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我叫高启强，在成为京海市无人不知的强盛集团董事长。
在那些达官显贵都得对我点头哈腰之前，我只是旧厂街一个浑身鱼腥味的卖鱼佬。
那时候，我的人生被压缩在一方小小的鱼档里，唯一的算计，就是怎么从唐家兄弟那样的地痞手里护住几张零钱，好让我弟弟启盛和妹妹启兰能吃上一顿饱饭，能有钱交学费。
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在泥潭里忍气吞声地活下去了，但时代变了，人心也变了。
我发现，善良和忍耐换不来尊严，只能换来更肆无忌惮的欺辱。
于是，我开始用脑子，我把人心当算盘，把京海的各方势力当棋子，每一步都走得惊心动魄，每一步都算得滴水不漏。
我斗倒了徐江，架空了陈泰，把所有对手都变成了我脚下的台阶，我以为自己终于掌控了命运。
我这辈子，把所有可能威胁我的人都放在显微镜下研究，我防着安欣的正义，防着同行的黑手，甚至防着枕边人的异心。
可我千算万算，却偏偏栽在了一个我连算计都懒得算计的人手里。这个人，在我的棋盘上，连做一颗无用棋子的资格都没有。
最终，恰恰是这颗被我遗忘在角落的灰尘，引发了一场要我命的雪崩。
这事儿说起来，我自己都觉得荒唐。
01
独囚室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墙上那只最廉价的电子挂钟，秒针每跳动一下，都发出“嗒”的一声，像是谁在用指甲不耐烦地敲着桌子。我盘腿坐在冰冷的床板上，闭着眼。这里没有古巴雪茄醇厚的香气，没有武夷山大红袍氤氲的茶雾，甚至连一丝人味儿都闻不到，只有一股子消毒水和冰冷钢铁混合在一起的、让人作呕的冰冷味道。
可就在这片死寂里，我好像闻到了一股味道，一股二十多年前，旧厂街菜市场里独有的鱼腥味。
那味道，湿漉漉、黏糊糊的，带着海水的咸和鱼鳞的涩，像一条看不见的绳子，一头缠在我的鼻尖，另一头，跨越了二十多年的时光，把我从京海市政协委员、强盛集团董事长高启强的宝座上，硬生生拽回了那个蜷缩在鱼档后面，浑身湿透，任人欺负的卖鱼佬。
“高启强，喝水。”
铁门下方的小窗口被推开，一只纸杯递了进来。我睁开眼，是那个叫小张的年轻预审员。他大概二十七八岁，眼睛很亮，亮得像安欣年轻的时候。这种眼神我见过太多，里面写满了教科书式的正义和对我们这种人的鄙夷。
我接过水杯，说了声“谢谢”。水是温的，可喝下去，依旧暖不了这副已经凉透了的身体。
“今天就到这里吧。”小张的声音从门外传来，带着一丝公事公办的疲惫，“明天我们继续。你好好想想，主动交代，对你只有好处。”
我没做声，只是捏着那个一次性纸杯。
门外的脚步声远了，审讯室的灯“啪”的一声灭了，只有走廊昏黄的光从门上的观察口透进来，在地上拉出一道狭长的光斑。
这几天，他们轮番上阵，从安欣到指导组的各路人马，每个人都想从我嘴里撬开点什么。他们跟我讲法律，讲政策，讲我犯下的那些滔天大罪。那些事，我认，杀人、放火、开赌场、官商勾结……哪一件拎出来都够我在这墙里待到死。
今天下午，那个小张又一次试图从心理上瓦解我。
“高启强，你看看你现在，”他指着我，指着这四面墙，“你再看看安欣。他跟了你二十年，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警察，熬到今天两鬓斑白，但他赢了。你输了，你最终还是输给了人民警察，输给了正义。”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脑子里闪过的，是安欣那张执拗又疲惫的脸。二十年，确实是二十年。他就像块石头，又臭又硬，我用钱砸过，用权压过，甚至想过用人情去软化他，可他就是纹丝不动。
他是我的对手，是我这辈子唯一一个需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去应付的对手。在某个恍惚的瞬间，我甚至把他当成过一个可以倾诉的朋友。
但我心里比谁都清楚，我不是败给了他。
