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从北平到上海：“一二·九”唤起的全民抗日怒潮

从北平到上海:“一二·九”

唤起的全民抗日怒潮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吞并中国的步伐。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全国抗日救国情绪日趋高涨,团结抗日、救亡图存成为全国广大民众的一致呼声。在华北危机的中心北平,痛感国土沦丧的广大群众,已经无法再平静地面对日益险恶的局势。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成为抗日民主新高潮到来的标志。

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来,上海民众长期被压抑的抗日爱国情绪如同火山一样爆发。

文化先锋挺身而出

点燃上海抗日救亡的火炬

文化界率先发起组织民众救国运动。12月12日,文化界的爱国知识分子由96岁高龄的马相伯老人领衔,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郑振铎、钱亦石、钱俊瑞等283人签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支持北平学生的一二·九爱国运动。

《申报》报道上海文化界马相伯等28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

宣言表示,“在这生死存亡间不容发的关头,负着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够苟且偷安,而应当立刻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而领导救国运动!”“我们应该进一步的觉悟!与其到了敌人刀口放在我们的项颈的时候,再下最大的决心,毋宁早日奋起,更有效的保存民族元气,争取民族解放”。宣言提出坚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要求用全国的兵力财力反抗敌人的侵略等8项主张,表达了上海各界人士抗日救亡的共同要求和主张,成为抗日救国运动的先声。

各界代表都纷纷发表谈话和文章,支持这一宣言。

青春之声再度呐喊

上海学子以行动回应民族危亡

上海青年学生再次站到抗日救国运动的前列。12月12日,复旦大学学生发出通电,誓为北平各校师生后盾,誓死反对任何破坏国家统一的企图。接着,同济、交大、暨南、大夏等大学学生纷纷集会,通电声援北平爱国学生运动。

19日晚,40余所大中学校6000余学生先后连夜步行到江湾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请愿。

1935年12月21日《申报》相关报道

23日,千余名学生组成“上海复旦大学学生赴京请愿讨逆团”去南京请愿。面对国民党铁丝网等障碍物的阻拦,学生们毫不畏惧,冲破重重堵截,进入北火车站。军警多次冲进站内驱散学生,并强行开走火车头,列车停驶。夜幕降临,学生们在寒风凛冽的车站露宿一夜。上海各群众团体、大中学校学生闻讯后派代表赶来慰问,送来食品,各校学生也纷纷加入请愿队伍,聚集在火车站的请愿学生已达3000人。正患病卧床的何香凝听说后立即到车站慰问学生,大义凛然地驳斥军警和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官员对学生的诬蔑,不允许伤害一个青年。

1935年12月“上海复旦大学学生赴京请愿讨逆团”在火车站

下午5时许两列满载请愿学生的列车驶离北站。由于路轨被拆扔进河渠,学生冒着风雪下河捞起,就这样修一段行一段,至26日火车才到无锡。这时,请愿列车被从南京开来满载宪兵的列车堵住。请愿同学们在无锡城内游行,又集中在中南大戏院与国民党当局代表交涉,谴责当局对爱国运动的镇压。

中共上海地方组织推动救国潮涌

为响应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援助和支持上海赴京请愿学生,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积极行动起来。

此时上海党组织虽历经多次破坏,没有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但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有一些党、团机构和革命群众团体中的党组织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中央文委系统保存有较为完整的组织,党员约有130人。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内有共产党党团,武卫会上海分会会员有五六百人,其中有一批共产党员。在工会系统,有全总白区执行局和上海工会联合会,工联下属工会有纱厂总工会、码头总工会等,该系统有党员40人左右。在中央情报系统(特科)和印刷、发行系统也有党员数十人。在共青团系统,团江苏省委及其下属区委、支部等仍基本保持组织完整,在工厂、学校有50多个基层支部,团员约300人。团省委书记许亚被捕后组成临时省委,书记为陈国栋。此外,还有一些各地失去组织关系来上海找党、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的同志。上述各系统共有党员200人左右,团员300余人。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北平党组织即派学生代表南下,中旬到达上海。他们找到胡乔木,并与上海的学生系统及各界知名人士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沈体兰等取得联系,共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共上海党组织和各界上层代表人物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王造时、陶行知、史良、胡子婴、彭文应,以及北平学联的代表陈翰伯等多次召开联席会议,决定12月24日在南京路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并由各界代表组成指挥部。指挥部中邓洁、王翰、钱俊瑞等是共产党员,王翰为后方总指挥。24日上午,有学生和市民千余人在南京路大陆商场附近举行示威游行,散发抗日传单。遭巡捕干扰后,后方指挥部通知转移到闸北宝山路东方图书馆旧址集合,召开市民大会,进行抗日救国演讲,通过抗日行动纲领,会后继续组织游行。游行队伍不顾军警阻挠,四人一排,手挽着手,一路高唱救亡歌曲,高呼抗日口号,最后从北四川路转入北站广场,再次集会、演讲。示威人群与聚集在车站内的数千名要求赴京请愿的学生,汇成了一股爱国的激流。

众志成城的力量觉醒

各界同心汇聚救国洪流

在声援一二·九运动的浪潮中,上海各界群众纷纷组织起来,以救国会为主要组织形式的抗日救亡团体不断涌现。

最早组织起来,公开成立救国会的是上海妇女同胞,发起人中有共产党员杜君慧。12月21日,妇女界救国会成立大会召开,到会团体百余个,参加人数千余人。女律师史良报告筹备经过,何香凝抱病拄杖上台,号召全中国二万万妇女大众立刻团结起来,为中华民族争出路,武装救国。会议通过章程、宣言,选举史良、韩学章、杜君慧、胡子婴、沈兹九等11人为理事。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她们高举大旗,走上南京路。租界当局的警探始料不及,未敢动手。妇女界的行动,大大振奋了上海人民抗日救亡的情绪,各个救国会组织纷纷建立。

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召开成立大会,到会300余人,不少是教育、出版、新闻、电影、戏剧、法律等各界知名人士参加。大会选举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钱亦石等35人为执行委员,并发表第二次救国运动宣言,高呼用集体的力量尽时代的任务,全国文化界组成救亡的统一阵线,领导民族解放运动!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地宁波同乡会(西藏中路480号,原建筑已拆除)

《大众生活》刊载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第二次宣言》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

1936年2月9日,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成立,当时会员有600余人。该会是救国会组织中队伍最为广泛的一个。

为统一领导全市的抗日救亡运动,由文化界救国会、妇女界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等团体发起筹建各个救国会的统一组织。1936年一·二八事变四周年纪念日,千余爱国群众在上海市商会集会,宣告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大会发表告同胞书,号召全国民众组织起来,争取民族解放。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处:博物院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今虎丘路131号)

救国会影响遍及全国,各地救亡团体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不断涌现,北平、天津、南京、济南、武汉、西安等地都建立了救国会。

为了统一各地救亡团体的步伐,团结一致全力抗敌,1936年5月31日在上海博物院路青年会召开全国救国会代表大会,来自全国18个省市救国团体的50余代表参加。会议决定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通过宣言、章程、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明确“我们唯一救亡图存的要道,在全国立刻团结一致以全力抗敌”,救国阵线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促成全国各实力派合作抗战。 大会选举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 41 人为执行委员。而两天前,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也在上述同一地点召开。全救和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标志着以上海为中心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前排左起:沈钧儒、史良、王造时、沙千里)走在抗日游行队伍前列

来源:党史镜报 (选自《中国共产党上海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