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晋川：经济学家与经济理论研究

史晋川资料图。本文来源：《学术月刊》20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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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与经济理论研究

史晋川

浙江大学资深文科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经济学在国内迅速地发展成为一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显学”，经济学家也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社会经济生活中，经济学家大致上可以划分成三种类型：一是在大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学院经济学家；二是在政府部门、国际经济组织和半官方经济组织从事社会经济政策研究的政府经济学家；三是在公司（企业）和有关咨询及中介机构从事经营活动咨询研究的公司经济学家。这三类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在实际的研究活动中的角色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时常相互“客串”和交叉的。但是，在社会科学研究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各种类型的经济学家大多分属研究分工比较明确的经济学家群体，本文所论及的经济学家主要指的是属于第一种类型的学院经济学家，着重阐述学院经济学在经济理论研究中扮演的角色。

学院经济学家除了在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通过授课和指导学生传授经济学的理论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外，从科学研究的视角来看，其主要的工作是从事经济理论的研究。仔细一点的观察可以发现，经济理论的研究又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部分，一是以学术问题为导向的经济理论研究，二是以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的经济理论研究，三是以跨学科问题为导向的经济理论研究。

一、学术问题导向的经济理论研究

以学术问题为导向的经济学理论研究，通常被视作为经济学纯理论研究，她是人类从事科学研究的“智力锻炼”传统的一部分。经济学纯理论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追求对经济学理论本身的日臻完善，是有关经济理论内在逻辑结构与理论体系“美”的探索。

经济学纯理论研究的一个非常显著的基本特征是，研究的经济学基本命题保持不变，但在不断深入的研究过程中，对经济学基本命题论证的方法更为科学，逻辑更为严密，理论体系更为完美。

众所周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有关市场协调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最著名的命题，即“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说，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追求的仅是个人的利益，“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他管理产业的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是他能比在真正处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演进过程中，众多的经济学家围绕“看不见的手”这一基本命题进行了大量深入仔细的研究，留下的经济学文献可以毫不夸张地形容为“汗牛充栋”。斯密百年后法国经济学家莱昂·瓦尔拉斯写出了《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构建了一个以数学的联立方程组为特色的一般均衡理论，用来论证“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在社会经济活动的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在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中，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相互作用，产生了一组商品（劳务）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市场在这组价格的支配作用下，厂商为了获得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和居民为获得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最终将导致市场总需求等于总供给的结果。熊彼特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誉为一部精确的经济学“大宪章”。

瓦尔拉斯以后，帕累托、沃尔德、希克斯、冯·诺意曼、麦肯齐和阿莱斯等人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一步论证完善了一般均衡理论，直到20世纪50—60年代，阿罗—德布鲁等人运用拓扑学及“不动点原理”等更为高深的数学分析工具，进一步严密地论证了在一组严格假定条件下，一般均衡模型中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和稳定性问题，使得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成为一座逻辑严密和体系完美的经济学理论大厦。丹尼尔·贝尔曾指出：“由阿罗、德布鲁和库普曼等人所完善的‘一般均衡’模型……是一个有规律运动的天体结构，在该结构中，完全竞争和资源的最优配置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发挥着作用。”

与对“看不见的手”的研究和一般均衡理论体系的建立有所不同，新兴古典经济学及超边际分析经济理论体系的创立，是对亚当·斯密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这一基本命题的重新发掘和相应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建。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用大量的文字阐述了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提出了“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分工水平由市场规模决定”等著名的命题。新古典经济学成为西方经济理论的主流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个被经济学家遗忘的领域。尽管阿伦·扬格在1928年发表了《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这篇论文，进一步深入研究了劳动分工与报酬递增、市场规模和供求关系问题，提出了著名的“扬格定理”，但是，新古典经济学仍旧对劳动分工和专业化问题兴趣缺缺。20世纪80—90年代，杨小凯通过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将专业化经济劳动分工和经济组织重新引入到经济学的核心部位，内生化了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市场和价格制度决定社会分工水平的机制，对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和国际经济的许多问题均给出了新的解释，从而初步建立起了一个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

