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 | 阿成：尘世风景

来自：明净阅刊

达琳咖啡街

达琳咖啡街原本是一条清静的街，后来猛地繁华了，俨然被堵塞的泥石流。过去，是轻轻流淌的泉水、小溪，现在是污泥浊水。咖啡街对面有一家茶馆。为什么要单提出这两家小馆呢？是说，在这条街上住着这么一户人家。这家人只有夫妻二人，没儿没女。退休之前先生是机关干部，夫人在一家服装公司供职。夫妻俩虽说睡在一张床上，可他们的个人嗜好却截然不同。夫人每天固定去咖啡馆喝咖啡。在中国境内，去咖啡馆儿喝咖啡的人总量不多，基本是一些年轻人，老年人很少（除了喝飞机上免费供应的咖啡），而且这样的老年人一般是有背景的。不过，你能知道夫人有怎样的背景吗？反正我是不知道。

夫人坐在咖啡馆临窗的小桌那儿，爬满青筋的手，用小勺轻轻地，缓慢地搅动着小瓷杯里的咖啡，眼睛望着窗外的树在当下季节里不同的变化。用年轻人所说的“发呆”来消磨时光。按说发呆的应当是老年人。年轻人发什么呆呀？赶快忙去吧。咖啡馆从里到外都很外国，门脸儿啊，内饰啊，装饰啊，包括咖啡用具，甚至服务员的样子，都搞得很外国。如果问先生最讨厌什么？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咖啡。他觉得中国人喝咖啡简直是匪夷所思。先生去短街对面的那家茶馆儿喝茶，而且是风雨无阻。可以说，这家茶馆承载着他的日常。茶馆儿与对面的咖啡馆儿装饰截然不同。茶馆儿的样子很传统，发黑、发旧的木板墙上挂着蓑衣、竹笠、草鞋、几串辣椒、苞米等装饰品。几张古色古香的方桌，以及社区书法名人的书法作品。茶客们喜欢穿对襟的、盘扣的中式服装，脚上多是千层底布鞋。和咖啡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两种空间，两种人生态度，两种范儿。

一夕，夫人跟先生闲聊的时候说，知道为什么有这样一句话吗？先生说，啥话？肯定不是好话。夫人说，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请问，为啥各自飞呢？先生说，那还用问吗？不要脸呗。夫人说，不要说脏话，不是不要脸，而是各自的爱好不同。比如我们俩死了以后，肯定各自飞。先生说，就是你不肯定，我也肯定。

每天黄昏的时候，妻子回来照例会说，darling（亲爱的），在家呢，今天过得好吗？丈夫则说，这一天你又骚拉肯德基去了？夫人说，真扫兴。说完便去了卧室（多好听的名字啊，卧室），夫人躺在床上开始读她喜欢的时尚文章，旅游啊，影视啊，服装啊，化妆啊，包括美食等等。先生则坐在方厅里开始哗啦哗啦翻看报纸。先生订了好几份报纸，他的兴趣基本上在国际形势方面，以色列在加沙又怎么怎么了，伊朗跟以色列又干起来了，乌克兰和俄罗斯又发动了新一轮袭击。美国大选如火如荼。特朗普的女儿在演讲中说，她真佩服那个叫卡玛拉·哈里斯的女总统候选人，说她有那么多的男人，可居然没出问题。她真佩服。有时候先生也会看手机里的“抖音”（不是追赶时髦，而是这也是一种消息源），抖音的内容五花八门，且瞬息万变，雅的、俗的、诡异的，像这条街一样塞满了形形色色的垃圾。但是正因如此，给先生提供了丰富的谈资，第二天到茶馆里就有的聊，有的说，有的争了。金圣叹说人生有三大快事，其中一件，就是聊天儿。聊天才是有活力的生活，才不至于像个傻子似的呆呆地听别人聊。

这对儿老夫老妻的退休工资都不少，用退休老同志、老工友、老师傅、老哥们儿和老姐们儿的话说，现在咱们是吃饭挣钱。一个月开六七千块钱，哪是少啊？知足吧，好好活着吧。夫人也想过第二春，在时装界发挥自己的余热。单是手法、观念、价值，落伍了。再加上年轻人不喜欢老设计师。了解了这一点之后，夫人就歇了。她想，现如今，满大街的人都穿得花花绿绿，个个头染得像鹦鹉似的，跟百老汇上演的《猫》差不多。可你能怎么样呢？你又能怎么样呢？你有什么招呢？你又能有什么招儿呢？没招。这就是潮流。潮流流的不一定都是清流，偶尔也会是污泥浊水。所以还是在咖啡馆儿发呆，喝咖啡吧。

