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声明：本文基于历史事件进行文学化改编创作，部分情节、对话及细节为艺术加工，旨在呈现历史故事的戏剧张力，不代表历史绝对真实。请读者理性看待，勿将虚构情节与历史事实混淆。
北京的深秋，空气里透着一股清冽的寒意。
清华园的一间会客室内，聚光灯打得通亮，几台摄像机架设在不同角度，黑洞洞的镜头像一只只审视的眼睛，死死盯着沙发上坐着的那位老人。
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位年轻锐利的知名记者。
这名记者以“敢问”、“刁钻”著称，此时他手里的采访提纲被捏得微微变形。
今天这场采访，原本是为了宣传新建成的数学科学中心，但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外界有一个传闻已经沸沸扬扬传了好几年——这位从哈佛回来的“数学皇帝”，在中国不仅享受着副部级的待遇，更是拿着高得吓人的年薪。
有人说几百万，有人说上千万。在这个金钱敏感的时代，学术与巨额财富挂钩，总是能瞬间引爆舆论的火药桶。
访谈进行到一半，记者突然合上了手里的笔记本，身体前倾，眼神里带着一种要把对方看穿的压迫感。
“丘教授，虽然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冒犯，但这确实是大众最关心的话题。”记者的声音不大，却让整个房间瞬间安静下来，连旁边工作人员翻动纸张的声音都显得刺耳，“您是菲尔兹奖得主，是哈佛终身教授，在这个领域您是绝对的权威。把您请回国，清华大学，或者说国家，到底得花多少钱？”
这问题一出，旁边的助理脸色瞬间白了，刚想上前阻拦，却见丘成桐摆了摆手。老人靠在沙发背上，脸上看不出喜怒，只是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笑容。
那笑容背后，藏着一个横跨四十年的秘密，和一个关于“无价”的答案。
01
要读懂丘成桐那个笑容里的深意，得把时钟拨回到半个世纪前的香港。
那时候的香港，拥挤、嘈杂，空气里混杂着海水的咸腥和底层百姓讨生活的汗味。如果你在沙田的街道上走一走，可能会在某个破旧的出租屋窗口，看到一个瘦弱的少年正对着一本泛黄的古籍发呆。
那个少年就是丘成桐。
如今的他是站在人类智力巅峰的“数学皇帝”，是继陈省身之后最伟大的华人数学家。但在当年，他只是一个被贫穷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孩子。
“阿桐，做人要有骨气，学问不是用来换饭吃的，是用来立心的。”
这是父亲丘镇英生前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丘镇英是个典型的中国传统读书人，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虽然薪水微薄，但家里永远堆满了书。从《史记》到《汉书》，从唐诗到宋词，父亲用这些古老的文字，给年幼的丘成桐构建了一个精神上的象牙塔。
那时候的丘成桐，并不觉得自己将来会搞数学。他更像个文艺青年，沉迷在历史的洪流里，想着要做个像司马迁那样的人。
然而，命运这只大手，在1963年狠狠地拍了下来。
那一年，丘成桐14岁。父亲突然撒手人寰，家里的顶梁柱塌了。
原本虽然清贫但还算体面的家，瞬间跌入了谷底。母亲梁若琳是个坚强的女人，她没有像周围人劝说的那样把孩子送去工厂做工，而是咬着牙，哪怕去给别人洗衣服、做手工，也要供孩子读书。
“你是丘家的长子，你父亲没走完的路，你要走下去。”母亲在昏暗的灯光下缝补衣服时，曾这样对他说。
家道中落的痛苦，让丘成桐一夜之间长大了。
他开始变得沉默寡言，曾经那些风花雪月的文学梦，被现实的生存压力挤压变形。他发现，相比于历史的厚重和文学的感性，数学是一个更纯粹、更公平的世界。在这里，不需要拼爹，不需要看人脸色，只要你算得对，你就是王。