以学术问题为导向的经济学纯理论研究另一个非常显著的基本特征，就是对经济学基本分析工具的创新、改进与完善。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博弈论的创立与发展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新古典经济学是通过研究理性人（经济人）的选择行为来研究社会经济活动的资源配置问题的。无论是居民还是厂商，构成这些经济主体选择的约束条件往往是收入、成本、价格等一组非人格化的经济变量。例如，居民根据个人效用函数的选择只受收入和价格的约束。因此，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中，某个经济主体的选择行为似乎不会直接受到另一经济主体行为的影响。博弈论的产生，使得经济学家可以借助这一新的分析工具，开始将经济主体选择行为的相互影响纳入经济理论研究的视野。

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作为一种运用领域日益广泛的经济分析工具，博弈论经历了从初创到改进和完善的历程。从50年代初期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及纳什均衡，到60年代中期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及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再到60年代后期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及贝叶斯纳什均衡，直到70年代至80年代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及精练贝叶斯纳什均衡。纳什、泽尔腾、海萨尼、克瑞普斯、威尔森、福登博格和梯若尔等人不断地推动着博弈论研究的深入和改善。同时，博弈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地位日显突出，其运用领域从最初的产业组织研究，不断地向产业与劳动关系、企业定价、信贷与保险、国际贸易、公共财政、货币政策等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领域迅速扩张，极大地增强了经济理论的解释能力。

博弈论研究之外，在微观计量经济学研究领域，詹姆斯·赫克曼有关样本选择的选择性偏差理论及二阶段估计研究方法的创立与丹尼尔·麦克法登有关离散选择行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在实验经济学研究领域，佛农·史密斯等人在将市场实验引入微观经济分析的经济学实验方法的创建；在金融计量经济学研究领域罗伯特·恩格尔所创立的ARCH（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和克莱夫·格兰杰所创立的协整模型，也都是非常重要的经济理论研究中基本分析工具的创新。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创新，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逻辑力量。正如约翰·麦克米伦所指出的，“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技术是不可或缺的。只有经由严格的模型化，人们才可能真正地了解一个新的思想观点的正确与否”。

学术导向的经济理论研究最大的历史功绩在于推进经济理论研究的科学化进程，增强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尽管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学研究领域，对于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及科学性问题，包括经济理论研究的数学化和形式化，一直存在着巨大的观点分歧。但是，仍有相当数量的经济学家认为，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关于经济学学科的性质和经济学科实证研究方法的基本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代表了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方向。从本质上看，尽管经济学科身处与自然科学不同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但是经济学科与自然科学中诸多学科相同的一个方面是，它们所努力探究的都是以不同变量形式表现出来的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机制或变化规则，目的都是作出符合事物本身运动或发展规律的正确预测。

二、现实经济问题导向的经济理论研究

以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的经济理论研究，主要是针对有关社会经济运行及经济生活中所产生的新问题或新近发现的原本被忽视的问题而展开的经济理论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导向的经济理论研究，主要的不只是仅仅运用现存的经济理论来解释经济问题，更重要是当现存的经济理论受到新的经济问题的挑战，无法运用传统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框架来对新的经济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时，经济学家通过修正、改进和完善原有的经济理论，或者通过创建新的经济理论，提出新的经济分析框架，来对经济问题作出新的理论解释。所以，尽管这一类经济理论研究是以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的，但在本质上她与以学术问题导向的纯经济理论研究有着共同的性质，都属于经济学的理论创新研究。当然，从经济理论研究的目的性和功用性来看，以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的经济理论研究，往往直接地成为制定解决社会问题的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

以宏观经济研究为例，宏观经济学理论自身的建立和发展及其完善，就是非常典型的以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的经济理论研究的结果。

