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挑战与实践路径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国提升科技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这一战略响应“四个面向”，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为中国迅速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进而实现“换道超车”提供了历史机遇。然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拔尖创新人才相对不足、发达国家地缘技术竞争日趋激烈、领军企业的基础研究普遍缺失等。基于此，需要从四方面发力：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实施系统性战略规划以加快国家科技创新发展；培养高层次技术创新人才，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汇聚强大的人才支撑力量；培育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科技领军企业，激活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引擎；积极推动国际科技交流合作，营造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全球性开放创新生态。

引 言

每一次科学技术的突破，都伴随着旧生产力体系的逐步瓦解和先进生产力体系的逐步形成。随着科学技术突破与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互联网、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颠覆性技术取得群体性突破，正深刻重塑着全球经济版图和国际力量格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赋予生产力前所未有的特征，而传统生产力难以满足科技迅猛发展的需要，时代呼唤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指引。2024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对新质生产力作出系统阐述，明确其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主导力量，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目标，兼具基础性与引领性作用，为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提供全新的要素基础与强劲的动力支撑。

目前，学界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成逻辑、基本特征及实践路径等 3 个维度。一是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研究。袁芳认为，新质生产力理论蕴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意蕴，并从本体论、认识论、系统论、实践论、价值论等5个方面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性发展。李弦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过程理论，构建了新质生产力生成机理的逻辑框架，提出应通过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组合跃升，推动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变革。二是关于新质生产力的基本特征研究。孙绍勇和李诗认为，科技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对社会形态具有广泛而深远的颠覆性影响，因此新质生产力具有革命性特征。胡莹和方太坤提出，数字时代新质生产力呈现出四大典型特征：主体上依赖脑力劳动者，技术上依托颠覆性创新驱动，结构上呈现多要素融合，形态上趋向数智化与绿色化。三是关于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研究。张新宁认为，科技创新发挥着驱动产业变革、提升发展动能、整合要素资源、优化创新生态等作用，须通过坚持创新驱动、攻关核心技术、优化生产要素等方式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石建勋和徐玲认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持续健全科技创新体制、优化升级传统基础设施、以新型举国体制攻关关键技术、发展数据要素市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胡洪彬强调，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科技与产业层面的突破，必须同步调整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实现各环节的协调发展，从而为新质生产力的全面跃升开辟空间。

综上所述，学界围绕新质生产力已开展丰富研究并取得系列成果，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方面，缺少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面临挑战的研究；另一方面，尚未构建契合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内在要求的新质生产力培育路径，导致在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的国际环境中，难以有效塑造我国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基于此，本文将阐释当世界科技与经济社会进入结构迭代、动能转换的深刻变革期时，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先进生产力形态的必要性与所面临的风险挑战，并据此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路径方向。相关探讨不仅关乎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更是我国在全球科技竞争新格局中赢得主动、塑造优势的战略关键。

1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性

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关键抓手。其不仅助力我国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塑造国家竞争新优势，更为破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解决经济发展现实难题提供了有力对策。

1.1 来自“四个面向”的现实要求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旨在提升科技原创能力，抢占全球科技创新制高点。马克思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立足新时代科技事业发展的总体方向，新质生产力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以全球视野布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方面，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蓬勃发展，新质生产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动态追踪全球科技动向，聚焦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颠覆性领域，加强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另一方面，我国部分关键领域的“卡脖子”技术困境源于基础理论研究滞后，新质生产力理论科学论证了通过提升劳动者素质、推进劳动资料智能化、拓展劳动对象创新边界，可实现生产力要素的协同跃升，既阐释了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更为我国突破关键技术依赖、掌握科技发展主动权提供了战略指引。

