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鸦之战中吃了个大败仗，为何清廷反而认为英法不是主要敌人？

作者：金

中国有句俗话叫“记吃不记打”，很多时候，人不挨打就不长记性。人是如此，朝廷和国家也是如此。

话说1860年英法联军之役后，吃了个大败仗的清廷对洋夷的看法也随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负责与英法谈判的恭亲王奕，他在谈判过程中即认识到：

列强只是“不愿以属国自居”，其“内则志在通商，外则力争体面，如果待以优礼，似觉渐形驯顺”；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人“并非争城夺地而来，实为彼此无欺起见。”

在当时朝中，同意奕看法的大臣也不少。如之前坚决主战的署理户部尚书沈兆霖也在条约签订后认为：

洋人“火器胜于中国，能及远而有准”，其“以万余众入城，而仍换约而去，全城无恙。则该夷之专于牟利，并无他图，已可深信。”

后成为京中名士的李慈铭，此时初到北京，他观察一番后也认为，夷人“以数万里浮海孤悬之军，长驱入都，据坚城以自便，中国溃丧不复能师，使意在土地，则燕蓟既在手中，当早有变易以新耳目，而往返请期，惟和是议。”

由此，奕等意识到，英法夷人也并非“性同犬羊”，他们并无占土夺民的企图而以商利为重，“果能示以诚信，尚易羁縻。”

对此，曾国藩也曾对幕僚宾友说，洋人入京后，“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法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

在他看来，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工夫。”

作为儒家精英，曾国藩能有此认识，实属可贵。

咸丰十年（1860年）末，奕等人上《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其中提出了颇具开创性的观点：

“发捻交乘，心腹之患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

在奕等人看来，以通商牟利为目标的英法列强只是“肢体之患”，不足深虑；俄国有侵吞国土的野心，值得高度警惕，乃“肘腋之忧”；当下最棘手的，莫过于发、捻内乱，这才是朝廷的“心腹之患”。

在区分威胁的大小远近后，奕等人提出了明确的战略目标与层次：“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

折子最后，奕提出了具体建议，包括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南北口岸管理大臣、添各口关税等。

接奏后，咸丰颁发上谕予以批准，但在原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事务”前加了“通商”二字。

对此，奕再次上奏，称通商事宜已有上海、天津两处南北通商大臣驻扎专理，总理衙门在京不便遥控；

更要紧的是，洋人虽然惟利是图，但“总以官体自居，不肯自认为通商，防我轻视。今既知设有总理衙门，则各国与中国交涉事件，该夷皆恃臣等为之总理，藉以通达其情。若见照会文移内有‘通商’二字，必疑臣等专办通商，不与理事，饶舌必多，必滋疑虑。”

因此，奕坚决要求去掉“通商”二字。考虑再三后，咸丰同意了奕的奏请，“通商”二字被拿去。

由此，在内阁六部、军机处之外，清廷中央机构又多了一专门的外事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

咸丰驾崩并辛酉政变后，身为皇叔的奕既是“议政王”又兼任首席军机，这为其实现新的政治主张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早在咸丰尚在世时，奕即在《奏请八旗禁军训练枪炮片》中首次提出“自强”口号：

“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弭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现抚议虽成而国威未振，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患。”

同为重臣的大学士文祥也认为，目前虽然“中外和好”，但此局面“非信约所能坚，非羁縻所可结，尤非姑息迁就所能了”，“总视中国之自强为定准”，只有“自强”，才是抵御外侮唯一有效手段。

奕说的“练兵”，不再是之前的“鸟枪弓箭”而是“添习火器”，而后者指的显然是洋枪洋炮。由此，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又被称为洋务新政）就此次第铺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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