众所周知，根据“萨伊定律”和马歇尔、瓦尔拉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市场具有自动调节的功能，以持续的社会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为特征的经济危机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使得新古典经济理论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琼·罗宾逊夫人称之为经济学的“第一次危机”。面临大萧条的困境，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市场理论、资本市场理论和货币市场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建立了有效需求理论来解释失业和经济危机。根据凯恩斯的理论，有效需求可以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及相应的流动性陷阱会导致投资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的不足则会导致失业的产生及经济危机的爆发。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不仅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为西方国家战后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期对十几位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的访谈中，当问到“谁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一问题时，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提到了凯恩斯。其中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认为，凯恩斯的理论使得经济学家认识到失业问题的持续性及非充分就业经济均衡的存在；他建立了新的经济理论，促进了经济学的发展，是经济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对经济运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现代经济学中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现实经济问题导向的经济理论研究。例如，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保罗·萨缪尔森等人针对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的经济现象，利用“菲利普斯曲线”来解释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交替关系，并据此提出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货币主义学派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爱德华·费尔普斯等人则根据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新的特征，进一步论证了短期菲利普斯、长期菲利普斯曲线、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以进一步解释在不同的宏观经济运行背景下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两者间呈现的各种复杂的关系。对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最终导致了宏观经济学领域中以卢卡斯和萨金特为代表的“理性预期理论”的诞生，一方面加强和扩充了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极大地影响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导向。事实上，2004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有关宏观经济政策运用中的“时间一致性难题”（动态不一致问题），也同样是这一研究领域中以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的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突破。

此外，在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奥肯和托宾等人针对国民收入增长与就业问题所提出的 “奥肯定律”及“新经济学”，蒙代尔等人针对开放经济体系中的国际收支与汇率变动问题所提出的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也都属于以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的经济理论研究。同样地，在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刘易斯、舒尔茨、米尔达尔等人的经济理论大都也可以归入为以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的经济理论研究。

经济学界有关现实经济问题导向的经济学研究是否属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认识事实上是存在分歧的。有的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只有做“形而上”的纯经济理论研究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而关注“形而下”的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是“三流经济学家”的作品，不能认为是理论研究，甚至不属于做学问。这其实是一种带有偏见和容易误导人的观点。实际上，以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的经济学研究所产生的研究成果大致也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发展出新的经济理论和（或）经济分析工具的研究；第二种是运用了现有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分析工具解释了新的经济问题或更好地解释了原有的经济问题的研究；第三种是运用了现有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分析工具分析了所要解决的经济问题和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经济政策的研究。后两种类型的经济学研究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视角来看，其主要作用是扩展了经济理论对于经济问题的解释能力，所以也不能完全简单地将它们从整体上排斥出经济理论研究的范围。至于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这一种类型的经济学研究，尽管其切入点是“形而下”的现实经济问题，但是研究成果却表现为是“形而上”的原创性的经济理论，因此，无疑地应该被视作为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倘若不带偏见地观察西方经济学界以经济理论研究为宗旨的顶级经济学期刊，就可以发现相当大的比例的研究文献也都是从“形而下”的现实经济问题角度切入的理论研究，甚至其中的大部分研究文献事实上在现阶段看来也都只能归属于上述第二种类型的经济学研究。在此，应该强调和认识清楚的一个问题是，经济理论的研究和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形而下”的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甚至是“本土化”的“形而下”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并非是完全不能相容的。经济学研究的类型和性质并不仅仅完全是由研究的问题所决定的，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经济学研究的成果。

三、跨学科问题导向的经济理论研究

以跨学科问题为导向的经济理论研究严格地说来不是一种纯粹的或者原本狭义的和传统的学科意义上的经济学研究，而是一种以经济学为主的社会科学领域内不同学科相互交叉的经济理论研究。以跨学科问题为导向的经济理论研究应该具备三个基本的特征：一是所研究的问题已经跨出了通常人们所认识的传统学科意义上的经济学领域，跨入到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二是研究跨学科问题所凭借的基本理论和研究工具仍然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三是经济学家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研究跨学科问题的过程中，导致了经济理论的创新或（和）新兴交叉学科产生，至少是在研究中得到了较原有学科对同一问题研究更有解释的研究结论。