面向经济主战场，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强化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理论揭示了新技术如何打破既有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秩序，进而引发经济结构的重组与再平衡。其精准映射了我国当下的经济现实：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本优势被逐步削弱；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双碳”目标下高耗能产业转型压力加剧；经济循环中的“卡点”“堵点”尚未完全疏通，部分领域供需结构性失衡突出。因此，我国经济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亟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高水平科技供给。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在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大幅提升，即通过技术进步、管理优化与制度创新系统性重塑经济体系。具体而言，依托工业机器人、智能生产线等智能化改造，对冲劳动力成本压力，助力制造业提质增效并保持竞争力；依托光伏、风电等相关新能源技术，推动高耗能产业实现节能减排突破；通过深化改革与资源优化配置，疏通经济循环堵点，促进创新要素高效流动，全面提升生产效率和质量。可以说，新质生产力是破解当前发展瓶颈、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驱动力，其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效与速度。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旨在围绕国家战略目标和重大任务部署，开展有针对性的科技创新研究。科技创新研究方向的选择关乎国家发展全局，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这一根本原则。随着全球科技竞争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我国发展面临外部压力加大与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局面。在此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立足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战略需求，为重大战略决策部署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一方面，新质生产力通过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推进国家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平台建设，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加速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通过补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医疗保障等领域短板，为改善民生福祉注入强劲的科技动能。综上，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响应了国家战略需求，推动科技创新持续服务国家现实需要。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旨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体现了对生命价值的崇高尊重。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科技领域的体现，是民生科技供给与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之间仍存在差距。对此，新质生产力发展聚焦提升民生科技供给的质量与水平，围绕重大疾病防控、精准医疗、中医药传承创新等方向，不断加强生物制药、医疗机器人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促进优质医疗服务惠及更多群体，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从“四个面向”的现实要求来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给我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将世界带入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所言的“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危机的时代”。就外部环境而言，我国技术发展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表现为科技突破与创新频率不断加快，各国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就内部环境而言，我国已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科技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亟须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而科技创新正是驱动这一系列变革的核心引擎。正如 Schumpeter所强调的，创新的革命性体现为新技术、新产品或新市场对现有经济结构和产业格局的颠覆，进而催生全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因此，在当前这一关键历史时期，立足“四个面向”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唯有在国际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掌握更多核心技术和关键能力，方能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主动，切实维护国家科技和经济安全，也才能有力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坚实支撑。

1.2 新质生产力为后发国家提供“换道超车”的机遇

回顾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每一次技术革命的重大突破都引领了产业变革浪潮，为世界各国带来重大历史机遇，并推动部分国家实现整体经济实力、工业化程度和现代化建设水平的大幅提升。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交汇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为后发国家实现跨越式赶超提供了重要的机会窗口。相较于历史上的技术扩散，当前知识流动与技术转移更为迅速，后发国家可主动借鉴发达国家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领域的经验成果，从而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为我国重塑国际竞争新优势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

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新路径。新质生产力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经济转型，未来将更多依靠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但也引发了自然环境可持续性问题，威胁经济长期发展。马克思曾指出，生产力发展会减少可利用的自然资源，要重视森林、矿产等资源的枯竭问题。因此，立足我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战略全局，必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化、低碳化转型，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基于此，新质生产力更注重培育绿色化、智能化且附加值高的新兴产业，依靠科技创新提升生产效率，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协同的可持续发展。2024年数据显示，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新增装机 3.73 亿千瓦，同比增长 23%，占电力新增装机的 86%，充分体现了绿色科技对能源结构的重塑作用。由此可见，具备高科技、低碳化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已超越传统生产力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模式，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同，进而推动高质量发展。同时，传统工业文明以征服自然、大规模生产与消费为核心逻辑，而新质生产力则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价值底色，本质上实现了对传统工业文明的超越。