这对老夫妻的家，纯纯的家徒四壁，几乎是啥也没有（暖水瓶和拖鞋是有的）。唯一的家具——床，还是用木板搭的，有点儿类似当年红军招待来开会的干部的那种临时板床。这都什么年代了？新清贫主义吗？可他们就喜欢这样的生活。过去在职的时候，家里从不起伙，吃小馆儿，自然是各吃各的。先生吃油条、包子、小米粥。夫人去肯德基、麦当劳，一杯咖啡、一个汉堡、一小包土豆条和一张精美的餐巾纸。简单是简单，但是价格不菲，可她喜欢。有时候她也想，自己上辈子是不是欧洲人？

两口子死了，就很自然，人生自古谁无死嘛。先生死在春天（就是老百姓常说的，阎王爷收老人的季节），夫人是第二年初冬走的。二人是分开死的。先生死的时候，夫人把她亲手缝制的中式的、传统的、老派儿的服装给先生穿上。虽然没看她号啕大哭，但她眼睛里是噙着泪水的。夫人死了之后，民政部门把这两口子的骨灰装在一个骨灰盒里。生，像不像夫妻的样子，咱不去管它，死了，就要有个夫妻样。古书上不是说了生不同年，死同穴吗？有人悄声地问，咱们这么做合适吗？两口子并不是一条绳子上拴着的骆驼呀。负责安葬的社区同志说，我们听邻居反映，老爷子死后，老太太就再没去过咖啡馆儿，改去茶馆儿了，在茶馆儿坐一天，而且与先生一样，共茗同盏。

花鸟鱼市的两只狗

买大花盆的想法几天前就有，只是一直没有“心里时间”。人的这种惰性，人的这种无奈，常常是相辅相成的，与孪生姐妹和比目鱼一样。今儿心情很好，决定去花市买花盆。当然心里是知道的，到了那里，琳琅满目的花鸟鱼虫，就可能不单单是买花盆了，说不定还有别的玩意儿要买。用现在的时髦语言说，随机性很强。这也是我的悲剧人格所决定的。女儿也要跟我一块儿去，她是考虑老爹要买的花盆太大了，老人家虽然心里年轻，嫩，但终归是岁数大了，老同志不服老，可以，但咱得认老。那，为什么要买一个大花盆儿呢？先前，一位刚刚上任的领导送我的那个盆景的盆儿已经小了，如今盆景里的两棵花已经长成树了，盆景的盆又窄、又浅，早就需要换个大盆。

按导航的语音提示，开车来到了道外（区）的花鸟鱼市。过去，道外的花鸟鱼市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后来搬了家，再加上人世间的杂事、杂人、杂会、杂餐的干扰，包括可能上一辈子有仇的仇家的干扰，去得渐渐少了。我也想过，为什么少了呢？就是对悠闲的认识不足，对悠闲不够重视。其实人没必要活得那么忙，可以闲下来的。我也知道有些人根本就闲不下来。就像从坡上滚下去的珠子，一直往下滚，往下滚，最后掉到大海里算结束。我称他们为“海人”。可我不是海人。

到了。发现花鸟鱼市几乎没有改观，既有高档的花卉，也有百姓喜欢的花草，彼此的价格悬殊。可以据己爱好，各取所需。我还发现卖猫狗的多了起来。我看到一个伙计牵着两只狗乐滋滋地往回走。

这花鸟鱼市，俨然一个话剧大舞台，没有认识不认识一说，彼此眼光一对，对方就会问，哟嗨，你啥时候来的？像老相识一样。这里没有谁是“流动布景”（跑龙套的），人人都是主角，个个都有台词，且非常自然，自然而然。我便问这位牵狗的老弟，兄弟，多少钱买的？他说，800块两条。咋样？可以吧？我使劲儿地点头说，不是可以，是太可以了。他说，我想让他饶我那只小狗崽儿，他不同意。我就没见过天底下还有这么抠的人。我说，商人嘛，无奸不商嘛。旁边的一位搭讪的说，他要真饶了你的那只小狗崽儿，恐怕三宿他都睡不着觉。卖狗那家伙我了解，屙屎都带筷子。另一位虚心地问，怎么讲？他说，他用筷子把屙出来的豆夹出来呀。于是看客们都疯笑起来。那两只狗似乎也在偷偷地乐。