从跨学科问题导向的经济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符合上述跨学科问题导向的经济理论研究，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单：贝克尔等人对社会的婚姻、家庭等人类行为的研究和对劳动就业市场中性别和肤色的歧视问题研究，把经济学研究扩张到了社会学领域，导致了科尔曼等人对社会学基础理论的重建；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人对于教育和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将经济学研究扩张到教育学领域，产生了人力资本理论；科斯、贝克尔和波斯纳等人关于财产、合同、侵权行为和犯罪行为及法律效率问题的研究，将经济学研究扩张到法学领域，创立了法和经济学；诺斯、福戈尔和格雷夫等人对于经济史问题的研究，将经济学研究扩张到历史学领域，产生了新经济史学；布坎南和塔洛克等人对于公共选择问题的研究，将经济学研究扩张到了政治学领域，建立了公共选择理论；阿马蒂亚·森和黄有光等人则研究了社会价值和社会选择及自由问题，将经济学研究推向了道德哲学及伦理学的研究领域。这些研究都极大地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在跨学科问题导向的经济理论研究中，法和经济学是其中发展得比较成功的一门经济学和法学学科交叉研究的新兴学科。从法和经济学的学科性质来看，法和经济学已经比较明确地定位为用经济学研究法律问题的学科，具体地说，它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研究社会的法律制度、法律关系和法律规则的效率；从法和经济学的学科研究范围来看，它的研究基本上覆盖了包括财产、合同和侵权等法律问题在内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活动；从法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看，它是以经济学的个人理性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其研究方法基础的，同时以经济学的效率作为核心衡量标准，以成本—收益及最大化方法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来研究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法律的运作 和法律的制度对经济和社会影响。在法和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诸如最大化、均衡和效率之类的经济概念是解释社会，尤其是解释理性的人们对法律规则的反应行为的基本范畴”。法和经济学的发展，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加深了人们对法律制度的认识，同时，法和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对宪法、民法、刑法等主要的法律领域都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近年来，法和经济学的研究又进一步扩展到金融部门，形成了法和金融这一新的研究领域。

熊秉元教授在解释经济学在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扩展过程中为何在法学领域“绽放出最鲜美的花朵”这一问题时，阅读了大量有关回顾法和经济学学科发展的综述性研究文献，发现众多经济学家的共同答案是，因为经济学的研究有“一套强有力的行为理论”。熊秉元教授进一步解释经济学理论及分析方法在法学领域的成功运动，是由于经济学的研究和法学的研究具有某些共同点：一是两者研究的问题大都是“两人间一对一的关系”；二是两者所研究的人际关系大都是易于明确定义的“利益关系”；三是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定和法学中的“正常人原则”，两者从研究的“基准点”来看，具有相当的一致。相比之下，在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所研究的问题大量涉及的是不同于个体行为的“中层问题”，因而造成了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运用的局限性。

尽管在跨学科问题导向的经济理论研究演化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对经济学跨学科交叉研究这一“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存在着相当分歧的观点。但是，经济学的研究从传统学科意义上的经济问题向非经济问题的扩张过程，实际上展现了经济学科的基本假定前提、核心概念和研究方法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巨大的潜力和可能的广泛影响力。经济学研究的“帝国主义倾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一种以经济学为基础来构建人类行为科学研究框架的努力，是经济学家利用经济学科的扩展来带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值得称道的尝试，对推动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学院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从事经济理论研究。作为学院经济学家，无论从何种类型的经济理论研究，其担负的主要使命就是经济理论的创新、经济分析工具的创新和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学院经济学家的研究要具备追求真理的勇气、勤奋刻苦的毅力和忍耐寂寞的定力，缺乏科学研究探索的执着精神，是不可能真正地在经济科学理论大厦的建设过程中添砖加瓦的。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诺贝尔奖摇篮——卡文迪什实验室的门上置放着一块铜牌，上书“圣工宏伟，乐之者察之”。真正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应该是经济科学研究领域的“乐之者”，应该本着“求道”的宗旨来从事经济理论研究，而不是借着学术研究作为敲门砖谋求虚名和蝇头小利。

作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经济学家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分工群体，学院经济学家必须以经济理论创新和经济分析工具创新为己任。当然，这不等于说学院经济学家就不必有强烈的社会和人文关怀。学院经济学家可以用经济理论来解释世界，也可以和应当通过各种直接和间接的合适途径，运用经济理论来影响世界和改造世界。可是，在学院经济学家跨出经济理论研究领域为改造世界献计献策时，千万要记住科斯的警告，不要成为一位“经济政治家——就是甚至在不存在答案的时候就提供答案的人”。在当今社会科学研究学风日益浮躁的年代，这一类的“经济政治家”还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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