安欣像一面镜子，擦得锃亮，我一站到他面前，他就把我所有的肮脏、所有的不堪，都照得一清二楚。他让我看到了我的“恶”。但真正让我这座大厦从内部腐烂、最终轰然倒塌的，不是镜子本身，而是镜子后面，一粒我从未正眼瞧过、甚至懒得去擦一下的灰尘。
我听到自己笑了一声，笑声在这空荡荡的囚室里显得格外刺耳。
我想起了我对小张说的话，那番话让他愣了半天，连记录的笔都停了。
我说：“小张，你知道真正厉害的猎人，是怎么死的吗？不是在深山老林里，被最凶猛的老虎咬死；也不是在追捕猎物的时候，不小心掉进自己挖的陷阱里。都不是。”
我看着他迷惑不解的眼神，慢悠悠地，一字一句地继续说：“一个最顶尖的猎人，他往往是在一个最平常的傍晚，打猎归来，走在回家的那条小路上，被一只他天天喂食、从没放在心上、甚至觉得有点可爱的兔子，刨松了脚下的土。就那么一下，他脚下一滑，摔了一跤，不偏不倚，自己的身体，正好撞在了腰里别着的那把、他自己亲手磨得最锋利、用来对付老虎的刀上。”
审讯室里一片死寂。
我看着小张脸上从迷惑到震惊，再到若有所思的表情，最后缓缓地补上了一句：“我就是那个猎人。而安欣，他是那只老虎，我防了他一辈子。可要我命的，却不是他。”
说完这些，我便闭上了嘴。任凭他们再问什么，我都不再开口。
现在，我又想起了那只“兔子”。不，他甚至算不上一只兔子。兔子至少还在猎人的食谱上，而他，连上我食谱的资格都没有。他更像路边的一棵老树，一块石头，你每天路过，但你永远不会花心思去琢磨它，更别提去算计它。
鱼腥味，越来越浓了。
它像涨潮的海水，慢慢淹没了我的口鼻，淹没了我的思维。我的思绪彻底挣脱了这冰冷的铁窗，回到了那个让我又爱又恨的起点——旧厂街。
我想起了我那个冲动又短命的弟弟启盛，想起了我那个总让我操心的妹妹启兰。我想起了那个特别冷的冬天，我为了凑齐他们俩上学的钱，在菜市场里对每一个人点头哈腰，像条哈巴狗一样摇着尾巴，却还是被唐小龙、唐小虎那两个小瘪三欺负得无路可走。
那时候的我，人生唯一的算计，就是怎么能让弟弟妹妹今晚能吃上一顿热乎饭，怎么能在这个该死的冬天里，不被冻死，不被饿死，不被欺负死。
那时候的我，简单得像一张白纸。
而这一切的改变，和我最终的结局，都要从旧厂街，从那个鱼腥味最浓的地方，从一个叫马叔的老头说起。
02
我叫高启强，京海市土著。说是土著，其实就是这座城市最底层的烂泥。从小没爹没妈，靠着一股子不服输的犟劲儿，把弟弟启盛和妹妹启兰拉扯大。
我在旧厂街的菜市场里盘下了一个小鱼档，说是鱼档，其实就是三块木板搭起来的案子，旁边放两个装满了水的大盆。
每天凌晨三点，我就得骑着那辆破三轮车去码头进货，天不亮就得在市场里把鱼杀好、摆好。一天下来，浑身上下都浸透了那股子刮都刮不掉的鱼腥味。回家路上，公交车上的人都离我远远的，好像我身上带着瘟疫。
那时候的我，骨子里是自卑的，是懦弱的。长年累月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我学会的唯一本事，就是“忍”。
市场里缺斤少两的，我忍；买菜大妈挑三拣四，把我的鱼捏得稀巴烂最后还不买，我忍；就连隔壁卖猪肉的王屠夫，喝多了酒都能跑来我摊上，借着酒劲骂我几句晦气，我也只能陪着笑脸忍着。
尤其要忍的，是管我们这片市场的唐小龙、唐小虎兄弟俩。他们就是两条疯狗，仗着家里有点小背景，在市场里横行霸道，今天收“卫生费”，明天收“管理费”，后天看你不顺眼，直接就把你的摊子给掀了。
而我，就是他们最喜欢欺负的对象。因为我没靠山，没脾气，看起来最好捏。
就在我那鱼腥味冲天的鱼档斜对面，大概二十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卖干货和杂货的小铺子。铺子不大，门口挂着一块褪了色的木牌，上面用毛笔写着“马记干货”。铺子的老板叫马志飞，市场里的人，无论老的少的，都客客气气地叫他一声“马叔”。
马叔那年大概五十多岁，个子不高，背总是微微地驼着，像常年被生活压着一样。他总是戴着一副油腻腻的老花镜，慢悠悠地整理着他那些香菇、木耳、八角、桂皮。他的铺子总是很安静，不像市场里其他地方那样吵吵嚷嚷。他本人也一样，不像市场里其他人那样，脸上要么写着精明，要么挂着凶悍。他脸上总是带着一种老好人式的、有点木讷的微笑，见谁都点点头，不多话。
