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失败老婆跑路,遣散员工时收到张暖心车票:哥,你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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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最后一叠钱放在老朱手里时,手没有抖。

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们五个人,灰尘在斜照进来的夕阳里飞舞,像一场沉默的葬礼。

一万块,平分五份,每人两千。

这是我能给出的全部,也是我和这个一手建立又亲手葬送的世界,最后的联系。

他们接过钱,低着头,匆匆离开,不敢看我的眼睛,仿佛我是什么不祥之物。

门被轻轻带上,隔绝了最后一点生气。

我坐在那张宽大却已蒙尘的老板椅上,等着,也许是债主,也许是更坏的什么。

然后,她回来了。

那个总是坐在角落、安静得像株植物的女孩陈梓琪。

她脚步很轻,走到我面前,把一样东西塞进我手心。

触感粗糙,是一张硬质纸板。

我低头,看见上面印着模糊的蓝色字迹:北京至哈尔滨,硬座。

还有卷在里面的一小卷温热的零钱。

她没看我,声音低得像叹息:“哥,你是好人,先回家。”说完,她转身走了,脚步声迅速消失在空旷的走廊尽头。

我攥着那张车票,冰冷的绝望里,猝不及防地扎进一根微弱的、却烫得人心尖发颤的刺。

家?哪里还有家?但这张票,像黑海里忽然亮起的一盏孤灯,即便不知引向何方,却逼着你不能就此沉没。

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又为何会走向这样的终局?记忆带着海潮般的咸腥气,猛地倒灌回来,起点是1993年,那个空气里都飘着钞票与野心的、滚烫的夏天。



01

1993年的初夏,深圳的风都带着一股子躁动和人民币的味道。

我的“高驰建材”开在罗湖一栋新楼里,窗明几净。窗外工地吊臂如林,打桩声日夜不息,那是财富拔节的声音。

傍晚,我站在包间门口,深吸一口气,推开门。热气、酒香、笑语扑面而来。

“林总来了!”副手朱浩站起身,嗓门洪亮。他是跟我从北京一起南下的老兄弟,膀大腰圆,一脸忠厚。

圆桌边围坐着七八个骨干,个个脸上泛着红光。

我笑着压压手,走到主位。目光扫过,在角落稍微停顿。陈梓琪安静地坐在那里,面前一杯橙汁,与周遭的热烈有些疏离。

她来公司半年,话不多,做事极细致。

“今天没外人,都放开些!”我坐下,服务员开始上菜,龙虾、石斑、鲍鱼,摆满了转盘。

“林总,这阵势,有喜事?”业务经理小张挤挤眼。

我端起酒杯,瓷杯相碰,发出清脆的响。“喜事谈不上。”我顿了顿,看着一双双期待的眼睛,“但有个想法,跟兄弟们聊聊。”

包厢安静下来,只有空调嗡嗡作响。

“咱们现在,算是站稳脚跟了。”我缓缓说,“但罗湖这点盘子,不够。我想去广州看看,那边开发势头更猛。”

朱浩眼睛一亮:“林哥,早该动了!我打听过,天河、东山那边,机会大把!”

“资金呢?”财务老李比较谨慎。

“货款回收不错,银行那边,老关系也能贷一些。”我抿了口酒,火辣辣地一路烧到胃里,却是畅快的,“关键是人和时机。

在座各位,都是我林高驰信得过的。

闯广州,还得靠咱们这群老弟兄。”

“跟林总干!刀山火海也去!”小张年轻,热血上头,拍着桌子表态。

其他人也纷纷附和,气氛重新热烈起来。我一个个碰杯,说着鼓励的话。

轮到陈梓琪时,她有些局促地端起橙汁。“林总,我……敬您。”声音细细的。

“小陈,别总喝饮料。来,给你倒点啤酒,意思意思。”朱浩热情地拿过瓶子。

陈梓琪连忙摆手,脸有些红:“浩哥,我真不会喝……”

