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打断我的话，语气近乎残忍地刺向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