在我最难、最不堪的那段日子里，马叔就像一个背景板，一直存在，但我从未觉得他有多重要。
我记得有一次，临近过年，唐小龙又来收所谓的“保护费”。那天我生意不好，实在拿不出钱来。唐小龙骂骂咧咧，一脚踹翻了我装鱼的盆，活蹦乱跳的鲫鱼撒了一地，在泥水里徒劳地蹦跶着，像极了当时的我。
我蹲在地上，一条一条地把鱼往回捡，冰冷的泥水浸透了我的指甲缝，手指冻得又红又肿，像一根根胡萝卜。周围的摊贩都看着，眼神里有同情的，有幸灾乐祸的，但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一句话。
就在我感觉自己马上就要哭出来的时候，一团热乎乎的东西递到了我面前。
我抬起头，看到马叔站在我跟前，手里拿着一个刚出炉的烤红薯。他没看唐小龙，也没看周围的人，只是低头看着我，嘴里慢悠悠地念叨着：“小强，天冷，先垫垫肚子。跟他们置气不值当，生意人，和气生财，和气生财嘛。”
他没帮我出头，没替我骂一句唐小龙，更没有给我什么实际的帮助。他只是用这种最笨拙、最微不足道的方式，给了我一点点那个冬天里几乎不存在的温暖。我接过那个滚烫的红薯，烫得我左右手来回倒腾，眼泪终究还是没忍住，混着泥水掉了下来。
还有一年除夕，家家户户都在准备年夜饭。我因为一点小事又得罪了唐家兄弟，他们俩把我堵在市场后面的巷子里，结结实实揍了一顿。我被打得鼻青脸肿，身上没一块好地方。我没敢回家，怕弟弟妹妹看见了担心，就一个人躲在收了摊的鱼档后面，靠着湿漉漉的墙壁，无声地流眼泪。
天黑透了，市场里的人都走光了。我正冻得瑟瑟发抖的时候，听到了脚步声。是马叔，他铺子也要关门了。他提着一盏昏黄的马灯，走到我跟前，看我这副惨样，叹了口气，也没多问。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红色的信封，塞到我手里，说：“小强，大过年的，快回家去吧。别让弟弟妹妹等急了。”
我捏着那个红包，很薄，但有点硬。等他走后，我借着远处路灯的光打开，里面是二十块钱，叠得整整齐齐，还有一张小纸条，是用那种小学生用的方格纸写的，上面的字歪歪扭扭，像是用尽了力气才写出来的：“小强，新年快乐，给弟弟妹妹买点糖。”
那天晚上，我攥着那二十块钱和那张小纸条，在寒风里站了很久。心里说不出的五味杂陈。我感激他，但更多的是一种悲哀。我觉得他可怜我，就像人会可怜路边一条流浪狗一样。在我心里，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用的老好人。善良，但是没用。在这个人吃人的世界里，善良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后来，我的命运开始转动了。因为一台电视机，我被唐家兄弟打进了派出所，在那里，我遇到了安欣。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叫做“靠山”的东西，尽管那只是我的错觉。安欣的警察身份，像一道光，照亮了我黑暗生活的一条缝。我开始琢磨，怎么利用这道光，怎么利用安欣对我的那点同情，来摆脱唐家兄弟的欺压，来让自己能直起腰杆做人。
我的脑子，在那一刻，仿佛被通上了电，第一次开始为了“生存”之外的事情高速运转。我开始算计，算计安欣的善心，算计唐小虎的鲁莽，算计每一个能被我利用的人和事。
那天，我揣着从安欣那里“借”来的威风，从派出所里出来，走在旧厂街的路上，腰杆都挺直了不少。路过马叔的干货铺，他照旧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戴着老花镜，用一个小镊子挑拣着混在花椒里的杂质。
他看到我，抬起头，冲我笑了笑：“小强，出来了？看你最近气色好多了。”
我点点头，嗯了一声，脚步没有停留。那一刻，我心里突然涌起一个无比清晰、无比坚定的念头：马叔这样的人，一辈子也就这样了。老实巴交，与世无争，守着个小破铺子，能有什么出息？我高启强，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罪，绝不能像他一样，活得这么窝囊，这么没价值。
