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解放后，党组织派人寻找博古长女，不料其已经被拐卖下落不明

1949年秋天，北京刚刚进入重建的节奏。

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人员从满桌的烈士名录里翻出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写着：秦邦宪，烈士，子女待查。

这名字不陌生。

秦邦宪，也就是博古。

曾是中共最年轻的主要领导之一。

出事那年，他才38岁，飞机失事，整个西北局都震动了。

可眼下的问题不是政治遗产，而是血脉。

——他的女儿，找不到了。

这事儿搁在别人身上，也许不会引起太多关注。

但博古不同。

他是党内最早接触马列主义的那批人之一，苏联回来的高材生，曾经的“王明路线”代表。

虽然后来在遵义会议上被批评过，可他没有怨言，继续干实事，后来又撑起新闻口和统一战线。

直到意外去世。

所以，找他的孩子，不只是对一个家庭的交代，还是对历史的补全。

可谁也没想到，这一找，就是一桩埋藏了十几年的往事。

那时候，很多革命者都不得不把孩子寄养出去。

有的托给亲戚，有的连名字都没来得及留下。

秦摩亚，就是其中之一。

她出生在1933年冬天，地点很可能是上海。

当时正是白色恐怖最猖獗的时期，地下党频繁被破坏，抓人、镇压、暗杀几乎天天有。

博古和妻子刘群先都处在风口浪尖，孩子根本带不了。

他们只能把满月不到的女儿，交到无锡，托付给刘群先的妹妹。

姨妈家已经有七个孩子，生活紧巴巴的。

偏偏又多了个嗷嗷待哺的婴儿。

“这孩子挺乖的，不闹不哭，就是老找妈。”姨妈后来回忆说。

摩亚小时候经常问：“我妈什么时候来接我？”姨妈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拜托邻居家一个大点的女孩偶尔来“演一下妈妈”。

那会儿的孩子，信得过大人，见了就喊“妈”，喊得心酸。

时间一晃，到了1946年。

摩亚13岁，刚刚辍学，在纺织厂当学徒。

那年，有个男工人说：“重庆那边招人，挣得多，吃得也好。”她动了心。

结果被骗走了。

不是工作，是拐卖。

她被带到重庆郊区一个镇上，成了一个家庭的“长工”——洗衣、做饭、伺候孩子，样样都要干。

稍有不对，就挨骂、挨打。

那是她人生里最黑的一段时间。

没人知道她是谁。

她也忘了自己原来的名字。

一直到1949年冬天，北京那头找人找到无锡，跑到姨妈家问：“你们这里有没有个叫秦摩亚的孩子？”

姨妈一愣：“有是有，但几年前就走了。”

工作人员当场就急了。

那天下午，姨妈坐在院子里，手里攥着摩亚小时候的一张照片，一遍遍念叨：“她要是还活着，能不能…写封信回来？”

说来也怪，没过多久，姨妈真收到一封信，重庆寄来的。

“我是摩亚，我还活着。

我现在在一个人家里当工人，能不能来救我……”

信纸发黄，字迹歪歪扭扭，但句句都像刀子。

中央立刻联系重庆军管会。

干部赶到信上写的地址时，摩亚正在院子里洗衣服，手上都是冻裂的口子。

她看到军人那一刻，没说话，眼泪就下来了。

“你叫什么名字？”干部问。

她犹豫了一下：“我…我以前叫摩亚。”

“你爸爸是博古。”

她愣住了，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后来她说：“那一刻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我以为我早就被忘了。”

被接回北京后，组织安排她住进张越霞家里——博古的第二任妻子。

张越霞是个沉稳的人，在延安时就负责过妇女工作，见过不少风浪。

她第一眼看到摩亚，只说了一句：“你受苦了。”

摩亚点点头，叫了她一声：“妈妈。”

从那以后，这个家，才算是真正完整过一次。

她先是在北师大附中读书，后来考上北师大中文系。

毕业后在北京一中、北师大、中国科技大学任教，教书育人几十年。

她从来不提小时候的事。

直到晚年，才开始整理父母的旧信、手稿、译文，坐在小书房里，一边翻资料一边说：“他们走得早，可他们留下的东西，不能丢。”

2017年，她得了癌症。

病重期间她交代家人：“不办追悼会，火化后把骨灰撒海里。”

“我不想再被困在土里。”她说。

那年冬天，海风很冷。

骨灰撒入海面的那一刻，船上没人说话。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她了：童工、佣人、孤儿。

都没有了。

她的名字，重新属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