单不说这伙计买的狗便宜还是贵，他买两只必有买两只的道理。我猜，一是狗和狗之间有个伴儿，二是他和狗也是个伴儿。两狗一人，这也是一个家庭。我对养狗也是情有独钟的。自打成了鳏夫之后，也曾产生过买一条狗的想法，可以跟狗说说话，强迫我出去遛弯儿。其实一个人说心里话的机会很少，父母不在了，兄妹也不可以掏心掏肺，不能给亲兄妹心里添堵。再说和朋友聚会，说白了，无论是任何场合都不适合说心里话，暴露自己的脆弱点，给人家添笑料。你可能看不见人家在笑，但你心里能感觉到。人在花鸟鱼市就没问题了，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表演就怎么表演。只要您不过分，不卖惨，都不是问题，毕竟这是一个公共的“话剧舞台”，你来我往，都是过客，都是国家一级演员。

到卖花盆的摊子了。原本想买跟过去一样的、长方形的花盆儿，当然要深一些，结果寻找了一遍，所有的景盆儿都很浅，好像盆景里的花儿不需要太深的土似的。怎么办呢？好环境、好气氛就会催生好想法。我决定买两个大的圆盆，将两棵花树分别栽。是合欢树，但是，不在一个盆里的合欢树未见不合欢。想想看，普天之下两地分居的人多了去了，这还没算第三者，他们照样可以隔空诉说情话。女儿又建议我再买些花土、花肥。就在我买花盆的时候，突然发现，刚才那个人买的两只狗都跑了回来。明白了，狗是忠臣啊。

归程在即

客居龙口的最后一天，下雨了。开始是小雨，后来变成了中雨。我的房间正好面临着大海。大雨中的海灰蒙蒙的，无边无涯，苍茫一片。不由得联想到那些遇难的船。船在海上航行难免不遇到这样的天气，遭遇沉船。尤其是划着皮划艇在夜的大海中挣扎的人，既无方向，也无过往的船只营救，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早晨，老伴儿嘱咐我去海边买海鲜。虽然说我们在海边居住一个星期了，但一直没有正儿八经地吃一顿自己做的新鲜海鲜。明天就要走了，吃点新鲜的海鲜也算不枉此行。不过昨天听当地的朋友说，这两天刮台风，渔船是出不了海的。现在风是停了，只是不知道明天早晨会不会有渔船靠岸。

雨中，空空荡荡的海港显得有些冷清，真没有渔船靠岸。平日里热闹喧嚣的海港，只有一个穿着雨衣的小姑娘在那儿卖海鲜。呵，总算是没白来，吃海鲜的愿望总算可以实现了。小姑娘可怜巴巴地看着我，这可能是她遇到的第一个客人吧。只是小姑娘卖的海鲜比传说中的要贵一点。一想到台风过后，大雨之中，海鲜的价格贵一点，也在情理之中。再说买海鲜重要的，不是便宜，而是新鲜，尤其是你面对的是一个小女孩儿，你我能跟孩子讨价还价吗？我也有两个女儿。假如说我的女儿为了赚一点钱，或者是为了上学，或者是为了添补家用，在这样的雨天，在别人都不出海的日子里出来卖海鲜，情以何堪？你还会讨价还价吗？钱，当真是世上最重要的吗？于是买了螃蟹、生蚝、海蛎子，一共是180块，我给她200块钱说，不用找了。可小姑娘执意找钱。在她解开雨衣的那一瞬间，我发现里面她穿着一件白色的孝服。

雨越下越大，并伴随着惊天的霹雳，海风呼啸起来，把伞都吹翻个了。这回家的路更难走了。

有道是“上马饺子，下马面”。明天一早就要返程回黑龙江了，按照风俗，照例是要吃一顿饺子的。听说是有一家“饺子人家”的馆子特别的火，去那里并不远。就去这里。

雨，基本停了。淅淅沥沥的小雨还算雨吗？

“饺子人家”是一家自助饺子馆，是火，几乎座无虚席，只是有些乱。不用说，这是一个平民百姓吃饭的地方，有钱、有身份的人不会到这里吃饭。这里可选的菜品很多，但这里的海鲜都是一些大路货。中午已经吃过海鲜了，到这里主要是吃饺子。我要了四个像包子一样大的海杂瓣儿水饺。尽管这足够两个人吃的了，可言犹在耳，于是又要了一盘茴香馅饺子，“茴香”和“回乡”同音。中国人受谐音的影响自古有之，我也未能免俗。我吃得很慢，边吃边看周围的食客，发现无论是穿着打扮还是口音，他们大多都是外地人，而且都要了茴香馅饺子。对面儿桌的那个妇女，听口音是外地人，偌大的，像包子一样大的饺子她吃了五六个。是啊，好饭量就有好体格，好体格就是好劳力。美美地吃上一顿，回家去吧。

