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参与提议和立法的人应该政审，每次参与都要重新政审一次

卢麒元提议：参与提议和立法的人应该政审，每次参与都要重新政审一次，亲友及本人不能有国外背景或违法记录！

在这个每项政策都可能影响上亿人生活的时代，立法早就不是“纸上谈兵”。

从你我手里的医保卡，到企业账本上的税率，再到每一条关于技术安全、网络平台、土地管理的条例，立法者的每一次落笔，都是在重构社会的运行逻辑。

一丁点偏差，都会在现实中放大成系统性的后果。

而如今，国家的每一条法律，都不只是国内的事，更是全球博弈的一部分。

所以，“谁能坐到立法桌前”，这事本身就不再只是资格问题，而是战略问题。

卢麒元提出这套政审机制，核心就是两个词：动态、全面。

过去的政审，大多是一次性，进门时查一遍就完了。但现实不是静止的，今天还没问题的人，明天可能就变了轨道。

比如，有人一开始清清白白，但几年后配偶移民、子女入籍、资产迁移，这些变化如果没人盯着，就可能成为利益输送的通道。

尤其在立法这种“写规则”的岗位上，风险往往是悄无声息地渗透进来。

看国内的例子，有地方在制定营商条例时，居然出现了“外资企业优先获取土地”的条款。

背后一查，起草专家和某跨国公司有实质性的合作关系，虽不违法，却难掩“利益偏向”。

还有地方环保法规，被“巧妙地”遗漏了某项污染物的指标，参与者之一正好是当地一家排放大户的董事。不是明目张胆的腐败，但显然已经动了立法的根基。

有媒体披露，越南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官员趁立法空白期，把国有资产借助法规漏洞，悄悄转移到海外亲属名下，导致国家损失惨重。

而在美国，所谓“旋转门”现象早成公开秘密。

一个官员刚退出监管岗位，转身就成了某大企业顾问，然后继续参与影响政策走向。

这类“合法的灰色”，正是卢麒元反对的核心——立法不能有“利益绑定”。

有人说，这样的“每次政审”听起来太复杂，会不会影响效率？

但换个角度，飞行员每次起飞前都要检查飞机，医生每场手术前都要重新消毒，为什么写法律、订规则的工作，就可以放松警惕？

如果说立法是为国家方向盘定准航向，那立法者的背景、立场、利益关系，难道不该每次都重新确认是否“合格”吗？

更关键的是，卢麒元提到“亲友背景”也要查。

这点最容易引发争议，有声音认为这像“株连”，侵犯隐私。但从治理逻辑来看，这并不等于排斥所有有海外背景的人，而是要搞清楚这些关系是否会形成“利益冲突”。

比如一个人参与制定跨境电商法规，而他妻子正好是某海外代购企业的股东，这种情况下，是否该回避？答案显而易见。

立法者手中的权力，不是普通岗位，它直接影响国家安全、经济利益，甚至国际关系。在这种岗位上，个人的“自由”自然要让位于“避嫌原则”。

这就像法官不能审理自己亲属的案件一样，避免的是立场不纯、判断偏颇，而不是对人不信任。

有些人担心，这样严格的政审，会不会把真正的专业人才挡在门外？

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关键不在于背景，在于透明。

有海外经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隐瞒、回避、不申报。只要规则清晰、机制健全，申报不等于淘汰，而是建立一套“看得见”的信任体系。

现在已有地方在试点“履职体检”系统，每年对官员的资产、亲属背景、利益变动做动态记录。

这些制度虽然还在完善中，但已经显示了治理方向。立法领域也需要这样的机制，以“项目为单位”进行动态复核，不搞一刀切，而是精准识别风险、及时排查隐患。

放眼全球，真正重视国家战略的立法，几乎都会对参与者的背景进行核查。

比如美国在推出《芯片与科学法案》时，参与团队中大多是国防背景或技术安全专家，尽管有游说存在，但整体方向是国家利益优先。

欧盟在制定《数字市场法案》时，也尽量规避跨国公司直接参与规则起草，就是为了避免“猫写老鼠的规则”。

在这个大国竞争逐渐从武器、经济转向规则、标准的话语权时代，立法已经成了新战场的“前沿阵地”。

你制定的标准，别人用不用，全看这套规则是否具有权威、公正和可信度。

如果立法过程本身就被质疑带有私利，那么无论多么高大上的法律条文，也难以赢得国际认同。

所以，卢麒元的提议，归根结底是在为国家定规矩的过程本身“装防火墙”。

他想要的，不是完美的人，而是一套能识别、能防控、能纠偏的规则体系。这种机制越精密，国家的法律体系就越稳定，社会的信任度就越强。

当然，实施起来会有难度。

但比起这些技术难题，更值得关注的，是我们是否有勇气面对。

一个国家的立法，不仅要有效，更要可信。而立法者的背景清白、立场纯正，是建立信任的第一张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