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孩新作｜日坛只有一叶风筝——谨以此文纪念史铁生逝世15周年

日坛只有一叶风筝

——谨以此文纪念史铁生逝世15周年

红孩

去日坛的时候，已是傍晚，园子里的人少得似乎只有我一个人。我自北门入，要刷身份证，电子屏上显示今天已来过7892人，现在园子里还有465人。我很佩服现在的高科技，它可以精确到一个点、一个人，抑或可以精确到分子、原子、量子。我沿着正门走，明清两朝的皇帝当年到日坛祭太阳神时也走这条路，只是今天已然变成老百姓的日常。

北京的建筑讲究对称，有天坛，必有地坛，有月坛，也必有日坛。此外，还有著名的先农坛，奇怪的是不知它和哪个坛相对称。这五个坛构成了北京的五角联盟，各有各的作用。按人们的习惯，通常将五坛按天地日月农顺序排列。想想也是，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假如没有了天地日月，何以会有人类，没有了人类，怎么会种植五谷。我虽然是北京人，屈指算算，这五个坛我去的次数并不频繁，天坛5次、地坛15次、日坛5次、月坛1次、先农坛1次。

记得1992年8月初，我从京郊农场调到即将创刊的《北京工人报》。经过几个月的筹备，报社领导经请示北京市总工会领导准备在12月1日创刊。这时，有人提议，在报纸创刊号上应该刊登一张报社全体职工的大合影。于是，大家纷纷提出应该到天安门广场合影，也有人提出到八达岭长城合影，还有人提出既然是工人报，就应该到一家有名的国营大厂去合影，譬如首钢、二七车辆厂等。我那时脑子里想的都是写什么稿子，根本就不操这个心。当领导提出到天坛时，我和大多数人一样都说好。或许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把天坛看作我职业新赛道的起点。再有，天坛给我的深刻记忆是，作家肖复兴在最近四五年间，几乎每周都到天坛去遛弯，去画速写，去和常去那里的老北京人聊天。结果，他笔下生风，先后写了两本散文集：《天坛六十记》《天坛新六十记》。

关于地坛，我第一次去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刚恢复庙会。我和父亲先骑自行车从乡村到公交站，再倒三次公交车，进得地坛没有看到庙，只看到中间有个高出的平台，实际就是方泽坛，也就是地坛的坛。坛上搭了几座台子，有说相声的，耍中幡的，还有演双簧、练把式的。1985年春天，地坛举办书市，这让怀揣文学梦的我激动万分，大开眼界，不但见到了作家如何签名，还从《人民文学》杂志一个女编辑手中花两块钱买了12本《人民文学》副刊函授版，那里面刊载了许多文学讲座内容。多年后，我和曾任《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的周明老师谈到那段往事，周老师乐呵呵地说，你说的那个女编辑是我们的美编，我那时就负责人民文学的文学函授，每月我们都在人民剧场举办文学讲座。我说，你们那时的函授班要交32块钱，可把我急得够呛，您要知道，我那时还只是个高中生呀！

1991年，一件与地坛紧密联系的重要事情发生了。这件事几乎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坛，至今依然在延续。那就是在1991年第1期的《上海文学》上，史铁生发表了其散文巅峰之作《我与地坛》。这篇散文最初完稿于1989年5月，后于1990年1月改定。我曾多次想过，这篇这么重要的作品，假定史铁生1990年1月就把稿子投给《上海文学》，《上海文学》缘何会等到一年后的1月才发表出来？发表这篇作品的责任编辑与我联系多年，她本身就是很不错的散文作家，我几次都想问她这个问题，但都欲言又止。《上海文学》发《我与地坛》并没标明是散文还是小说。这就难怪了，说不定这篇文章之所以等一年发表，主要是在文体究竟属于小说还是散文的争论上给耽误的。当然，九十年代初的《上海文学》地位很高，很多作家都以在那个刊物发表作品为荣。即便如此，以史铁生的大名，半年之内发表应该不成问题。有道是天青色等烟雨，或许1991年1月就是为史铁生预留的。这一年，因为《我与地坛》的非同凡响，后来有评论家便言之“1991年中国文学只有一篇值得记忆，那就是《我与地坛》”。

1991年的文坛属于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而此时的我，正在北京郊区农场下属的乡政府为调动单位犯愁。原来的单位党委书记因工作失误被免了，新的党委书记上任使得我不得不重新规划今后的出路。思来想去，我下决心要回到农场机关，以便尽快地离开矛盾的旋涡。我要到城里的报社去，哪怕去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看大门。这就是我当时最朴素最急切的想法。可惜，那时我还不知道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闹出了那么大的动静，以前只看到他的小说名篇《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和散文《秋天的怀念》。