室韦之谜

像伊万这么聪明的人，媳妇的所作所为他不可能不知道，可他为什么就像个没事儿人似的，完全没把“樱桃”，就是他媳妇儿突然消失当一回事儿？不仅没当一回事，而且像刚从澡堂子泡澡出来，样子轻松得很。

应当说（专家们都喜欢说“应当说”，我也受了传染），可以说，樱桃突然消失的这些天是伊万最开心的日子。伊万是一个玩主（伊万这个名字，在俄罗斯是“上帝珍爱”的意思），他喜欢打猎、养鸽子、养鱼、养狗，喜欢骑摩托。这可能跟他的遗传基因有关。像鸡尾酒一样，伊万的血液里有三分之一是俄罗斯血统，剩下的血，源自山东蓬莱，他的爷爷。那么，是怎样产这么一款的呢？这种事儿需要一部60万字的长篇小说才能说清楚。扼要地说，在黑龙江边儿，有一个叫“室韦”的地方（紧贴着中俄边界），像伊万这样的混血儿（就是“三毛子”，即第三代混血儿），在室韦不单伊万这一款，少说有几百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外国人到中国的领土上来了？特别有趣的是，这些混血儿的来历、经历、故事惊人地相似。不说也罢。

伊万长得有点儿像肖洛霍普写的那部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中的男主角，就是那个留着小胡子的格里高里，喜欢用鞭子抽媳妇儿的哥萨克男人。在哥萨克人的风俗中，挂在家里墙上的鞭子有两个用途，一是抽马，二是狠抽媳妇儿。但千万不要误以为伊万的媳妇儿是他用鞭子给打跑的。恰恰相反，中国人的血和外国人的血勾兑之后，历经第一代、第二代、到了第三代，基因就发生了变化，伊万变成了一个怕老婆的人。尽管他有格里高里那样英姿飒爽的男人雄姿，但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伊万已被老婆训练得像一只听话的八哥，不敢去钓鱼，不敢养鸽子，不敢去打猎，除了有事，摩托车也不准骑。没事的时候就在院子里劈柴。为什么总是不断地劈柴呢？因为到了冬天，室韦这个地方的气温低至零下40摄氏度。这样说吧，在室韦人们比的不是现代化家具，不是你有什么牌子的车、什么样的时髦的衣服，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院子里的柴火垛大不大？多不多？高不高？码得整齐不整齐？在他们看来，集中供热是一种异化了的取暖方式，还是得烧壁炉、烧炉子、做饭、烧菜、烤面包、煮热茶，包括烤湿漉漉的鞋垫儿，效果不一样，感觉不一样，气氛也不一样，心情更不一样。在熊熊燃烧着柴火的壁炉边，读克雷洛夫寓言或者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常是忧郁/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和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感受和收获是大不一样的。特别是到了圣诞节、复活节的时候，家里头如果是暖气取暖那就太糟糕了。这不是三毛子混血儿们想要的生活。