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为我国占据国际竞争制高点、提升综合国力和全球影响力提供了历史机遇。Schumpeter从经济学视角指出，创新是生产要素创造性重组的过程与结果，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等理论的持续演进奠定了基础。发达国家通过对全球主要创新资源的高度掌控，在国际竞争中享有话语权，并形成了远超其他国家的科技竞争力。俄罗斯学者格伦·迪森认为，科技始终赋予掌握技术以实现经济、军事和政治目标的国家以权力。因此，大国竞争本质是具有决定性的高科技竞逐，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我国赢得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主动权的关键。新质生产力以前沿科技革命性突破为引擎，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绿色低碳技术等新兴技术集群，与数据、知识、高端人才、新型基础设施等新生产要素深度融合，进而催生具有颠覆性的科技创新成果。当前，我国已积累坚实的物质基础，拥有持续创新形成的系列成果，部分领域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具体来看：在量子科技领域，我国在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原型机的研发与应用方面位居世界前列，“九章”光量子计算原型机等成果标志着我国进入全球量子竞争第一梯队；在 5G 通信领域，我国不仅在专利数量上全球领先，更建成了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 5G 网络，并成功将相关技术标准融入国际体系；在新能源领域，我国光伏组件、风电设备和动力电池的产能与技术输出均处于领先地位，为全球能源转型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在人工智能领域，我国在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等方向的论文发表量与专利申请量稳居世界前二；在生物技术领域，我国在基因编辑、细胞治疗等方向的科研实力也已跻身国际先进行列。可以说，我国尽管在前几次工业革命中处于后发追赶状态，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依托新质生产力，必将建成世界科技强国，进而推动我国稳步迈向全球科技创新高地，抢占未来发展的战略制高点。

2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挑战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深刻重塑全球经济版图和创新格局，为我国带来重要发展机遇。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等举措，导致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多重挑战。

2.1 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

纵观人类文明进程，每一次划时代的科技革命都深刻重塑了生产力发展路径，驱动国家兴衰与全球权力格局演变。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试图在科技竞争中遏制我国发展：美国商务部通过实体清单切断华为等中国企业的技术供应链，并禁售高端 AI 芯片；荷兰受美国施压限制阿斯麦对华出口EUV光刻机，试图阻断我国相关技术装备的供给来源；美国组建“芯片四方联盟”，将中国大陆排除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体系之外，并通过“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干扰中国参与信息通信技术等关键领域的国际标准制定。在此背景下，我国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迫在眉睫。新一轮科技革命以颠覆传统知识体系为特征，高度依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积累。然而，我国国家创新体系仍待完善，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基础算法与高端装备制造等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突破不足。《2025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虽首次跻身全球前十，但仍受制于原始创新能力薄弱、基础研究系统性不足等问题，新兴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关键共性技术协同攻关效能偏低，关键产业难以摆脱对外部技术体系的依赖，进而面临“卡脖子”封锁与产业链供应链断链等多重风险。

2.2 拔尖创新人才相对不足

人才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对新质生产力形成具有重要支撑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为高端人才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明了方向。然而，我国虽拥有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但仍存在明显短板。

一方面，高端人才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储备不足。从人才结构看，能够引领学科方向、突破“卡脖子”技术的战略科学家数量有限，基础研究领域缺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领军人物；从能力结构看，兼具学科素养与跨领域整合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供给不足，难以满足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交叉学科的创新需求；从发展可持续性看，培育战略科学家的顶尖导师队伍规模有限，人才梯队建设存在断档风险。

另一方面，人才队伍的地域和行业分布不均。例如，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聚集了大量互联网、金融科技领域的高端人才，且由于人工智能算法工程师、集成电路设计师等岗位供给充足，甚至出现局部人才过剩的现象；而中西部农业主产区既缺乏掌握数字农业技术的专业人才，也难以吸引农产品深加工领域的研发人员；东北老工业基地虽积累了传统装备制造领域的技能型人才，但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新兴行业的人才密度明显低于东部地区，且本地培养的年轻技术人才持续向沿海高端制造业流动。