他开始疯狂地钻研数学。那是一种近乎自虐式的学习。在嘈杂的闹市区，在闷热的阁楼里，他能盯着一道公式看上一整天。
1966年，他考入香港大学。三年后，因为天赋实在太惊人，他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破格录取。
去美国的那天，他只带了一个破旧的箱子和几十美金。站在旧金山的街头，看着满街的金发碧眼和繁华的高楼大厦，这个瘦小的中国青年显得格格不入。但他心里憋着一口气，他要证明，黄皮肤的人脑子不比任何人差。
在伯克利，他遇到了恩师陈省身。陈省身看了一眼这个年轻人的草稿纸，只说了一句话：“你将来会改变数学的面貌。”
这句话不是客套。
27岁那年，丘成桐攻克了世界级难题“卡拉比猜想”。
这个猜想在数学界悬了二十多年，无数天才折戟沉沙，甚至有人断言它是错的。但丘成桐像个执拗的工匠，一块砖一块砖地把证明过程搭了起来。
当结果公布的那一刻，整个数学界沸腾了。
紧接着，荣誉像雪花一样飞来。32岁拿维布伦奖，33岁拿菲尔兹奖——这可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是无数数学家穷极一生都摸不到的门槛。
哈佛大学为了留住他，直接打破校规，聘请年仅38岁的他为终身教授。
那时候的丘成桐，在美国已经是“神”一样的存在。美国的大学排着队给他送钱，各大研究机构抢着给他塞经费。他的名字，代表着流量，代表着权威，更代表着数不清的美元。
在美国的富人区，他有了大房子，有了名车，有了别人几辈子花不完的钱。
可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站在波士顿的豪宅里，望着窗外的明月，丘成桐总会想起父亲临终前那张瘦削的脸，想起香港那个漏雨的屋檐。
他发现自己虽然站在了世界之巅，但心里那个属于“中国人”的角落，始终是空的。
那些年，国外的媒体总是称呼他为“美籍华裔数学家”。那个“美籍”在前，“华裔”在后，像一根刺，扎得他生疼。
他在等待一个契机，一个能让他把这身本事还给那片故土的契机。
02
早在1979年，一架从美国飞来的波音客机缓缓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
舱门打开，三十岁的丘成桐深吸了一口北京干燥凛冽的空气。这是他离开故土十几年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踏上中国内地的土地。
接机的是华罗庚先生安排的人。
丘成桐下了飞机，做了一个让随行人员都没想到的动作——他蹲下身子，伸手摸了摸机场有些粗糙的水泥地。
“这是自家的地。”他低声嘟囔了一句，眼眶微微发红。
这次回国，让他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巨大的差距。
在国外的顶级大学里，学生们讨论的是最前沿的几何流、超弦理论；而在国内的大学里，因为十年的断层，很多教材还停留在几十年前，教授们为了那点微薄的经费不得不精打细算。
“中国数学要追上来，至少得跑断几双鞋。”丘成桐在考察完几所高校后，对身边的人感慨道。
从那以后，丘成桐就开始了两头跑的生活。他像个不知疲倦的候鸟，利用所有的假期飞回中国。
但他没想到的是，他的满腔热血，撞上的不只是落后的硬件，还有复杂的人心。
八九十年代，随着经济大潮的涌动，学术界也开始变得躁动不安。
“丘教授，您看这个项目，只要您挂个名，经费咱们五五分。”
“丘先生，能不能帮我们学校题个词？出场费好商量。”
类似的暗示和明示，丘成桐听了无数遍。他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每次遇到这种事，他总是黑着脸拒绝，有时候甚至当场骂人。
这一骂，就得罪人了。
渐渐地，圈子里开始流传起一些怪话。
有人在茶余饭后酸溜溜地说：“哎呀，人家是美国的大教授，回来能是白回来的？你看他建了那么多研究所，又是晨兴，又是浙大，这手伸得够长的。”