那么，拥有如此诗意般的生活，伊万的妻子又为什么突然失踪了呢？难道她跟情人私奔了吗？这可不可能。要知道，在整个室韦大家彼此都认识，并没有一个男人离开这里。别看他们个个长得都像俄罗斯男人、俄罗斯女人，俄罗斯老头老太太，与情人私奔这种事就从来没发生过。也有人猜测，伊万的妻子是不是被他的情人杀了？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呀。还有更为诡异的，这个叫樱桃的女人，在离开之前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将伊万所有的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而且烤了足够伊万吃半个月的面包和甜列巴圈儿（伊万喜欢吃甜列巴圈儿）。显然这是为她出走，而不是赴死，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么，樱桃去哪里了呢？也有人猜测，她可能回山东老家蓬莱了，去遥远的家乡寻找自己的祖先，去寻根问祖了。或者，樱桃已经厌倦了这个到处都是洋面孔的地方，就像一只鸡不愿意生活在鸭群里一样，它总有一天要离开的。不过这种有文化、有档次的事发生在樱桃身上似乎不大可能。但思考与选择总该有的吧？它是人生征途上重要的驱动力呀。但是，为什么她要抛弃跟自己生活了十年的伊万呢？是，社区里的人都知道伊万不是樱桃理想中的丈夫。这如同特别驯服听话的下属，领导就一定喜欢这一款吗？反过来说，如果不喜欢了，可以离婚啊。民政局与伊万的家距离不过是300米，烧一壶水的工夫就可以办理好离婚手续。再说，现在离婚多容易呀，就像在淘宝上退货一样，不收任何手续费。如果不想离婚，你心里又窝火，你可以虐待伊万呀，比如无端地找茬儿，无端地发火，动手挠人。这些都是夫妻生活当中固定的节目。总不至于突然人间蒸发了吧？

社区里的人纷纷议论，伊万的妻子为什么不辞而别了？我归纳了一下他们的一些看法，大致有这么三点：第一，大家觉得伊万偶尔的悲伤是装出来的，不太真实，所以，他很有可能是杀害自己妻子的凶手。那么这样的推理是怎样产生的呢？很简单，他从未出去寻找过自己的妻子，而且对自己的妻子突然离家出走不做任何解释。您瞧他那副德行，两手一摊说，我也不知道啊。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第二，伊万的妻子樱桃可能厌倦了和伊万的这种平淡的生活，不愿意继续了，这不是她想要的生活。她要开始自己新的人生。那么，樱桃追求的新的人生又在哪里呢？关于这点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伊万对她来说就像餐巾纸，有没有都一样。关于这方面伊万总结得非常到位。他曾经跟樱桃说过，我现在把日子都过重叠了，一天一天的，包括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任何改变。你问我，昨天和前天咱们吃的什么？那看看今天吃的就知道了，全一样。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结婚已经满10年了，说不清究竟是谁的原因，他们一直没有孩子。没有孩子的家庭是令人窒息的家庭。当然，这一点对现在的一些青年夫妻来说一丁点都不重要，年轻人喜欢两个人的世界，他们不想用未来内卷自己。伊万的妻子樱桃不属于这一类人。她是一个男人的妻子，妻子是什么？是女人，女人是什么？结婚、生子。作为一个女人，如果一生没怀过孕，没有生过孩子，她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女人不单单是要做女儿、做妻子，还要做母亲，甚至做奶奶。那么作为一个男人，不能与妻子发愤图强，共同努力生孩子，光想着钓鱼、打猎、养鸽子、吃烤面包和列巴圈儿、吃红肠、喝啤酒、呱叽呱叽吃酸黄瓜，这种男人还能算是纯粹意义上的丈夫吗？

当然，话又说回来，如果说这是伊万的妻子樱桃出走的原因，也只能算是之一。樱桃的爷爷奶奶都是山东蓬莱人。山东毕竟是樱桃的根，樱桃在手机上、iPad上、电视上、书本和杂志上，获得了许多关于山东的知识，特别是蓬莱的知识。所以我说，知识不单是一种诱惑，更重要的，知识是最佳的导游，让很多人漂洋过海，冒各种各样的险，因为他们受到了诱惑。诱惑还是一种动力。大约就是在这种摸不着、看不见，匪夷所思的动力的推动与诱惑之下，伊万的妻子樱桃悄悄地走了。樱桃可能认为，远行了，任何分开的话都是多余的。就像电影台词说的那样，身上总有放不下的重担。樱桃的重担是回山东去，回老家去，做一个纯粹的山东儿女，找一个山东汉子结婚，生一个山东娃，做一个山东的母亲。

樱桃的出走给室韦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谜。对普通人来说，这个谜享受一段时间就可以了。为什么可以了呢？因为一个谜被破解之后，还会出现无数个谜。

草原上的风

坐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草原的风夹杂着细碎的沙子吹在我的脸上，像是一只粗糙的手在抚摸着我的脸。在城市里是享受不到草原上这种清纯的风的。如宋玉在《风赋》中所描述的：“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太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淜滂，激飏熛怒。耾耾雷声，回穴错迕。蹶石伐木，梢杀林莽。至其将衰也，被丽披离，冲孔动楗，眴焕粲烂，离散转移。故其清凉雄风，则飘举升降……抵华叶而振气，徘徊于桂椒之间，翱翔于激水之上。将击芙蓉之精。猎蕙草，离秦衡，概新夷，被荑杨，回穴冲陵，萧条众芳……此所谓……雄风也。”

