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写作启动了一种勘探式写作，以格物精神向下深勘、向外连接

在当代中国文学现场，一个核心焦虑始终在场：当现代性的高度同质化与媒介化使经验面临磨蚀与亏空，写作的合法性与能量源于何处？尤其对于不具备虚构特权的散文而言，是否必然退守于私人领域，在均质化的经验之上再生产均质化的感伤？我要提醒注意的是，这种匮乏或许并非事实的全部，而更可能是一种感知的畸变与批评话术的规训。这种被广泛诊断的匮乏，其本质或许并非物质素材层面的无事可写，当代中国社会本应是文学的富矿，写作者真正的症结在于一种经验的失格。个体经验尚未进入文学转译的程序，就已遭受了系统的污染与磨旧，一方面是媒介文化带来的感知模式畸变，另一方面则是文学场域内部的合法性规训。这解释了当代散文的悖论，形式上极端私人化的写作，其内核却暴露出审美均质化的症候。这表明写作者的内省已然是一个被公共话语殖民的场域，自以为在扪心自问，实则只是在被赋声。因此，散文写作的合法性与能量，已不能寄望于寻找未被污染的经验，而必须转向对新话语的创造。当经验本身趋同，散文写作的合法性便在于它以何种方式介入经验，并以新的形式转而成为审视经验、重构感知的思想行动。

当许多写作者在已被殖民的个人经验中进行被动转写或翻译时，朱强的《行云》提供了一种极具辨识度的文体样本。他的写作启动了一种勘探式写作，以格物精神向下深勘、向外连接，重测自我与世界的坐标，以物为支点和介质撬动了更广阔的认知维度，从而借其颇具主体性的观看方式寻得了重新进入世界的有效路径。

《行云》中的诸多篇目，呈现为一种近乎物质文化研究的姿态，这种姿态是一种在书写与物质性之间建立伦理关系的严肃努力。正如皮埃尔·诺拉关于记忆之场的研究所揭示的，记忆的维系依赖于物质与话语持续的可迭代性。但当这种迭代失败时，例如一条老街被拆迁，导致附着其上的街坊闲话随之消散，记忆便从一个鲜活的共同体中脱落，崩坏为一个永远静止的、留待凭吊的场所或遗迹。朱强的写作并没有接受迭代失败的终局，而是试图通过书写来重新介入迭代的过程，至少也要对迭代是如何失败的进行考古与追问，他试图穿透可见性的遮蔽，抵达物作为历史与情感载体的不可见性，通过物质与话语的共同作用，重新让缺席者在场。它既是对已逝之物的勘验，也是对被遮蔽的当下的质询。尤其可贵的是，朱强的写作更多的是对物负载的关系的考古，即物与人、物与历史、物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勾连，而这些勾连恰恰是在迭代失败中被强行切断的，因此这种考古可以说是一种背离着遗忘的惯性而重塑物的叙事主体性的逆写。

在《地址簿里的日常》中，作者通过对钢精锅、烟道、地铁、上水巷、金盘路乃至卫东的逐一勘探，确认了一个个缺席者的存在。朱强将地铁站名“卫东”指认为一个谎言，“没有哪件事物真正和它有关”，卫东不再是一个地名，而是一个能指的彻底悬浮。但正因其肉身已去，卫东才获得了最大的想象空间与召唤效力，成为记忆的强力触媒。面对现代坐标的全面失效，朱强以这些层层叠加的地址簿创造了一个坐标索引的废墟空间，但这种废墟“不是通过可见可触的建筑残骸来引发观者心灵或情荡，在这里凝结着历史记忆的不是荒废的建筑，而是一个特殊的可感知的‘现场’”（大卫·格罗斯《逝去的时间：论晚期现代文化中的记忆与遗忘》）。从“80后”与“90后”作家的写作中寻访废墟是不容易的，历史感的匮乏甚至虚无是常被指摘的问题，而朱强的写作是从凄凄稷苗中勘探通往历史记忆的通道，不是为了抵达，而是为了标示缺席，并在精神的遗址上锚定了一种在场。

水平坐标的失效尚可被卑微者的记忆所追缅，垂直坐标即历史纵深的断裂则是一种更根本的、结构性的虚无。《墟土》中，朱强以考古学的想象为中介，将墟土这一物理空间重塑为一座层叠着时间沉积的博物馆。面对一块城砖，朱强的勘探绕过了怀旧的愁绪，《行砖小史》一文打通了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性质的话语壁垒，悬置了以人物或事件为中心的传统线性叙事，建立了一种以物的流转、聚合、散落为依据的物质史观。“物”在此不仅是时间的恒定尺度，更扮演了话语行动者的角色，将那些在传统历史中被严格隔离的话语并置于同一空间，使其发生化学反应，完成了对历史叙事的解构，使那些被宏大历史碾压、过滤掉的杂质重获其位。朱强甚至采取了一种较为激进的叙事策略，他让家族史与砖的历史进行卯榫式勾连，借物的恒定的坐标，反向地将平凡的家族记忆钉入历史，使得铭文砖成为重构记忆、实现在场的坐标与家谱。散文结尾，文本从“我”对“物”的勘探，转向了“物”对“我”的辨认。这是一个完美的叙事闭环，“我”以记忆追溯“物”使其在场，而被激活的“物”也反向凝视并确认了“我”的在场。这篇《行云》无疑展示了当代散文处理历史题材的巨大潜能。“记忆不是对过去的事实的简单描述，而是一种对事实的构建，以及积极地对世界重构的形式”（阿斯特莉特·埃尔《文学作为集体记忆的媒介》），朱强的散文可以视为用文本为记忆立碑从而重构世界的实践行动。他将“物”从美学或怀旧的客体重塑为伦理与叙事的主体，勘验缺席，也激活物的能动性，使其成为历史的行动者与见证者。这最终导向了一种写作者与物的相互辨认与重塑，散文也因此从一种对往事如烟的追忆，升华为一种锚定在场并迫使历史与当下相互质询的能动实践。

如果说朱强散文以向下勘探激活了物的经验，那么向外连接则纾解了人的经验匮乏。《行云》一篇处理父亲进城史、家族记忆题材，借重历史他者辛弃疾以实现必要的间离效果，在自我经验与历史人物之间建立了互文关联，发掘出“归正人”辛弃疾与“进城者”父亲在身份归属焦虑上的同构性。朱强通过向外连接完成了一种经验的拓殖，也证明了向外连接并非对自我经验的逃离或稀释，而是为个体经验寻求历史的纵深与公共的回响，并以此为自我进行赋能与扩容。

《有无帖》写了一场无法确证存在的雪。“唯一能够确认那雪的存在的，不是别的，是一个人的心，一个人的记忆。”这则有关有与无的辩证，恰好为我们理解朱强的写作提供了一种阐释线索。当经验在公共领域面临所谓的匮乏时，文学的能动性与取水泵何在？朱强给出了一种古典的答案：信任“一个人的心”。朱强的写作正因将心确立为介入世界的进路，向下勘测，向外攀连，方以物证和心法重构世界，在经验的废墟上重建其在场的合法性。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