“老朱,别为难小姑娘。”我笑着解围,用茶杯和她碰了一下,“梓琪做事稳当,以后广州那边账目,你要多担待。”

她飞快地抬眼看了我一下,点点头:“哎,我会努力的。”

那眼神很干净,带着点感激,又很快垂下去。

酒过三巡,话题从生意转到家长里短。朱浩说起他儿子在老家成绩不错,老李抱怨深圳房租又涨了。

我听着,心里那份膨胀的蓝图越发清晰。等广州站稳,或许可以回北京设个点,让明珠也风风光光回去。

想到妻子,我心里一软。出来打拼三年,聚少离多,委屈她了。

吃完饭,我让司机先送员工们回去。站在酒楼门口,夜风一吹,酒意微醺。

朱浩陪在旁边,点了支烟:“林哥,今天这步子,是不是迈得有点急?”

我看着他:“老朱,怕了?”

“怕个球!”他吐了口烟圈,“我是觉得,嫂子那边……你最近回去少,电话里我听她语气,好像有点……”

“女人嘛,总爱唠叨。”我拍拍他肩膀,“等这阵忙完,带她来深圳住段日子,好好陪陪。现在,机会不等人啊。”

霓虹灯把我们的脸映得变幻不定。远处,推土机的轰鸣彻夜不休,像一头巨兽,贪婪地吞噬着旧日田野,吐出崭新的、金光闪闪的未来。

我们都坚信,自己会是那个驾驭巨兽的人。

02

蓝图绘得再美,也抵不过政策一个急转弯。

八月,那股燥热还未褪尽,一道“关于加强宏观调控、整顿金融秩序”的文件,像盆冰水劈头浇下。

起初我没太在意,风浪见多了。直到信贷科的王科长在电话里,语气为难地告诉我,原定的续贷,“暂时冻结,等待上级通知”。

“王科,咱们合作这么久,通融通融,哪怕先放一部分……”我对着话筒,手心开始冒汗。

“林总,真不是我不帮你。”王科长压低了声音,“这次动真格的,谁批谁担责。你那笔贷款,恐怕……悬了。赶紧想想别的辙吧。”

电话挂断,忙音刺耳。我坐在办公室里,第一次觉得冷气开得太足。

这只是开始。紧接着,几个原本谈好的工程预付款,甲方纷纷致歉,说项目暂缓。材料供应商的电话开始密集响起,不再是殷勤的推销,而是委婉的催款。

资金链像一根被越绷越紧的橡皮筋,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

我像只救火的猫,四处扑腾。找其他银行,找民间借贷,找合作方拆借。脸笑僵了,好话说尽了,酒喝到吐。

回应多是客气的推诿,或赤裸裸的高息。

屋漏偏逢连夜雨。合伙人唐涛就在这时,露出了獠牙。

那天下午,我好不容易约到一个可能的投资人,在咖啡馆苦等两小时,对方却没来。打他电话,关机。

心烦意乱地回到公司,业务经理小张白着脸冲进来:“林总!刚……刚‘鸿基’那个刘总来电话,说……说以后直接跟唐总那边对接了!”

我脑子“嗡”地一声:“哪个唐总?”

“就是……唐涛,唐副总啊!”小张快哭了,“刘总说,唐总给了他更优惠的条款,而且……而且带走了我们好几个客户资料!”

我猛地站起来,眼前发黑。冲进唐涛的办公室,果然,人去屋空,抽屉柜子干净得像被舔过。打他手机,已是空号。

这个和我称兄道弟、一起勾勒南方版图的男人,卷走了公司最核心的客户资源,消失了。

“混蛋!”我一脚踹在办公桌上,茶杯滚落在地,摔得粉碎。

朱浩闻声赶来,看到狼藉,明白了大半,一拳砸在墙上:“姓唐的王八蛋!我早看他眼神不正!林哥,报警!抓他个狗日的!”