呼伦贝尔大草原从9月中旬到10月中旬，天鹅就要飞走了，等明年“春天”它们回来的时候已然是夏天了。大草原上的春天短得像闪电啊。

草原上有牛和马在那儿吃草。我盘腿儿坐在草地上，看到周围有几根已经枯萎伏地的草棍儿，倏忽萌生了一种怜悯之心，便把它一根一根地拔起，然后插在草地上，让它们再享受一下凛冽的风吹拂的感受。它们也曾是草原上的英雄，骑着骏马，挥舞着战刀，迎着草原上的风英勇杀敌。只是，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英雄业绩和血性，已经被人们渐渐地淡忘了，就像这匍匐在地上的枯草，湮没在无涯的大草原上。我之所以这样做，算是表达一种由衷的敬意吧。我坚信我的做法是对的。

中午，当地的蒙古朋友敖嘎为了款待我这个远道而来的朋友，特地杀了一只羊。秋天是杀羊的好时节。牧民是不吃羊羔肉的，只吃成熟的羊。敖嘎还特意把他们苏木（乡）的书记巴雅尔请来陪客。这大约是表达待客的最高礼仪。巴雅尔是一个典型的蒙古汉子，汉语说得不是太熟。他熟练地用蒙古刀把羊的胸脯肉切成一块儿一块儿的，然后说，这第一块儿是敬天敬地的。敬过天地之后，他又将其他的肉块儿分给我，告诉我要蘸野韭菜花吃。我吃了一口，实在是享受不了。但是敖嘎和巴雅尔却吃得津津有味。除了羊的胸脯肉之外，还有用羊肝儿灌的肠。我知道这一定是上好的美味佳肴，只是到了我这个汉人的口里并不适应。好在还有凉菜、炖鸡、烧鱼和米饭，这几种对我来说没问题。敖嘎笑着说，这几个菜是特意给汉人朋友准备的。巴雅尔说，我们蒙古人就喜欢吃大块的羊肉，像你们汉人吃牛排一样，也是分几分熟的。说完他便卡壳了，想了半天才说，对不起，我的汉语就会这么几句，现在已经说光了。好，我敬老大哥一杯。在我们蒙古人眼里，每一个老朋友都是英雄。敖嘎的妻子在我耳边悄声地翻译他说的话。我不断地向他鞠躬，您说得真好。敖嘎的妻子是苏木乡文联主席，30多岁。她说，阿成老师，我们蒙古人从来没有吃肉吃够了的时候，就是小宝宝不吃肉也会受不了。敖嘎说，我们的蒙古人世世代代一直这样，放牧，杀敌，创造英雄的伟业。我跟他的媳妇儿说，你是蒙古族作家，一定要写一写你们蒙古的英雄，不要让他们像草原上的枯草那样被埋没了……

那几根插在草原上的枯草，仍在风的吹拂下，显示着令人动容的英雄气概。

同学聚会

到了春节，朋友聚餐在所难免，特别是人在异乡做异客。这次是在海南岛。很多东北人都到海岛上过冬、过年。亲不亲乡里人，总归是要聚一下。这次新春佳节聚会的主题，是宴请退休的方老师夫妇，参加的都是她的学生和学生的配偶。我并不是方老师的学生，可大过年的，老伴儿不能把我丢在家里，好让我独自一人在家偷着乐，抽烟、喝酒，找到处传瞎话的朋友吹牛。实话实说，我不愿意参加与我无交往的任何聚餐、聚会，在酒桌上像个十足的傻子在一旁赔笑、点头，陪着说是是是。再加上卿本社恐，人就更不自在了。一个人在家多清静，喝喝茶，看看书，吸支烟，喝点小烧（散装粮食酒），还可以做做鬼脸、出出洋相玩儿，肆无忌惮地自言自语，把内心的那些愚蠢的想法、混话、脏话说出来，多开心啊。设若旁边有人，哪怕是自己的老婆，不仅不方便，而且也不得体。是啊，这个世界料事如神的不单是诸葛亮，还有数不清的夫人们。她早就看穿了我内心的想法，说，人家都是成双成对儿地参加，你不去，我孤单一人，会在老师和同学中产生猜测。我频频地点头。我这一生主要的任务就是点头。我是真对不起我这颗言不由衷的头颅。说到这儿您就懂了，什么是精神酷刑。

