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牺牲前有多惨？日军晚年回忆：她的惨叫声像来自地狱的声音

火车开到朱河的时候，天刚蒙蒙亮。

守车的日军从车厢里押下一个女子，瘦、沉默，腿一瘸一拐，脚上还裹着血迹斑斑的绷带。

她就是赵一曼。

没人知道，她在来这里的路上，刚刚写完一封信，一封她一辈子最难写的信——写给儿子的遗书。

她知道自己这趟是回不去了。

可她没有哭，也没有求饶，只是咬着牙，把那张已经被血浸湿半边的纸，交给了旁边一个年轻的押送兵。

那年她31岁，东北沦陷已经第五个年头。

说起来，赵一曼这个名字，其实是她后来用的。

她原名李坤泰，四川人，1905年出生在宜宾一个名叫白杨嘴的小村子。

家境普通，但家教很严。

她小时候读私塾，后来上女子中学，再后来还加入了学生运动。

1927年，党组织派她去苏联留学，那时候她才22岁。

她登上去莫斯科的船，是半夜三点在上海码头上的。

同行的有四十来个年轻人，都是理想主义者，准备去中山大学学习革命理论。

船上她晕船得厉害，一个叫陈达邦的湖南人照顾她，端茶送饭。

两人日久生情，后来在莫斯科结了婚。

赵一曼怀了孕，但因为身体不好，肺病复发，党组织决定让她先回国。

那时候谁都没想到，这一分别就是永别。

1929年，她在湖北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宁儿”。

可孩子刚满月，她就又被派往东北。

那个年代，像她这样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革命要紧，敌人太多，时间太少。

1935年秋天，她已经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的政委了。

那一带是珠河县，山多林密，气候恶劣，敌人则是装备精良的日军和伪军。

有一次，部队被围困在山里。

团长王惠同说：“你先走，我掩护。”赵一曼却坚持：“你有指挥任务，我来断后。”

最后她带着不到十个人留下来，掩护主力突围。

战斗中她左臂中弹，腿也受了伤。

更糟的是，后来养伤时被人出卖，落入敌手。

她被押回哈尔滨，关进伪滨江省警务厅的拘留所。

每天都被审讯，刑具换了一轮又一轮。

钢针、烙铁、皮鞭、冷水...她咬死不说一个字。

有次审讯完，她被拖回牢房，几个宪兵说：“她的惨叫像从地狱里传出来的。”

但她活下来了。

敌人以为她快死了，干脆把她送进了市立医院，说是“治疗”，其实就是为了让她续口气，好继续审讯。

主治医生叫张柏岩，是个本地人。

他检查发现，赵一曼左腿骨头碎成二十多块，枪伤已经化脓，整条腿随时可能坏死。

医院建议截肢，她拒绝：“腿是国家的，还没用完，不能动。”

张柏岩没见过这样的病人。

他说：“她每天痛得满头大汗，但眼神一点都不乱。”

那会儿医院里戒备森严，赵一曼住在6号楼2号室，门口三个伪警察轮流看守。

她渐渐注意到一个小警察，姓董，二十出头，湖南口音，不太像其他人那么麻木。

一次吃饭，她问：“你家里人还在湖南吗？”对方愣了一下，点头。

后来两人有了几次简短的对话。

赵一曼没劝他投降，也没谈革命，只是说了些家常话。

但她说话的方式让人信她。

大概是因为，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拿命换来的。

1936年6月28号晚上，董宪勋趁换班，把赵一曼带出了医院。

一路上她忍着剧痛，穿过小巷，躲在一户熟人的地下室里。

可惜三天后就被发现，重新被捕。

这次敌人更狠了。

上刑时，有人说她已经神志不清。

可没几天，她却清楚地留下了那封信，交代遗愿。

1936年8月2日清晨，她被押上火车。

车厢里没有哭声，也没人说话。

押送的宪兵都知道，这趟是去朱河，不是转移，是行刑。

抵达时，赵一曼让士兵给她找了纸和笔，写下最后一段话。

那封信后来被保存下来，开头是：“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枪响那一刻，她没闭眼。

她还喊了几句口号，声音不大，但周围人都听见了。

后来她的儿子长大了，改名陈掖贤。

政府通知他可以领取抚恤金，他拒绝了：“我母亲是为国家死的，不该用钱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