还有人说得更难听：“什么爱国情怀，还不是看中国现在有钱了，回来走穴捞金的？他在美国那边的薪水虽然高，但税也重啊，哪像在国内，被捧着供着。”
这些话，传到了丘成桐的耳朵里。
有一次，在浙江大学数学中心的筹备会上，一位负责接待的地方干部，大概是想表现得“懂事”一点，在饭桌上悄悄塞给丘成桐一个厚厚的信封。
“丘教授，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辛苦费，不算在账面上的。”那个干部笑得一脸谄媚。
丘成桐当时的脸色，比锅底还黑。他直接把信封推了回去，声音大得让整个包厢都听得见：“你这是在羞辱我，还是在羞辱数学？”
那顿饭吃得不欢而散。
那个干部回去后，没少在背后编排丘成桐，说他“装清高”、“嫌钱少”。
这种误解和中伤，像苍蝇一样围着他转。
更让丘成桐痛心的是，他发现国内很多学生学数学，动机并不纯粹。
有一次他去一所重点中学做讲座，问台下的孩子：“你们为什么喜欢数学？”
一个戴眼镜的男生站起来，理直气壮地回答：“因为数学好了能保送好大学，将来能去华尔街搞金融，赚大钱。”
台下掌声雷动，老师们也频频点头。
丘成桐站在台上，心里却像被浇了一盆冷水。他想起了父亲教他的“立心”，想起了自己当年在破屋子里为了求证一个公式而废寝忘食的日日夜夜。
“如果是为了钱，你们不该学数学，数学给不了你们金山银山。”丘成桐那天在台上讲得很重，“数学是用来寻找真理的，不是用来当敲门砖的。”
这番话，在那个“一切向钱看”的氛围里，显得那么不合时宜，甚至有些刺耳。
有人在报纸上写文章批评他，说他是“饱汉不知饿汉饥”，说他在美国享受着荣华富贵，却来教训中国的穷学生要有情怀。
丘成桐没有回应。他只是更频繁地往国内跑，建立更多的研究所，设立更多的奖学金。
他建立晨兴数学中心，自己去香港找富豪拉赞助；他设立“丘成桐数学奖”，把自己的奖金拿出来做启动资金。
但他做得越多，外界的质疑声反而越大。
“他到底图什么？”这是所有人心里的疑问。
在很多人看来，这就好比一个亿万富翁天天跑到贫民窟里送粥，如果不是为了作秀，那就是为了更大的利益。毕竟，谁会嫌钱多呢？
时间晃晃悠悠来到了2009年，清华大学决定成立数学科学中心，邀请丘成桐担任主任。
这是一个掌握着巨大的学术资源和人事权力的职位。
消息一出，学术界炸了锅。
“这下丘成桐算是彻底‘落地’了，这个位置可是个肥差。”
“听说清华给他开的年薪是天文数字，毕竟是菲尔兹奖得主嘛，门面还是要装的。”
各种流言蜚语传得有鼻子有眼，甚至有人在网上发帖，煞有介事地分析丘成桐回国后的“商业版图”。
丘成桐依然保持沉默。他像个孤独的斗士，在一片嘈杂声中，默默地看着清华园里那栋正在装修的小楼。
直到那场签约仪式的前夜，冲突终于被摆到了台面上。
03
那是签约前的一天晚上，那时的饭局总是带着一种特有的社交属性。
在一家隐秘性极好的会所里，几位负责引进人才工作的相关领导，正围着丘成桐。桌上的菜没怎么动，酒倒是倒满了几轮。
一位戴着金丝眼镜的负责人，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份合同草案，轻轻推到了丘成桐面前。
“丘教授，您先过目一下。”负责人的语气里透着几分小心翼翼，“关于待遇这一块，我们是经过校务会和上面特批的。虽然可能比不上您在哈佛的标准，但在国内，这已经是顶格中的顶格了。”
丘成桐拿起合同，翻到了薪酬待遇那一页。
上面的数字确实很漂亮，后面跟着的一串零，足以让普通教授奋斗几辈子。除了年薪，还有住房补贴、安家费、科研启动金……每一项都列得清清楚楚。
“我们知道您不缺钱，但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另一位陪同的人员笑着劝酒，“这也是我们对人才的尊重，是国家的面子。您要是不拿这个钱，别的引进来的人才怎么拿？这叫千金买马骨嘛。”
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滴水不漏。