这个世界上，人其实只分为两种。一种，是像马叔这样，被人算计，被人欺负，被人怜悯的老实人；另一种，就是像唐家兄弟那样，甚至比他们更厉害的，算计别人，欺负别人，掌控别人命运的强者。
马叔是第一种，而我，从今天起，要做第二种。
这个念头，在当时的我看来，是凤凰涅槃，是鲤鱼跃龙门，是我高启强走向强大的第一声号角。我以为这是顿悟，是真理。
可现在，我坐在这冰冷的囚室里，才恍然大悟。那不是我走向强大的第一步，那是我一步步，走向毁灭的开始。
03
如果说遇到安欣是我人生的一个拐点，那认识陈书婷，就是我命运的加速器。
我的人生，从那以后就像开了挂。靠着安欣这块“京海市公安局长亲外甥”的虎皮，我在旧厂街暂时站稳了脚跟。
唐家兄弟不敢再明着欺负我，市场里的其他人看我的眼神也从鄙夷变成了敬畏。那种感觉，很奇妙，像毒品，一旦尝过，就再也戒不掉。
但光靠狐假虎威是不行的，我心里清楚得很。安欣是警察，他给不了我想要的权力和金钱。真正让我脱胎换骨的，是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我弟弟启盛的冲动，徐江的疯狂，以及我孤注一掷的豪赌，最终让我搭上了陈泰和陈书婷这条线。
我的人生，从那时候起，才算真正地从旧厂街的鱼腥味，转向了白金瀚夜总会里那股混杂着酒精、香烟和名贵香水的味道。
我开始学着脱下那身满是腥味的胶鞋和围裙，换上笔挺的西装。一开始，我连领带都打不好，手忙脚乱，被陈书婷嘲笑了好几次。我就对着镜子，一遍一遍地练。我学着怎么拿红酒杯，怎么品雪茄，怎么在饭局上说那些场面话。更重要的，是我开始学着揣摩人心。
我对陈泰，那个建工集团的老大，我未来的干爹，表现出了十二分的顺从和讨好。他喜欢听戏，我就去学戏，哪怕五音不全，也要哼上几句，逗他开心。
他咳嗽一声，我马上就能把温度刚好的热毛巾递到他手上。我把他当亲爹一样伺候，因为我知道，他是我往上爬的最大一棵树。
我对陈书婷，这个改变我一生的女人，感情就更复杂了。我爱慕她，爱她的漂亮，爱她的气场，爱她身上那股子我从未见过的飒爽劲儿。
但在这份爱慕之下，藏着更深层的算计。我知道，她是白江波的遗孀，是陈泰的干女儿，她手里握着白江波留下的人脉和关系网。得到她，就等于得到了整个白金瀚，得到了进入京海市上流社会的入场券。
我把唐小龙、唐小虎兄弟俩收为了我的头号小弟。我不是原谅了他们过去对我的欺辱，更不是什么不计前嫌。而是因为我知道，他们这种在街面上混久了的烂仔，够狠，够没底线，能帮我办很多我这个“要脸面”的“强哥”不方便亲自出面的脏活。他们对我来说，是最好用的两把刀。
我生命里出现的每一个人，都被我悄悄地放在了心里那杆无形的天平上，仔细地称量他们的价值，分析他们的用途，然后把他们安排在最合适的位置上。我像一个棋手，而整个京海市，就是我的棋盘。
我的世界，变成了一个由利益、价值、利用和被利用构成的精密网络。
就在我意气风发，以为自己已经彻底告别过去的时候，我又见到了马叔。
那次，我刚从陈泰那里拿到一笔钱，给自己换了辆崭新的黑色奔驰。我特意开着车，摇下车窗，慢悠悠地回了一趟旧厂街。名义上，是去“视察”一下我盘下来的市场，看看新项目的开发进度。实际上，我就是想回去炫耀一下，想让那些曾经看不起我的人都看看，我高启强，如今是何等的风光。
车子缓缓驶过那片熟悉的、现在已经显得有些破败的区域。就在那个拐角，我看到了马叔的干货铺。铺子还是老样子，一点没变，仿佛时间在它身上停滞了。
马叔也还是老样子，佝偻着背，戴着他的老花镜，正颤颤巍巍地给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称半斤花椒。为了几毛钱的零头，两个人还在那儿推让半天。老太太说零头不要了，马叔非要从抽屉里找出几个钢镚儿塞给她。
我看着这一幕，心里突然涌起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和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鄙夷。
