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赎闪卖”一座万达广场，王健林也玩起“资本游戏”？

王健林出售80座万达广场后，突然回购了一座。

近日，王健林回购一座万达广场的消息瞬间引燃地产圈，尽管回购的体量相比出售的总数来说仍面临挑战，却释放出一种极为积极的讯号，王健林是否已经渡过了难关。

2024年7月出售的烟台芝罘万达广场近期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新华保险旗下坤华（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坤元辰兴（厦门）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两大股东同步退出，接盘方为万达商管旗下全资子公司上海万达锐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这座“出走”近1年半的万达广场，重新回归至王健林手上，这点从芝罘万达广场原董事长朱欣、原董事兼财务负责人周纯昊、原董事王轩、原监事支小可等高管集体卸任就可以佐证，上海万达锐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吴华出任经理、董事及法定代表人。

天眼查显示上海万达锐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是万达商管全资子公司，王健林为实际控制人。

让市场看不懂的是上海万达锐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接手芝罘万达广场一天后就退出，接手者为苏州联商玖号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苏州联商玖号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2025年8月22日新成立的公司，注册资金仅为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牟舟，进一步挖掘发现牟舟有37家关联企业，基本都和万达广场相关。由此推测牟舟大概率是万达体系内部高管或受王健林信任的第三方管理人，负责执行复杂的资产交易与法律架构安排。

刚接手又退出，王健林频繁更换法人代表的做法意欲何为？

被执行金额69亿

能有7.08亿资金回购芝罘万达广场说明王健林手中有了一定的资金，在回购芝罘万达广场的第三天，大连万达集团又新增了一条恢复执行信息，执行标的17亿余元，执行法院为甘肃矿区人民法院。至此，万达集团存在11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69亿元。

1992年9月王健林在大连成立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注册资本10亿人民币，业务涵盖商业地产、酒店、连锁百货的投资与运营，以及电影院线等文化产业。

包括商业地产投资及经营、酒店建设投资及经营、连锁百货投资及经营、电影院线等文化产业投资及经营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大连合兴投资有限公司、王健林共同持股。

凭借以万达广场为核心的城市综合体模式，该模式带来的规模化扩张与稳定现金流，叠加地产增值与多元业务协同。王健林很快成为地产圈举足轻重的大佬，多次登顶中国首富。2013年王健林以1350亿元成为中国内地首富，福布斯同期以860亿元净资产登顶，彼时万达已布局70余座万达广场，通过“售住宅+持商业”快速回笼资金并锁定长期收益。

2015年在胡润百富榜上，王健林以2200亿元再夺首富，同年以2600亿元身家超越李嘉诚成为全球华人首富，万达旗下万达广场达200余座，覆盖商业、酒店、文旅等多元业态。

当时王健林比较注重规模效应与溢价，全国快速复制扩张，让万达广场形成品牌与招商壁垒，提升项目周边土地与物业价值，同时依托商管能力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出租率，进一步放大盈利空间。万达广场作为线下流量入口，带动文旅、影视、体育等业务协同发展，形成生态化盈利矩阵，助力其财富持续增长，这种多元协同赋能，在“重资产开发+轻资产运营”的早期，确实让万达在城镇化红利期实现跨越式扩张，万达广场成为城市商业地标与资产增值的核心载体。王健林那时候确实意气风发，一个亿在他眼中只是个“小目标”。

过度扩张导致债务累积，2017年万达商业地产板块负债率高达70%以上，远超行业平均水平。同时，海外投资如AMC、传奇影业等项目回报不及预期，进一步拖累资金链。在2017年金融去杠杆政策收紧，银监会要求排查万达等企业的境外融资风险，导致其融资渠道骤紧，遭遇“股债双杀”。国内房地产调控直接影响了万达项目的销售回款。

王健林遭遇第一次危机不断抛售资产，好在白衣骑士孙宏斌在关键时刻救了王健林，以631.7亿元收购万达商业旗下13个文旅项目公司91%股权及76家酒店资产。这笔交易被称作“地产史上最大并购案”，极大缓解了万达的流动性危机。

自2023年起，因万达商管上市不顺，万达再次遭遇危机，王健林期间多次被列为失信人，被执行金额超69亿。不过目前天眼查App上王健林“限高”风险已无显示。

回购到底是图什么？

王健林罕见回购资产，仅仅一天后就退出。这种操作引发较大关注。烟台芝罘万达广场有限公司成立2010年，直至2014年11月才开业，是万达在山东布局的首批商业项目之一。2024年7月万达将其出售，只是当时万达频频出售旗下万达广场项目，相关消息并未引发市场的太大关注。