召集这次聚会的是老伴儿的大学同学+大款儿。听说他还不是他们同学当中最有钱、事业做得最好的。这位同学安排的酒店还行，二楼，大单间。我发现并不都是成双成对，也有三两个是单着的。菜我就不多介绍了，不是菜不好，而是大过年的客人爆满，难免有敷衍之烹。

老师两口子岁数也都不小了，在这个年纪，在这种环境、这个主题之下，能感觉到他们的表情、言辞、行为比较难做。想想看，他们的学生都五六十岁了。除了我们两口子，他们或是私企的老板，或是高官退休，家境殷实。别看他们主动自降身段儿，但骨子里那种优越感还是能看出来的。落座之后，巡视一遍，自然而然，学生已不再是当年做学生的状态，老师也了无当年师之风度。这可是别一种残忍。然自然法则若此，奈何，奈何。虽说今日之师非昨日之师，学生们也今非两样，但是学生们还能想到老师，并邀请老师夫妇聚会、吃饭，这就难能可贵了。赞。聚餐的场面颇为热烈，只是配偶们都彬彬有礼，矜持得很。同学们在酒桌上回忆了当年在校时的情景。话题很少有头有尾，大都不完整。当然，这种情状只有配偶们能够觉察到，他们很清楚自己是外人。什么是外人？外人就是没有挑剔和批评权利的人。配偶们一直温和地微笑着、“倾听着”，“很认真”的样子。

聚餐的召集人非常兴奋，说了好多话。我觉得他更适合到“群众信访办公室”工作，道理很简单，他能够把一个完全没有发挥可能的话题说得淋漓尽致，其中还掺杂着许多幽默。如若这位可爱的先生在群众信访办公室工作的话，那么来上访的人一定是一脑子糨糊走出他的办公室的。

召集人提出唱当年的校歌，老同学们都热烈地响应，唱了起来。有人站起来打着姿势古怪的拍子，唱的时候，有的同学眼睛里闪着泪花花。大家都非常开心。我仿佛看到了他们学生时代的倩影，单纯、天真、浪漫。总之，在整个聚餐当中，掌声始终不断、笑声不断、喝酒干杯声不断。可也有例外，就是坐在我身旁的丁同学，丁老板（老伴儿悄悄地告诉过我，丁同学是一个小老板。他也诚心诚意地想请老师和同学吃顿饭，无奈大老板的同学起点太高，他承受不起）。我还注意到丁老板虽然话少，但酒量好。我悄声地问他，丁老板，您能喝多少白酒？他说顶多三四两。我点点头。但心里说，再乘以2还差不多。我还发现丁老板似乎有残疾。老伴儿似乎看出了我的疑问，说，丁同学小时候有点小儿麻痹，轻微的，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我和丁老板聊起来。其他的同学，包括老师在内也都在聊，仨一帮俩一伙，说着什么。召集人仍然在亢奋地、滔滔不绝地说着，根本不在乎别人听还是没听。丁老板说，我是农村的。大哥，您呢？我说，山区的。您在农村什么地方？他说，边乡。我是知道边乡的，所谓边乡就是边乡屯。过去那个地方属于城郊。我念中专的时候，学校就在边乡。先前，边乡是一个繁华所在，那里的饭馆儿、供销社、理发店、洗澡堂子，包括卫生所，是郊区农民的世界。虽然农民兄弟在城市里显得有些木讷、胆怯、不自然，但在边乡个个神采飞扬，谈笑风生，无拘无束，非常智慧，非常滑稽，非常有哲理。我问他，您是不是在边乡的农兴中学念初中？丁老板听了似乎有点吃惊，说，您怎么知道？我说边乡一共就两所中学，一所是挨着边乡的农兴中学，另一所是三十三中学，但两所中学都没有高中。我老伴儿在一旁插嘴说，丁老板小时候家里穷，他非常不容易。丁老板说，念书的时候我是全班唯一的一个老师允许上课迟到的人。我期待地看着他。他说，我每天早上3点就得起来，到了奶站上完奶之后，蹬三轮车开始挨家挨户地送奶。我说送奶工很辛苦，记得给我们那个楼送奶的小伙子，每天早上4点多钟就开始挨家挨户地送。我家那个楼是个6层，没有电梯，小伙子拿着奶瓶子在楼上楼下飞快地跑上跑下送奶。一个早晨要送七八栋楼的牛奶。我呀，别说是楼上楼下地跑，就是一步一步地上楼梯还呼哧带喘的。丁老板说，那时候我要比你说的那个送奶工好一些，当年郊区的高楼少，我每天早晨要送一百多户。送完了，赶快回家把送奶的工装脱掉，一股奶味儿，还脏。换上干净的衣服，跑步去学校上课。就这样，也得迟到十到十五分钟。