我颓然坐回椅子,抹了把脸:“报警?证据呢?他早有预谋,手续做得干干净净。客户是自己选的,条款是白纸黑字。”

愤怒之后,是冰冷的绝望。唐涛这一刀,捅在了大动脉上。

公司里人心惶惶。流言像霉菌一样在角落里滋生。不断有员工递上辞呈,眼神躲闪,理由五花八门。

我无力挽留,只能在辞职信上签下名字,感觉每笔都划在自己心上。

只有朱浩,像根柱子一样杵在我办公室门口,赶也赶不走。还有财务的老李,虽然整天唉声叹气,但账目依然做得一丝不苟。

陈梓琪还是老样子,安静地坐在她的格子间,核对票据,整理报表。有几次我深夜回公司,看见她那边还亮着灯。

有一次我叫住她:“梓琪,最近公司情况不好,如果有更好的去处……”

她停下脚步,转过身,手里还抱着一摞凭证。“林总,”她声音平静,“我的工作还没做完。”

说完,微微欠身,又走回了那片灯光里。

我站在昏暗的走廊上,看着她清瘦的背影,喉咙有些发堵。这姑娘,有点傻。

窗外,深圳的灯火依旧璀璨,但那光芒,似乎再也照不进我这间日渐冷清的办公室了。巨兽的轰鸣还在,我却感觉,自己正被无声地吞噬。



03

公司的焦头烂额,像一层厚厚的油污,蒙住了我的感官。等我稍微喘口气,把目光从账本和讨债电话上移开,投向自己的家时,才发现那里早已暗流涌动。

妻子王明珠的变化,起初是细微的。

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在电话里细细询问我吃了什么,几点休息,叮嘱少喝酒。取而代之的是短暂的沉默,或是匆匆一句“在忙,回头说”。

我以为是公司的事让她担心,或是独自在家的寂寞。我尽量在电话里用轻松的语气,说些“很快解决”、“马上就好”的空话安慰她。

直到那个周末,我拖着灌了铅似的腿回到家——我们在深圳买的那套两居室,曾经是她欢喜的港湾。

屋里有些凌乱,梳妆台上,她常用那瓶高级香水不见了。衣柜里,几件她最喜欢的裙子也没了踪影。

“明珠?”我唤了一声。

她从阳台进来,手里夹着一支细长的女士烟。我以前从不知道她会抽烟。

“回来了?”她弹了弹烟灰,语气平淡,“吃过了吗?冰箱里可能还有剩菜。”

我看着她。她穿着一条新裙子,料子很好,剪裁衬得身段玲珑。头发新烫过,脸上妆容精致。但眼神里有种我看不懂的疏离和烦躁。

“公司最近……”我想解释。

“又是公司!”她打断我,声音陡然拔高,“林高驰,你眼里除了公司还有没有这个家?有没有我?”

我愣住了。“我这么拼命,不就是为了这个家吗?”

“家?”她冷笑,环顾四周,“这算什么家?你一个月回来几次?我一个人守着这空房子,跟守活寡有什么区别?当初你说来深圳闯一片天,现在呢?天快塌了吧!”

她的话像针一样扎过来。我疲累至极,火气也上来了:“天塌了我也在顶着!你知道我在外面多难吗?”

“难?谁不难?”她转过身,背对着我,“我跟你说,这日子我过够了。你看看我那些姐妹,人家老公……”

又是老生常谈的对比。我头痛欲裂,摆摆手:“行了,别说了。我很累。”

那晚,我们睡在一张床上,背对着背,中间隔着的距离,仿佛比我从深圳到北京还远。

几天后,我发现家里的存折不见了。那本用来应急的定期,放在衣柜抽屉的铁盒里。

我问她。她正在涂指甲油,头也没抬:“哦,我取了。最近有个很好的理财项目,年化百分之十五呢,比放银行强。”

“理财?什么项目?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我急了,那是最后的保障。

“商量?跟你商量有用吗?”她抬起眼皮,瞟了我一眼,“你能变出钱来?反正放家里也是闲着,我赚点零花钱不行?”