我和他，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我一分钟的流水，可能就够他这个小破铺子赚一辈子了。他还在这里为几毛钱计较，而我，已经在和市里的大人物们谈论着上亿的项目。
我轻轻摇上了车窗，隔绝了窗外那股子熟悉的、混杂着市井气息的空气。我对坐在副驾的唐小虎说：“小虎，去跟新来的市场管理处打个招呼，就说那个马记干货铺的马叔，以后所有的摊位费、管理费，全免了。”
唐小虎愣了一下，随即谄媚地笑道：“强哥就是仁义！还记着这些老街坊。”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后视镜里，那个越来越小的铺子。我这么做，不是出于什么狗屁情谊。这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施舍”，一种对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往的最后告别，一种“你看，我混出来了，还念着你当年的那点好”的姿态。这能满足我那膨胀到极点的虚荣心。
过了一会儿，唐小虎回来了，笑着对我说：“强哥，跟马叔说了。那老头一个劲儿地鞠躬道谢，激动得话都说不利索了。还非要从铺子里拿出两包最好的香菇，塞给我，说让您尝尝鲜，说他家的香菇是山里收来的，最香。”
我听了，轻笑了一声，说：“行了，扔后备箱吧。”
然后，我就把这件事彻底忘了。在我眼里，马叔就像路边的一棵老树，一直在那里，你偶尔路过会看一眼，但你永远不会花心思去算计它什么时候会倒，会不会挡了你的路。他对我而言，唯一的价值，就是作为我“仁义”形象的一个小小注脚，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背景板。
在这个阶段，我的世界观已经彻底成型，并且坚不可摧：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所有人都是棋子，包括我最亲的弟弟和妹妹。
我费尽心机地为他们规划未来。我送启盛去读大学，是想让他学本事，将来成为我商业帝国里最锋利的矛；我把启兰保护得很好，让她远离我身边的是是非非，是想让她成为我这片黑色泥潭里唯一的“白色”，是我将来“洗白”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是我向外界展示我“顾家”形象的完美道具。
这一切看似是爱，是保护，但其最底层的逻辑，依然是“控制”和“算计”。
我算计了警察，算计了对手，算计了合伙人，甚至算计了我的家人。我的大脑就像一台超大内存的精密计算机，录入了京海市所有有头有脸、有利用价值的人的全部信息。
04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又是十几年。
京海市的风浪，我基本上都趟过来了。从一个街头混混，到建工集团的总经理，再到我自己的强盛集团董事长。我高启强这三个字，在京海，几乎无人不知。
我的生意，从最早的房地产，慢慢延伸到了电力、金融、娱乐，几乎所有能赚钱的行当，都有我强盛集团的影子。我成了一年一度的经济人物，当上了市政协委员，出入各种我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高端场合。过去那些需要我仰望的大人物，现在见到我，都得客客气气地叫我一声“高董”。
我习惯了别人的敬畏和服从。我喜欢那种感觉，那种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项目生死、一个人生死的感觉。
安欣，成了我生活中唯一一个还需要“认真”对待的麻烦。他就像个烦人的苍蝇，总是在我耳边嗡嗡作响。但他毕竟只是个小小的刑警，掀不起什么大浪。
我自认为，即便是对他，我也完全掌控着节奏，偶尔让他抓几个不痛不痒的小喽啰，算是给他那点可怜的正义感一点交代。
可权力越大，我睡得越不安稳。
我开始不再相信任何人。我每天回到那个装修得像皇宫一样的家，看着身边的人，心里都在打着算盘。
