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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岁的名校博导再次引发热议,尤其是本校博士刚刚毕业,就通过青年学者计划直接获得博导资格,这一举措确实“有魄力”。我不反对学术界破格,年轻人可能更有冲劲和创造力,也能出成果,我乐见其成。
但我觉得,人文社科这一类,如果不是取得特别惊艳的学术成果,还是慎重些好。倒不是非要讲论资排辈这一套,而是需要有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不是期刊发表,不是没啥影响的专著,而是真正能让学术界眼睛一亮的贡献。尼采25岁完成《悲剧的诞生》,他是巴塞尔大学最年轻的正教授。曼昆26岁拿到MIT经济学博士,提出“菜单成本”理论,也是到29岁才拿到哈佛教授。Leo A. Goodman22岁拿到普林斯顿博士学位,统计学和社会学领域有三个统计量以他命名,也到了28岁才成为芝加哥大学教授。这些学术“大牛”都没有一毕业就成为博导,还有个研究、沉淀和出成果的阶段。在当代已经非常体系化的学术谱系下,一毕业就“不拘一格降人才”,我觉得似乎有些冒进。
中国在人文社科领域集中出年轻教授或博导,可能只有两个阶段。一个是新文化运动前,李大钊、胡适、刘半农这些都在27岁左右成为北大教授,彼时正是文化思想大变革的年代,青年人的思想、见识、治学方法与旧时代的老学究不同,才有了破格。第二个阶段就是现在……1992年解志熙被清华大学评为教授,成为当时文科最年轻的教授,《光明日报》头版报道,一时舆论哗然。谁能想到仅2025年,25-30岁的名校教授就如同雨后春笋,不断打破解志熙的“纪录”。
百余年前,新旧思想交锋,年轻学者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应有之义。如今呢?
如今,人文社科的理论、方法、范式已经渐趋成熟,大家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小”,因为那些宏大理论已经有很多前人提出、修正、否定和迭代,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想要在学术上有所突破,大多只能从细分领域问题入手。这就决定了做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概率越来越低。尽管国际格局风云变幻,世界正在从一个温和的小时代进入某种大变局,但在人文社科领域,似乎还没有看到这种变局的影响,至少目前没有足以有大师锋芒的学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文社科的学术领域,仍然是个“小时代”。在这样的小时代,急于让年轻学者“破格”要更加慎重。
而且人文社科与理工科研究还不同。虽然各个领域都有天才,但理工科领域的天才,有可能在青年时代就有公认的突破性成果。通俗点说,人家的成果更“硬”,人文社科类的成果更“软”。
这并不是说人文社科类的成果不重要,但这类成果需要横向的积累和历史的检验,这两个要素都需要时间。
所谓横向的积累,是因为人文社科领域的专业壁垒并没有那么强,文史哲之间互相影响,再加上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前人的知识生产量已经相当大,需要做大量跨学科阅读,人文社科不能“一门深入”,要是做不到一专多能,基本上就是闭门造车圈地自萌。
所谓历史的检验,就是一项学术成果的诞生需要同行、学界甚至大众产生共识。理工类研究成果有硬性的定理和共识,每进一步就是扎实的一步,解决的问题也能成为后人的阶梯。人文社科则可能陷入“流行”的风险,就像社会学当年红极一时的结构功能主义,再到后来的中层理论、解构主义,各领风骚一段时间。这还是能留在学术史上的,更多人文社科研究成果,能进入学术史的少之又少。即便是天才,也大多在前人的基础上修补延伸而已。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多“大师”,但知识生产越多,积累和学习的时间越长,大师诞生的概率也在降低。也许,社会思潮再次进入激烈动荡的时代,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青年才俊走上历史潮头。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与其急着把教授、博导的头衔、声望、资源给年轻人,不妨给他们创造老老实实做学问环境。真正的学者,反而急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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