“那是家里的应急钱!”我声音发颤。

“应急?现在不就是急的时候?”她吹了吹指甲,鲜红的颜色刺眼,“放心,亏不了。等项目到期,连本带利还你。”

她话说得轻松,我却感到一阵莫名的寒意。那笔钱,五万块,是我们一点一滴攒下的。

我试图追问具体是什么项目,她总是语焉不详,最后不耐烦地摔门而去。

信任就像精美的瓷器,一旦有了第一道裂痕,哪怕细微得看不见,它的坚固便已打了折扣。

我望着她离开的背影,第一次觉得,这个和我同床共枕多年的女人,如此陌生。

公司四面楚歌,家里冰窖般寒冷。

我站在客厅中央,窗外是万家灯火,却感觉自己像个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

而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仅仅是崩塌的开始,最狠的一刀,还未落下。

04

债主是闻到血腥味的鲨鱼。公司濒危的消息不知怎么传了出去,上门的人开始多了。

起初还算客气,在会客室喝茶,旁敲侧击。后来,直接堵到了办公室门口。

“林总,这笔款子拖了三个月了,今天无论如何得有个说法。”

“林高驰,当初你可不是这么说的!今天不结清,我们就不走了!”

几张横眉冷对的脸,唾沫星子几乎溅到我脸上。朱浩想挡在我前面,被我不动声色地拨开。

我陪着笑,说着千篇一律的拖延话术,心里却在滴血。账面上仅有的流动现金,付了房租水电和几个坚持留下的员工的基本工资后,已所剩无几。

更雪上加霜的是,竞争对手像发现了腐肉的秃鹫。他们开出高薪,精准地挖走我手下还能用的业务和技术人员。

小张来辞职时,头快低到胸口:“林总,对不起……我老婆刚生孩子,家里实在……”

我看着他通红的眼圈,摆摆手,签了字。能说什么呢?树倒猢狲散,人之常情。

公司里空了一大半,走路都有回声。剩下的,除了朱浩、老李,还有两个跟着我多年的老师傅,再就是陈梓琪。

老李有一天整理完账本,摘下老花镜,揉着眉心对我说:“林总,下个月……工资恐怕……”

我知道。银行账户里的数字,寒酸得可怜。

“我想想办法。”我干巴巴地说,自己都不信。

第二天,我注意到陈梓琪的座位空了半天。下午她才回来,脸色有些苍白。

“林总,”她走过来,递给我一个信封,“这是……上个月供应商退回的一笔质量保证金,我追回来了。数额不大,但……可以先应应急。”

我接过信封,薄薄的,里面大概有两三千块钱。这钱我记得,早该到了,一直卡在对方财务。

“你上午去要的?”我问。

她点点头,没多说什么,回到座位。

后来朱浩私下告诉我,陈梓琪上午是去了那家公司,据说是守在财务室门口大半天,软磨硬泡,才把钱拿到手。对方说话很难听。

我心里像堵了团湿棉花。让一个小姑娘去承受这些。

发薪日到了。我把能动的钱凑了凑,连同陈梓琪要回的那笔,勉强够发基本工资。

我把钱分好,叫来留下的五个人。办公室静得可怕。

“这个月……公司的情况,大家都清楚。”我开口,声音有些沙哑,“钱不多,是我林高驰没用,对不住大家。”

我把装着钱的信封一个个递过去。递到陈梓琪时,她没接。

“林总,我的……不急。”她低声说。

“拿着!”我把信封塞进她手里,触到她指尖,冰凉。“该给的,一分不能少。”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复杂,有同情,有关切,还有别的什么,我没看懂。她最终默默收下了。