我对我弟弟启盛的野心和疯狂感到不安，他越来越不受控制，像一头嗜血的狼，随时可能反噬我；我对我妹妹启兰那不合时宜的单纯感到担忧，我怕她成为别人攻击我的软肋；甚至对我同床共枕的妻子陈书婷，我也保留着最后一丝戒心，因为我知道，她心里最在乎的，永远是她的儿子晓晨。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一个人待在书房里。我不看书，也不批文件，而是拿出一张巨大的白纸，在上面画出所有人的关系网。
谁和谁是一派的，谁和谁有矛盾，谁的软肋是钱，谁的软肋是家人……我把每一个人的动机和弱点都分析得清清楚楚。这张巨大的、错综复杂的网上，有安欣，有赵立冬，有我手下的每一个堂主，有我的每一个生意伙伴。
这张网，就是我的世界。我自以为，我掌控着这张网上每一根线的走向。
就在我的帝国看似坚不可摧，我的算计能力也登峰造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小事。一件当时我觉得无足轻重，现在想来，却是我整个多米诺骨牌倒塌的第一块。
那大概是集团发展中期，具体哪一年我已经记不清了。当时不知道从哪里走漏了风声，省里要搞一次突击检查，重点就是我们这些早期发家有“原罪”的企业。一时间，整个京海市风声鹤唳。
我手里有一批最原始的账本。那是我刚靠着建工集团起家时，做的一些见不得光的资金往来记录。里面有行贿的证据，有非法集资的明细，那是我发家史里最肮脏的一页，也是最致命的罪证。
那几天，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批账本，就像个定时炸弹。藏在公司，不安全，万一被查抄，一锅端；藏在家里，也不安全，陈书婷虽然是我老婆，但这种事，我信不过她。藏在银行的保险柜？更不行，警察要查，一道手续就能打开。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开着车，提着那个沉甸甸的密码箱，在京海市的大街小巷里漫无目的地乱转。我心急如焚，大脑飞速运转，把所有可能藏东西的地方都想了一遍，又一一否定。
车子不知不觉，竟然开到了旧厂街附近。
这里早就被改造了，高楼拔地而起，当年的菜市场早已不见踪影。但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马叔的那个小干货铺，竟然还在。大概因为是自己的产权，拆迁的时候他没同意，就这么孤零零地留了下来，和周围的现代化高楼显得格格不入。
我把车停在远处，看着那个小铺子。铺子门口亮着一盏昏黄的灯泡，马叔正坐在那个我无比熟悉的小马扎上，手里拿着一把大蒲扇，慢悠悠地扇着风，脚边，还趴着一只看起来很温顺的流浪猫，他时不时地弯下腰，逗弄一下。
那一瞬间，一个疯狂但又让我觉得无比“安全”的念头，像闪电一样击中了我的大脑。
我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西装的领口，提着那个装有我全部罪证的箱子，下了车。
“马叔，这么晚还没睡啊。”我脸上挂着最和煦、最亲切的笑容，朝他走过去。
他正在给猫顺毛，听到我的声音，浑身一僵，随即猛地抬起头。昏黄的灯光下，他的脸更显苍老，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他扶了扶老花镜，看清是我之后，赶紧从马扎上站了起来，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哎呀……是，是小强啊！哦不，高董！您，您怎么来了？”
他的声音还是那么慢，带着一点点讨好的意味。
“马叔，都说了，叫我小强就行。”我走上前，亲热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顺势拍了拍手里的箱子，开始了我早就编好的谎话，“这不是家里最近在搞装修嘛，乱七八糟的。我整理出一些老东西，这里面，是我刚起家那会儿的一些老合同、老账本，挺有纪念意义的，扔了可惜。家里现在没地方放，就寻思着，您这地方清静，又安全，能不能……先放您这儿一阵子？等我家里弄好了，我再来拿。”