在他们看来，这事儿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哪有人会跟钱过不去？更何况是这种既有名又有利的好事。外界那些风言风语，不就是因为觉得丘成桐拿了钱没办事吗？现在钱给到位了，事儿办好了，大家都开心。
丘成桐盯着那个数字看了一会儿，眉头越锁越紧。
他想起了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的一条评论：“这些海归大牛，回国就是为了养老圈钱的，拿着纳税人的钱，在国外买别墅。”
那条评论像一根刺，扎在他的喉咙里。
“这钱，我不能签。”丘成桐合上合同，把它推了回去。
包厢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几位领导面面相觑，那位金丝眼镜的负责人有些急了：“丘教授，是有什么地方不满意吗？数字还可以再谈，如果是住房问题，我们已经在安排……”
“不是数字的问题。”丘成桐打断了他，声音有些沉，“如果我拿了这笔钱，我就再也说不清楚了。”
“说不清楚什么？”
“说不清楚我是为了数学回来的，还是为了这堆纸回来的。”丘成桐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北京繁华的夜景，“你们知道吗？外面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如果我今天签了这个字，明天就会有人戳着我的脊梁骨说，看吧，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
“可是……”负责人还想再劝，“您付出了这么多，这是您应得的劳动报酬啊。”
“有些东西，标上了价格，就不值钱了。”丘成桐转过身，眼神里透着一股子倔强，“这合同我不会签，明天记者会上，我也不会配合你们宣传什么高薪引进。”
那晚的饭局不欢而散。
第二天，就是那个著名的采访现场。
记者们早就架好了长枪短炮，像是一群嗅到了血腥味的鲨鱼。他们不在乎数学公式，也不在乎科学发展，他们只在乎那个最具爆炸性的话题——钱。
那位年轻锐利的记者，显然也是做足了功课。他手里拿着的资料，不仅有丘成桐在国外的获奖记录，还有坊间流传的各种“薪酬版本”。
采访开始后，前面的问题还算温和，大多围绕着数学中心的发展规划。但随着时间推移，记者的攻势越来越猛。
“丘教授，有人说您在国内兼职这么多，精力根本顾不过来，是不是有点‘挂名拿钱’的嫌疑？”
“听说您在美国还要交很高的税，国内的这份收入对您来说是不是很重要？”
每一个问题，都像是一把软刀子，往丘成桐最在意的名节上捅。
坐在旁边的清华工作人员急得满头大汗，拼命给记者使眼色，示意跳过这些敏感话题。但记者假装没看见，依旧步步紧逼。
终于，那个终极问题被抛了出来。
记者身体前倾，眼神如炬：“丘教授，虽然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冒犯，但这确实是大众最关心的话题。您是菲尔兹奖得主，是哈佛终身教授，在这个领域您是绝对的权威。把您这样的‘大佛’请回国，清华大学，或者说国家，到底得花多少钱？”
这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
所有人都盯着丘成桐的嘴。
如果他说出一个具体的数字，哪怕是合理的，第二天的新闻标题也会变成《数学皇帝天价回国》。如果他回避，标题就会变成《丘成桐对薪酬讳莫如深，恐涉巨额利益》。
这是一个死局。
丘成桐看着面前那张年轻且充满欲望的脸，又看了看周围那些等待看好戏的目光。他突然想起了几十年前，父亲教他读《陶渊明集》时的那个午后。
“不为五斗米折腰。”
他笑了，那个笑容里带着一丝释然，也带着一丝对世俗的嘲弄。
他缓缓伸出一根手指，在空中晃了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