晚上,我最后一个离开公司。锁门时,看到陈梓琪格子间垃圾桶里,扔着一个咬了一半的干面包,和一张某培训机构的宣传单,上面用红笔圈着课程价格。

她垫钱维持公司基本运转,自己却省成这样。我靠在冰冷的铁门上,一股巨大的、混杂着愧疚与无力的酸楚涌上来,几乎将我淹没。

大厦将倾,我身边只剩下这几个不离不弃的“傻子”。可我能给他们什么呢?连一个确定的明天都给不了。

那一刻,我对王明珠的怨,对唐涛的恨,对时运的怒,都抵不过对自己的深深厌弃。我把所有人,拖进了这泥潭。



05

我决定回家一趟。

不是想念那个冰冷的巢穴,而是想找出那本房产证。

房子是我婚前买的,写在我一个人名下。

那是最后一点实实在在的资产,或许,还能抵押点钱,给公司、给这些还跟着我的人,续上一口气。

钥匙插进锁孔,转动。门开了,一股许久未通风的沉闷气味混着淡淡香水味涌出来。

屋里异常整洁,整洁得过分,像样板间,少了烟火气,也少了王明珠那些零碎物件带来的凌乱生机。

我心里咯噔一下。

疾步走进卧室,拉开衣柜。她的衣服少了一大半,常穿的那些都不见了。梳妆台上,瓶瓶罐罐被扫荡一空。

我冲到书房,打开那个放着重要文件的柜子。

里面有些乱,我胡乱翻找。

购房合同、发票、完税证明……都在。

唯独那个暗红色的、硬皮的小本子——房产证,不见了。

我跌坐在椅子上,冷汗瞬间湿透衬衫。不可能放错地方,我一直放在这里。

抱着一丝侥幸,我翻遍了家里所有可能放东西的角落,甚至床底、旧书箱。一无所获。

一个可怕的念头越来越清晰。我冲下楼,找到小区门口常年摆摊配钥匙、也代办些简单文书的老孙。

“孙师傅,问您个事。”我尽量让声音平稳,“我老婆,王明珠,最近有没有来找过您,或者……您见没见过她带什么人来看房子?”

老孙推了推老花镜,打量我一下,眼神有点躲闪:“林老板啊……这个……”

“孙师傅,您直说!”我急道。

“唉……”老孙叹了口气,“大概……半个月前吧,你爱人是带着个中介模样的人来看过。还问我小区环境啥的。我以为是你们要换房子呢……”

半个月前!那时候,她正跟我抱怨日子过不下去,正拿了家里的存款去“理财”!

我道了声谢,转身就往房产交易中心跑。大脑一片空白,耳边只有呼呼的风声和自己的心跳。

交易中心大厅人声嘈杂。我挤到查询窗口,哆嗦着报出身份证号和房产地址。

工作人员在电脑前敲打几下,抬头看我,眼神有点古怪:“这套房子?三天前已经过户了。新业主姓刘。”

“过户?!”我声音劈了,“谁办的?我没有签字!没有委托!”

“手续是齐全的。”工作人员公事公办地说,“有您的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还有……结婚证。委托书上有您的签名和手印。配偶代办的。”

我如遭雷击,僵在原地。

身份证……她早就拿走了我的身份证,说是办什么手续需要。

委托书?签名?手印?我想起有一次她让我签一堆文件,说是公司报销用的……

浑身的力气被抽空。我扶着冰冷的柜台,才没有倒下。

不知道是怎么回的家。屋里死一般寂静。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地板上光影分明,却暖不了分毫。

我瘫在沙发上,目光空洞。忽然,看见茶几烟灰缸下,压着一张对折的信纸。

手指僵硬地展开。是王明珠的字迹,很飘逸,此刻却像刀片。

“高驰:我走了。

这日子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

跟你在一起,看不到任何希望,只有无尽的等待和担惊受怕。

你是个好人,但好人不代表就能给我想要的生活。

房子我卖了,钱我拿了。

别找我,你找不到。

就算找到,钱我也花得差不多了。

就当是我这些年青春的补偿。

去追求我的新生活了,你也好自为之。

王明珠。”

没有日期,没有称呼,只有冰冷的宣判。

信纸从我指间飘落,缓缓落在光洁的地板上。

我仰起头,看着苍白的天花板,想哭,却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补偿?新生活?