2.3 发达国家地缘技术较量日趋激烈

伴随科技革命深化与全球科技格局演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着力强化高科技领域竞争力，以维系自身全球领先地位。对美国而言，科技优势不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更是巩固其国际主导地位的战略支撑。在此背景下，美国科技竞争战略的“排他性”特征日益凸显。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单方面挑起中美贸易战，对中国输美高新技术产品加征惩罚性关税，标志着美国转向以“脱钩”为核心的科技遏制战略——既限制竞争对手科技、数据、资本等关键要素的自由流动，更试图通过进出口管制削弱其经济与科技发展能力，从而维持全球科技霸权。至此，美国的核心关切已从中国传统产业的贸易顺差转向全球科技标准和产业规则主导权。拜登政府时期，这一战略进一步演化为更具针对性的“小院高墙”策略：将科技领域划分为“核心保护区”与“有限开放区”两类，前者聚焦先进芯片、生物技术、关键矿产等涉及国家安全的重点领域，通过技术封锁和供应链重构建立壁垒；后者则在普通消费品和传统制造业领域维持有限开放，以缓解全面脱钩对美国本土经济造成的冲击。可见，“小院高墙”战略的形成，既源于相关科技领域存在的规则缺位和治理赤字，也体现了围绕技术主导权的系统性博弈。2024 年 5 月，拜登政府宣布将对进口的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四倍关税，从 25% 提升至 100%；对中国太阳能电池的进口税翻一番，从25%上调至50%。自2025年1月1日起，太阳能多晶硅和硅片的关税税率也将提高至 50%。综上，日益加剧的科技竞争将持续压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对我国科技创新的节奏与效能构成严峻挑战，并冲击国际科技合作的信任基础。

2.4 领军企业的基础研究普遍缺失

新质生产力作为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先进生产力形态，其发展依托企业等基础研究主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4全球独角兽榜》显示，全球共有 1 453 家独角兽企业，中国以 340 家位列第二，仅次于美国的 703 家。我国虽在独角兽数量上成绩显著，但与领先国家仍存在差距。就投入强度而言，我国企业基础研究投入比例仅为 9% 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 35%以上的平均水平；就创新激励而言，国内领军企业普遍推行强 KPI 考核与敏捷开发模式，致使研发人员倾向于选择短期见效的项目；就成果转化而言，我国领军企业技术成果主要服务于自身主营业务，未能有效将技术红利转化为生态红利，反映出企业在创新价值链运营方面存在不足。究其原因，我国领军企业研发资源配置呈现鲜明的实用主义倾向，资源高度集中于可快速实现产品化与商业化的应用研究，这种过度投入挤压了面向长期价值与未知领域的基础研究。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天然规避基础研究所带来的技术不确定性、长周期性和高风险性，投入意愿普遍不足；加之，中国风险投资市场对短期高回报项目的偏好，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从市场结构看，大量风投资本高度聚集于商业模式创新与应用型技术研发等“短平快”领域；从资本属性看，银行理财、保险资金等风险规避型资金占比较高，其对流动性与短期收益有刚性需求；从退出机制看，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仍在完善中，并购市场不够活跃，致使投资机构偏好短期内可上市退出的成熟项目。因此，全链条的短期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本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成为制约新质生产力培育中原创技术、底层技术突破的瓶颈之一。

3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选择

当前，新质生产力已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初步形成，标志着人类社会将迈入以其为核心驱动力的新发展阶段。面对这一历史机遇，如何精准把握时代趋势实现“换道超车”，已成为亟待破解的重大现实命题。为此，必须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加快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从而在全球科技与经济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3.1 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

传统举国体制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战略选择，曾凭借其强大的资源集中能力，为我国工业体系快速构建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其计划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新发展阶段的要求，主要表现为投入与产出失衡、微观主体创新活力不足、区域间同质化竞争加剧等，制约了社会生产力的持续提升。而新型举国体制实现了对传统模式的创新超越，突破了过去单一依赖行政指令或完全放任市场的局限，着力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力量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推动优质资源精准、高效地流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领域。我国应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动员与组织优势，积极引导多元主体参与科技顶层设计，以推动颠覆性技术突破，加速新质生产力发展。

一是立足国家发展的战略导向。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围绕“十四五”规划确定的重大战略需求，强化科技创新的顶层设计和系统布局，重点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能源装备等关键领域，建立政府引导与市场驱动深度融合的创新机制，破解我国科技发展面临的全局性、方向性难题。