12月2日，王健林通过实控公司上海万达锐驰回购烟台芝罘万达广场，12月3日，上海万达锐驰入主仅一天便火速退出，接手的是苏州联商玖号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这位接盘侠由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丽水联睿荣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苏州新联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共同持股。如此操作，也意味着芝罘万达广场倒腾了一次手，却仍未在王健林手中。

从市场反馈来看，王健林对烟台芝罘万达广场的回购，显然提振了不少信心。毕竟在过去几年，大连万达商管始终笼罩在债务纠纷、流动性欠佳、资产处置等阴霾之下。

为解决资金压力，王健林再次抛售资产，其中万达广场作为万达核心资产一次次被摆上货架。太盟投资集团（PAG）这次成了新的接盘侠，由其牵头，联合腾讯、京东、高和资本、阳光人寿等组成的财团，在2025年5月以约500亿元的交易金额，收购了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旗下48家万达广场项目公司的100%股权。这48座万达广场分布在全国39个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以及多个核心二线和三四线城市。交易回笼的500亿元资金将显著缓解大连万达集团的流动性压力。大连万达商管的持股比例从99.9938%降至40%。这或导致王健林失去了对万达商管的绝对控制权。

这让长期承压的大连万达商管暂时轻松不少。大连万达商管依然面临两笔即将到期的债券，这两笔债券分别为2026年1月12日、2026年2月13日到期，规模约7亿美元。王健林或只是缓解危机而已。

万达商管上市难

中原地产分析师卢文曦认为，王健林此番操作是为了隔离风险、优化报表、满足IPO合规要求，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让万达商管上市。

截至2025年12月，万达商管的负债情况极为严峻，已成为其母公司大连万达集团整体债务风险的核心焦点。截至2025年5月万达商管总负债约2990亿元，部分统计口径将关联债务（如苏宁、融创仲裁债务等）计入后，实际负债可能突破3200亿元。其中有息负债1412亿元。2025年到期债务约400亿元，其账面货币资金仅116亿元，债务缺口约284亿元。资金覆盖率不足30%，远低于安全线（通常需≥100%）。其中一年内到期的有息负债占比高达21.99%，现金仅能覆盖其中38%。

自2021年成立以来，四次向港交所递交IPO申请均未成功，2016年王健林将万达从港股退市，成为万达命运的转折，随后万达商管上市之路异常艰难。

投资人刘波认为万达商管上市难的核心原因在于“地产属性”难以剥离，在监管政策持续收紧的大环境下，A股明确限制房地产企业融资。“自2020年“三道红线”政策出台后，A股对主营业务含房地产开发或销售的企业实行严格限制。尽管万达宣称转型“轻资产商管”， 其收入仍高度依赖万达广场的租金和管理费，这些广场多数由万达集团持有——本质上仍是地产衍生业务。监管机构认为“换壳不换肉”，无法真正脱离地产风险。”

港交所虽允许商业地产公司上市，近年对缺乏科技属性、增长乏力的传统服务型企业持谨慎态度。尤其在2022–2025年期间，港股IPO市场低迷，破发率超60%，投资者对高估值商管模型兴趣骤减。万达商管被质疑为“重资产运营的轻资产包装”，难以获得高估值支撑。加上王健林有从港股退市的“前科”，让港交所对万达商管的兴趣大大降低。或导致对万达商管这样纯商管公司估值低、审核更为严苛。

当然最影响万达商管上市的还是其财务的真实性，万达商管在招股书披露，商铺空置率在5%以下， 截至2025年第四季度初，根据仲量联行、戴德梁行、高力国际、中指研究院等多家权威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一线城市的甲级写字楼空置率普遍超过20%，万达商管的披露数据明显不太让人信服。同时其通过关联方“左手倒右手”制造流水，租金收入也被质疑注水。同时万达商管与大连万达集团、王健林控制的其他平台之间存在大量资金往来、资产租赁、品牌授权等安排。港交所要求“业务独立性”， 万达商管高度依赖集团输血和资产供给，独立运营能力存疑。这些成为IPO的实质性障碍。

目前来看，万达商管上市才是王健林的最优解，王健林此番操作或是为了规避风险谋求上市的资本运作方式，但是如此一来关联交易复杂透明度更低，或让万达商管背负“为上市 上市”的套利嫌疑。

万达商管轻资产化使公司业务结构更贴近服务型企业的资本市场定位，为其赴港上市扫清障碍。这一路径既保障长期收益质量，又强化品牌控制力，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万达能厘清债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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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梦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