写史铁生有无数的角度，在过去的多篇文章里我都表达过对他的敬意。事实上，1997年我几经转折调到中国文化报社，报社在雍和宫东侧的柏林寺办公。而雍和宫北侧三四百米就是地坛南门。从地坛南门往南穿过雍和宫二环桥，再往南奔北新桥，就到史铁生的家。只是，当时我只关注报社的采编，还没把重心放在史铁生和地坛上。以我那时对史铁生和《我与地坛》的认识，还属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甚至在2002年8月27日因为刘锡庆教授在文艺报发表《他攀上了当代散文的峰巅---史铁生散文成就之我见》，使我不免产生了质疑，在无知者无畏的情绪中，同年9月13日我写了《当代散文的峰巅标准是什么---〈对刘锡庆史铁生散文成就之我见>》的争鸣文章。文中，我以各种对文学对散文对作家的评价标准进行了阐释，特别是对刘教授文中使用的对史铁生散文的赞美之词“卓尔不群、超拔于世”“前所未有”“旷世华章”“制高点”“峰巅”等词语提出了诘问。我能想到我的这种质疑会被有些人看作有点以小犯大，何况是对文学圈和无数读者公认的作家史铁生。但我同时能想到，也一定会有一些人会支持我的观点。这就像当年人们面对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部重量级作品最初是不被编辑和文学评论家看好的，发表都很困难，但最终因为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说连播，受到亿万读者的欢迎与共鸣，才逐渐成为经典。这在当代长篇小说中是不多见的。但史铁生不同，他的许多作品是被读者和文学界同时接受的。我当时之所以有不同的声音，可能与我的认识有关，更与自己热衷写文艺批评有关。

后来，我有机会在会议场合和史铁生见面，并且还在一张桌上吃饭。特别是2007年北京作家协会在第三届文学节期间搞一个终身成就奖和杰出贡献奖评选活动，史铁生获得杰出贡献奖。那天是铁凝为铁生颁的奖，看着他们俩开心的样子，我在远处望着，不由觉得心里暖暖的。2010年12月31日，史铁生去世，5天后北京文学界在798时态空间画廊为史铁生举行了主题为“与铁生最后的聚会”追思会，来自方方面面的朋友、读者聚集了上千人。史铁生曾经在延安插队，他的延安文学界老友曹谷溪带着一帮乡党专程从陕北赶来，很是令人感动。铁凝在发言中说，对文学人生而言，铁生是一个坚持文学的高度和难度的人，时间越久，越彰显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不曾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或许他不能走太远的路，可他有一颗永久的心。刚才有人称他是伟大的作家，我想，今天用“伟大”这个词是需要谨慎的，但我非常同意史铁生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诚实与善思，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史铁生他做到了。

我最为佩服或者说是极为震撼的，是2010年12月31日下午6时，在史铁生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决定把自己的肝脏、角膜、大脑和颈椎骨捐献给更需要的生命和供医学研究所用。那一刻，我对史铁生肃然起敬，如果说史铁生的文学作品可能还不能用完美形容，可因了他最后的惊人之举，一下子将他的人生做到了极致，实现了生命和文学的永恒。在追思会的现场，当主持人张越说出天津的一位受体在接受史铁生的肝脏后已经成功移植，并且身体状况良好时，全场响起一片激动人心的掌声。我知道，那是一次永恒的掌声，是对于作家史铁生的敬意，更是对于一个伟大生命的敬意！

从那一刻起，我的内心开始驻进史铁生。但凡有关史铁生的文字、视频我都认真观读。特别是自2019年，当我因肾病不得不透析后，以及后面几年的两次手术，我真正认识了史铁生，认识了生死，认识了人怎样活着才更有价值。2024年2月，我在《北京日报》发表了散文《上岸》，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共鸣。可以说，就此开始了我的上岸人生，写作如此，生活也如此。本来，这篇文章我要好好地写一下日坛，（尤其想写日坛南门西侧一棵槐树上的一叶风筝。那酷似雄鹰的风筝已经挂在树上好长时间了吧，它很高，距地面得七八米。风筝的主人也真是奇人，不知从哪儿找来三根竹棍，居然能接起来，前边还有个铁钩子，他仰着头无数次地在用钩子钩那风筝，可每次那钩子都直了，风筝依然纹丝不动。渐渐地，那老兄的脸上、脖子上淌起了汗水。当我看到他用手擦拭脖子边上的胫骨时，我猛然想到史铁生。史铁生当年捐献的颈椎骨不知给了哪位受体，或者供医学研究有了突破，如果一切良好，说不定那人也能仰头用竹竿去打枣够风筝看星星呢！当即，我想对那老兄说，不用再够了，既然那风筝落在树上不肯下来，就说明它和这树有缘，不妨就让它们成为这公园里的另一道风景吧。）可一下笔不由得就转到了天坛、地坛，更是转到了史铁生。按写作的规矩，这似乎有点跑题了，既然跑，就让它随着感觉跑吧。我相信一切都有因果。谨以此文作为史铁生离开我们15周年的纪念吧。

2025年10月18日北京西坝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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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红孩，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鲜明符号。他是散文的创作者、编辑者、研究者，也是散文活动的组织者、推介者、信息发布者，从这里你可以看到中国散文的发展态势，你也可以了解到红孩对于散文的最新发声。红孩说：散文是说我的世界，小说是我说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