我一边说，一边观察着他的表情。
马叔的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他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流露出的，是那种长辈看到出息了的晚辈时，特有的那种淳朴的、甚至带着点崇拜的光芒。
他毫不犹豫地点头，连连说道：“行啊！没问题！当然没问题！放我这儿，你一百个放心！我给你收到里屋去，锁在柜子里，保证谁也动不了，丢不了！”
“那就太谢谢您了，马叔。”
“谢啥！你这孩子，出息了还记得我这老头子，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他一边说，一边接过箱子，因为箱子很沉，他还踉跄了一下。
我看着他把箱子费力地搬进那个昏暗的、充满了香料和干货味道的里屋，心里的那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我甚至为自己的这个“神来之笔”感到得意。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谁能想到，我高启强的核心罪证，会藏在旧厂街一个卖干货的老头家里？警察就算把整个京海市翻个底朝天，也绝对想不到这里。
我对马叔，这个我认知里的“老好人”、“老实人”，有着百分之百的“安全”信心。因为他胆小，没文化，没见识，更重要的是，他对我，只有感恩和敬畏。他完全不具备背叛我的动机和能力。
我把箱子交给他之后，又客套了几句，就开车走了。
那次风头很快就过去了。紧接着，新的项目，新的麻烦，新的斗争，接踵而至。我的生活又回到了那种高速运转、每天都在算计和博弈的轨道上。
然后，我彻底地，把这件事，连同那个箱子，忘在了脑后。
马叔对我来说，就像一个一次性的、用过即弃的“保险箱”。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他发挥了作用。然后，他就被我扔进了记忆里最深、最黑暗的角落，上面落满了灰尘。我再也没有想起过他，也再也没有回去看过他。
因为在我庞大而精密的算计世界里，他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
05
好日子，总有到头的时候。
当省里的指导组空降京海，当安欣这个打不死的“小强”被委以重任的时候，我就知道，真正的大风暴，要来了。
这一次，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一样。以前的检查，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我总能通过各种关系提前得到消息，从容应对。但这次，指导组像一把烧红的刀，直接插进了京海这潭深水里，而且直奔我而来。
我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关系网，在短短几周内，就被切断了好几处。几个给我办过脏活的核心手下，人间蒸发一样被带走，音讯全无。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失控。那种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正在像沙子一样从我的指缝里流失。
我夜夜失眠，整晚整晚地待在强盛集团顶楼那间宽大的办公室里，一杯接一杯地喝着最浓的苦丁茶。我面前的桌子上，铺着那张熟悉的、画满了关系网的白纸。我一遍又一遍地疯狂复盘，像一个陷入死局的棋手，想找出所有可能的漏洞，想预判对手的下一步棋。
“强哥，东区的场子被封了。”
“强哥，王力被带走了，什么都没来得及交代。”
“强哥，赵立冬那边，最近连电话都不接了。”
唐小虎他们带来的，全都是坏消息。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四面漏风的房子的主人，我堵住了东边的窟窿，西边的墙又塌了。我让唐小虎他们像一群疯狗一样，到处去“擦屁股”，去处理掉所有可能的知情人，去销毁所有可能留下痕迹的物证。