我说，来，咱俩干一个。

那边召集人还在慷慨激昂地讲，讲到某个伤心处，流泪了。

当年，农兴中学考上市里重点高中的只有丁老板一个人。只是去市里上学要走很远的路，丁同学从边乡到市里要乘坐那种老式的、匈牙利产的（小熊牌）5路公交车。这种车我知道，特别老旧，开起来，一路上冒着熏人的黑烟（据说这种味道在早年经常坐5路公交车的人的回忆当中，是那样的甜蜜，那种呛人的味道令他们沉醉）。丁同学在浓浓的黑烟伴随下，先坐车到市里的大光明百货商店下车，然后再步行到市一中上课，迟到很正常。冬天，大雪纷飞，天冷路滑，冒着黑色浓烟的公交车根本走不快，这样去上学的时间就会更长。老师了解了他的情况后，破例允许他每天上课可以迟到二十分钟。

尽管小丁同学在农兴中学是佼佼者，但到了市一中以后，丁同学先前的那种优势荡然无存，瞬间变成了全班最差的学生，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上数学课的时候，他完全听不懂老师讲的什么。由于个子高，他坐在全班的最后一排。看到丁同学的学习成绩如此之差，班主任方老师就安排他到第一排坐，和数学科代表同桌。数学科代表外号叫“天安门城墙”，上课的时候挺直腰板儿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全神贯注地听老师讲课。这种形象，这种状态，这种认真的学习态度，对同桌的丁同学是有帮助，但帮助不大。虽说帮助不大，但刺激不小。这让丁同学非常自卑。好在自卑也会成为一种动力。可以说，丁同学在差生中是最努力的一个。到了高三，马上就要高考了，丁同学不能再送奶了。临近高考，校方在图书馆打扫出一个房间，决定把几个家远的学生安排住在这里，只交少量的钱、粮票，吃学校的职工食堂，以便让这些孩子能够安心地在学校学习，争取都考上大学，改变他们的前途、命运。有道是“寒门出贵子，白屋出公卿”。皇天不负有心人，丁同学考上了北疆大学化学系。大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城市郊区的一家化工厂，当技术员。可是技术员那点儿工资不足以让他养家，更不足以让他娶妻生子。他决定辞职单干，开了一家小型日化厂。当年，这种事政策是允许的。丁同学大小也是一个老板了，也挣到了钱，也有闲心看一看东方的朝霞。送奶的时候他从来没工夫静下心来，欣赏一下太阳初升时的朝霞。但是，丁老板的弟弟不让哥哥省心，弟弟干的小买卖不仅赔了个精光还背了一身的债。丁老板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哥哥，挣的钱，几乎一半儿都贴给了弟弟。可怜天下哥哥心啊。

再说丁同学的同桌“天安门城墙”，考上了北大数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哈尔滨工业大学。众所周知的奥数就是他带头搞起来的。他和丁同学一直保持着联系，偶尔在一起喝点儿小酒，互诉一下衷肠。是啊，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丁同学心情郁闷了，也约“天安门城墙”过来一起说说话，只是“天安门城墙”太忙了，十次有八次不能赴约。后来，大约是“天安门城墙”过于相信自己年轻，身体好，不久“天安门城墙”累死了。丁同学讲完了他和“天安门城墙”，包括他弟弟的故事之后，端起酒杯说，来，大哥，咱俩走一个。

席，终于散了。走出酒店，想不到四季如夏的海岛晚上会这么冷。老伴儿说，怎么样，衣服穿少了吧？我让你多穿你就是不听。我听了之后糊涂起来，心想，你什么时候让我穿了？而且，她的这种说辞已经不止一次了。不知道是我糊涂还是她糊涂。行了行了，套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即使说不清者不说，对人对己也还都不错。

这天夜里做了好多的梦，也累得很。天晓得在梦中我为什么成了一个送奶员，楼上楼下地跑，挨家送奶，一夜都没消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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