镌刻在青砖门楼上的司法风骨

原标题：镌刻在青砖门楼上的司法风骨

□贾华春

张履谦塑像。 张丹 摄

在赤峰一座残破的青砖门楼下，“宝善堂”三个字历经百年风雨，仍顽强地镌刻在砖石之上。这里，藏着怎样一段跨越清末、民国、抗战三个时代的司法传奇？故事的主角，便是封建社会科举制度下赤峰地区仅有的两名进士之一——张履谦。他与近代法学家沈钧儒同科（注：经核实，二人同于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进士及第），更以数十年的司法生涯，在制度变革与时局动荡中铸就了“刚正、专业、为民”的司法品格，成为地方司法史上的标志性人物。

后来因工作赴赤峰，一次下乡途中，我竟与这座承载着传奇的旧居不期而遇。残存的青砖门楼静立在路旁，风化的字迹间仿佛凝结着时光，默默地诉说着主人跨越百年的法治坚守。

清末，司法权仍依附于行政权——知府可直接干预案件审理，省级按察使司有权复核甚至变更府级判决。时任承德府推官（注：明清时期府级司法官员，专司刑狱审理，相当于当下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张履谦，正是在这样的制度困境中，以专业与勇气捍卫着司法底线。

“周苍喇嘛案”的审理，堪称他司法生涯中的高光时刻。当时，周苍喇嘛背靠权贵势力，涉案后仍气焰嚣张，多方施压要求“从轻发落”。面对压力，张履谦没有妥协，而是亲选精干吏员组建核查团队，一步步构建起无懈可击的证据链：他带着吏员深入案发地，采集被劫货物残件，逐一标注发现地点并让见证人当场签名；翻山越岭寻访目击农牧民，由吏员逐句记录口供后，再读给证人听，确认无误才让其签字画押；核查周苍牧场账簿时，特意要求加盖牧场印章，同时在府署存档备份，从源头上杜绝证据被篡改的可能。

庭审前，张履谦主持证据核验，让吏员站在公堂之上，逐一说明每一份证据的来源、固定过程，稍有含糊便追问到底，直至确认所有证据均无伪造痕迹。彼时虽无正式立法，但清末司法改革已推动部分开明司法官员借鉴西方法治理念，张履谦便是其中之一。他参照“程序正义”原则拟定“庭审提纲”，明确要求“先传被告人到庭，允许其对指控逐一辩解，再由原告质证”。

庭审当天，变故突生——周苍的党羽聚集在衙门外，高声喧哗、恶意挑衅，试图干扰庭审。张履谦猛地拍案而起，目光如炬扫过堂下：“律法面前，人人平等，岂容宵小滋事！”随即命衙役前往维持秩序，自己则稳坐公堂，始终按提纲稳步推进庭审。最终，他手持证据，声音铿锵地当庭宣判：“律法昭昭，岂容特权践踏？依律当斩！”

这套严谨的证据固定与审查程序，即使在今天看来，亦闪耀着现代司法理念的光芒。而这一判决，不仅是对个案正义的捍卫，更成为清末司法实践中“证据裁判”理念的生动实践，让在场百姓真切感受到了“法不阿贵”的力量。

案件审结后，张履谦因拒绝权贵贿赂、坚持公正司法，遭到京城吏部与刑部的“明升暗降”，最终被调往陕西贫瘠之地任职。这一结果，恰恰印证了清末“司法官难以独立履职”的制度局限，而他的经历，也成为那个司法转型期无数正直司法者的缩影。

在承德任上，草原还曾遭遇了严重白灾（注：指草原地区冬季降雪过多，覆盖草场导致牲畜饿死、牧民受灾的自然灾害），牧民流离失所，不少人因争夺食物与草料爆发冲突。张履谦深知，司法的意义不仅在于事后断案，更在于提前化解民生困境以减少纠纷——若任由冲突蔓延，后续司法秩序将彻底失控。在向朝廷呈文等待批复的日子里，他看着街头饥寒交迫的牧民，果断作出决定：变卖家中绸缎衣物与金银饰品。最终，他共筹得粮款200余两白银，购置粮食50余石，救助牧民300余户。这场“司法官牵头的赈灾”，既缓解了紧急灾情，更从根源上减少了纠纷，为后续司法稳定奠定了基础，完美诠释了传统司法官员“司法仁心”与“治未病”的职业智慧。