二是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政府须强化顶层设计，搭建共性技术平台，推动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共赢关系，通过科研项目资金支持、研发基地共建等方式，为企业等创新主体提供硬件保障；发挥国有企业在核心技术攻关中的主导作用，支持民营企业成为新技术孵化载体，最大限度释放社会创新创造活力；通过契约明确各方权责，建立贡献导向的评价体系，增强产学研合作的内生动力，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向新质生产力转化。

三是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坚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通过政府和市场协同发力，构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社会资源高效对接机制，凝聚全社会创新力量，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合力。

3.2 培养技术创新的高层次人才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变革突破的能量持续蓄积。“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揭示了高端人才培养是我国科技实力不断增强的源头活水，更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支撑。为此，必须将人才培养摆在科技创新全局的核心位置，努力打造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

一是加强拔尖创新人才的自主培养，为我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人才支撑。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制度优势，激发拔尖创新型人才的创新潜能和爱国热情；完善青年科技人才全链条培养机制，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优化高校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与国家战略匹配的人才供给体系，夯实战略科技人才基础。

二是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将其作为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举措。须健全人才管理法规政策体系，明确培养目标和路径，构建科学化人才培养机制，为高层次人才培养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建立以贡献为导向的评价激励体系，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高精尖缺”需求，培育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确保人才供给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相匹配。

三是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新质生产力的国际竞争本质上是顶尖人才和创新平台的竞争。要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引进培养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及高水平创新团队。

3.3 培育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科技领军企业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持续强化对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遏制，试图阻断我国在关键领域的技术迭代路径，进而维护其全球科技垄断地位。对此，须着力提升我国科技领军企业的基础研究能力，夯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筑牢技术创新基础。

一是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实施阶梯式税收减免政策，对研发投入达到行业领先水平的企业，按年度研发总额的一定比例减免所得税；设立“国家科技突破奖”“产业创新领军企业”等荣誉奖项，对突破“卡脖子”技术的企业予以研发补贴，并通过公开表彰和宣传，提升其社会认可度和品牌影响力，构建全方位的创新激励机制。

二是健全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支持以华为、中车、大疆、航天科技等为代表的科技领军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围绕新能源、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重点领域组建创新联合体，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全链条协同机制，持续推动研发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三是营造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打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科研环境，健全创新风险分担机制与科研免责备案制度，对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同时，搭建跨领域协同创新平台，促进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实现资源共享与协同攻关，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3.4 积极推动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在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创新资源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围内高效流动，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已成为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选择。

一是凝聚国际科技合作共识。当前，部分西方国家推行“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策略，将科技问题政治化，阻碍我国科技发展。国际格局演变加剧了各主体间的价值异质性、冲突性和排他性。在此背景下，须秉持多元共存原则，尊重各国发展路径，构建支撑国际科技合作的价值基础，推动新质生产力全球可持续发展。

二是构建高水平国际科技合作平台。建设国际科技创新园、联合实验室及技术转移中心等载体，有效汇聚全球顶尖科研力量，整合智力、设施、资金等资源，通过跨国技术互补与协同攻关，为各国提供突破性创新所需的系统化支撑。

三是健全全球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在 2023 年首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上，中国主动提出《国际科技合作倡议》，彰显了推动全球科技共同发展的责任担当。要在数据跨境流动、人工智能伦理、知识产权保护等新兴领域，积极构建规则清晰、竞争公平、监管透明的国际合作新秩序，以良性的全球科技创新生态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

4 结语

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科技已成为竞争的核心。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正是顺应了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要求。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和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内在逻辑出发，分析了当前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提出了兼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破解路径。

未来，可聚焦以下几方面进行系统研究：一是完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因地制宜探索差异化的创新发展路径，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科技创新模式，以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二是结合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战略，包括新发展格局、数字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等，明确新质生产力发展重点。三是加强新质生产力的实证研究，从量化层面检验新质生产力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业竞争力提升等的逻辑关系，为国家和区域层面的政策制定与资源投入提供可靠的决策支持与量化基准，实现从宏观战略到精准施策的有效传导。

本文来源于《创新科技》2025年第11期。张鷟，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白羽，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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