但没用。安欣他们，就像开了天眼一样，总能步步紧逼，总能抢在我们前面。我感觉有一张无形的大网，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收紧，而我，就是网中央那条挣扎的鱼。
就在我焦头烂额的时候，一个最致命的问题，被摆在了桌面上。
那天下午，我召集了我的律师团队和几个核心成员开会。我的首席律师，一个我花重金从香港请来的高手，推了推金丝眼镜，表情严肃地对我说：“高董，我们梳理了集团成立以来所有可能出问题的环节。大部分的证据链，我们都有办法切断或者混淆。但是……”
他顿了顿，看着我：“有一笔账，是最麻烦的。就是您最早通过建工集团，拿下的那几个项目的启动资金。那笔钱的来源和流向，有巨大的问题。相关的原始账本，是所有罪证的核心，一旦被警方拿到，我们现在所有的‘合法’外衣，都将被瞬间撕碎，证明我们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黑社会组织。”
他看着我，问道：“高董，那批最关键的账本，现在在哪里？我们必须马上，用最物理的方式，让它彻底消失。”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
我愣住了。
那批账本……那批最原始、最肮脏的账本……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只记得，当年情况紧急，我把它们藏起来了。可是，藏到哪里去了？
我看向唐小虎，他是我身边跟得最久的人。他挠着头，一脸茫然：“强哥……这，这年代太久了吧？那会儿咱们天天换地方，一会儿在白金瀚，一会儿在工地上，谁记得清啊？是不是早就烧了？”
烧了？我拼命地回忆，但记忆里，完全没有“烧掉”这个片段。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了下去。那是我帝国的“地契”，一张写满了原罪的、沾着血的地契。我竟然，把它给弄丢了？或者说，我忘了我把它藏在了哪里？
这怎么可能！我高启强算计一生，怎么会在最关键的事情上，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
我让所有人都出去，把自己一个人反锁在办公室里。我端起桌上的浓茶，一口气灌下去，滚烫的茶水灼烧着我的食道，我希望这种疼痛能刺激我的大脑，让我记起来。
我闭上眼睛，像放电影一样，在脑海里一帧一帧地回放着过去二十年的所有片段。
我翻遍了所有记忆的角落。每一个我待过的办公室，每一个我住过的家，每一个我信任或不信任的人……
没有。
就在我几乎要绝望的时候，一个模糊的、被我遗忘了太久的画面，突然从记忆的深海里浮了上来。
一个破旧的街道，一盏昏黄的灯，一个佝偻的、苍老的背影，一只温顺的流浪猫……还有一个我亲手递过去的、装着所谓“纪念品”的黑色密码箱……
“啪！”
我手里的紫砂茶杯，应声摔在光亮的地板上，瞬间四分五裂，褐色的茶水溅得到处都是。
我浑身的血液，在这一刻，仿佛都凝固了。
怎么会是他？我怎么会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在那个我最瞧不上、最不设防、最无足轻重的人那里？！
就在我被这个迟来的记忆震惊得无法动弹的时候，办公室那扇沉重的实木门，被人用近乎撞开的方式，猛地推开了。
我最信任的保镖阿成，连门都忘了敲，脸色惨白地冲了进来，他的嘴唇都在发抖，声音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恐慌：
“强哥，不……不好了！”
我缓缓抬起布满了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阿成喘着粗气，几乎是喊出来的：
“安欣……安欣他们……带着人，把他……给带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