时光流转至1928年，已任陕西地方检察厅检察长（注：民国初年，司法机关逐步脱离行政体系，检察制度初步建立，张履谦的任职见证了这一转型）的他，再次站在了“权与法”的十字路口。

这一年，渭华起义失败后，大批仁人志士被当局拘捕，军警机关迅速将案件移交检察厅，要求“从严处置、尽快定罪”，甚至私下送来“从重判决”的密令。张履谦接手案件后，没有盲从指令，而是逐份审查案卷，很快发现了关键问题：军警提交的材料仅有嫌疑人的身份关联记录，完全没有能证明其存在具体犯罪行为的书证、物证，所谓“犯罪事实”多为口供，且存在前后矛盾之处。

“无证据则无定罪”，这是张履谦坚守多年的司法准则。面对上级的压力与同僚“别惹祸上身”的劝说，他没有动摇，最终以“证据不足”为由，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并立即将书面文书送达军警机关，详细阐述“证据链断裂、无法形成有效指控”的法理依据，要求立即释放仁人志士。

释放仁人志士的消息传开后，上级虽未公开追责，却以“办案疏忽”为由将他的月俸减半。同僚中，有人私下拍案称赞“张公敢逆上意，有古之直臣风”。也有人怕受牵连，从此刻意与他保持距离。而被释放的仁人志士中，有三人辗转抵达陕甘宁边区加入红军，后来成为革命根据地的骨干。1950年，其中一名叫李佩民的干部专程从西安赴赤峰，在宝善堂前驻足良久，感慨道：“若无张公当年依法履职，便无我们今日的新生。”

抗战爆发时，张履谦已过花甲之年。即便脱离了司法岗位，但他多年司法生涯中铸就的“公正无偏”的品格，仍让他成为地方公信力的核心——这种源于司法职业的信任，让他的抗日号召拥有了超越个人声望的号召力。

当时，乡里急需为前线筹集物资，却因缺乏可靠的组织者而停滞。乡绅、商人得知张履谦牵头募捐后，纷纷主动响应，有人捐钱，有人捐粮，甚至有人拿出珍藏的药材。张履谦没有辜负这份信任，他将司法工作中“严谨细致”的素养完全融入募捐事务中：亲手准备账簿，每一笔捐款都详细记录了捐赠人、金额、物资种类；每周一清晨，准时将账簿张贴在乡中公告栏，公示资金与物资的流向，确保每一分钱、每一件物资都用于购买前线急需的药品、粮食与棉衣。

有人问他，都已卸任，为何还如此费心？张履谦笑着回答：“我曾是司法官，‘公正透明’早已刻在骨子里，哪怕是募捐，也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此举既是“宝善”家训中“推己及人”理念的践行，更是司法官员“为民服务”职业精神在特殊时期的生动体现。

1945年，抗战取得胜利，年届古稀的张履谦历经艰险，终于从战乱地区返回赤峰故里。他没有先回家，而是径直来到残破的宝善堂前。老人拄着拐杖，缓缓弯腰，拐杖轻轻触地的瞬间，花白的胡须随风飘动，目光紧紧地落在“宝善堂”三个字上，久久未移——仿佛在与年少时聆听“宝善”家训的自己对话、与毕生坚守的司法初心对话。良久，他对着门楼深深一揖，声音微颤却坚定：“宝善堂还在，家国终得安宁，不负此生初心。”

今天，当我们再次凝视宝善堂斑驳的青砖时，砖缝间的枯草依旧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砖石上的字迹虽愈发模糊，却始终镌刻着那份永不褪色的司法初心。张履谦用一生诠释的“刚正、专业、为民”穿越百年时空，仍在为当代司法工作者指引着方向。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委宣传部）（贾华春）

（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