原来,在我为了这个家在外搏杀、焦头烂额的时候,我最信任的枕边人,早已磨好了刀,计算好了时机,给了我最致命、也最羞辱的一击。

家没了。最后的退路,被连根斩断。

四周的墙壁无声地挤压过来。我第一次,清晰地听到了命运轰然倒塌的巨响,以及随之而来的、无边无际的死寂。

06

办公室里的灰尘,在几天无人打扰后,积得更厚了。阳光从百叶窗缝隙挤进来,在地上切出一道道光栅,光栅里尘埃翻滚,如同我纷乱却已趋向死寂的内心。

王明珠带着卖房款消失得无影无踪。债主们的耐心也终于耗尽,法院的传票悄然而至,像黑色的讣告。

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

我从抽屉深处,摸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里面是崭新的一叠百元钞,整整一万块。

这是最后一点现金,藏在办公室一本旧书里,原本是准备应付最极端情况的“跑路钱”。

现在,用不着了。我也无路可跑。

我把朱浩、老李、两位老师傅,还有陈梓琪叫了进来。五个人,站在空旷的办公室中央,像五棵伶仃的树。

他们脸上有担忧,有困惑,也有隐约的预知。气氛沉重得能拧出水。

我清了清嗓子,声音干涩:“今天叫大家来,是最后交代点事。”

我拿起那个信封,拆开,露出里面青蓝色的钞票。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过去,又飞快地移开,似乎那是什么烫手的东西。

“公司的情况,不用我多说。”我顿了顿,压下喉头的哽塞,“我林高驰无能,对不住大家,尤其对不住你们几位,到最后还留在这里。”

老李叹了口气,别过脸。一位老师傅蹲了下去,抱着头。

“这点钱,”我把钱放在桌上,推过去,“是我个人最后一点积蓄。不多,一共一万块。咱们五个人,每人两千。”

没人动。办公室里静得能听到灰尘落地的声音。

“林哥!”朱浩眼眶红了,“这钱我们不能要!公司没了,你以后……”

“拿着!”我打断他,语气前所未有的严厉,又带着疲乏的虚弱,“这是我作为老板,能给大家的最后一点交代。散了伙,各自寻出路,总得有点盘缠。”

我拿起一叠钱,走到朱浩面前,塞进他手里。他的手很大,粗糙,握着钱,微微发抖。

“老朱,跟我最久,受苦了。找个稳当活儿,家里老婆孩子还指望你。”

朱浩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最终只是重重“嗯”了一声,低下头。

我又拿起一叠,给老李。“李叔,账目清楚,您受累到最后。回去带带孙子,享享清福。”

老李接过钱,摘下老花镜,用力擦了擦镜片,又戴上,依旧没说话。

两位老师傅,我也一一分过去。“王师傅,刘师傅,手艺在身,饿不着。以后……好好的。”

他们接过钱,攥得紧紧的,粗糙的手背青筋凸起。蹲着的老师傅终于发出一声压抑的呜咽。

最后,我走到陈梓琪面前。她一直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尖。

我把最后两千块递过去。“梓琪。”

她抬起头,眼睛很亮,似乎蒙着一层水光,但又很清澈。她没有立刻接。

“林总……”

“听话,拿着。”我把钱放进她手里,触感冰凉。“你是个好姑娘,将来……肯定比我有出息。找个好工作,好好生活。”

她看着手里的钱,又看看我,那眼神让我想起受伤的小鹿,纯净里带着巨大的悲伤。她飞快地低下头,轻轻说了声:“谢谢林总。”

钱分完了。办公室里只剩下一种空洞的、仪式结束后的茫然。

“就这样吧。”我挥挥手,转身面对窗外,背对着他们,“大家……都散了。以后有缘,江湖再见。”

脚步声窸窸窣窣响起,门被打开,又轻轻关上。一下,两下……最后,一切归于寂静。

我知道他们都走了。这间承载过野心、忙碌、欢笑,也见证了背叛、挣扎和毁灭的屋子,终于彻底空了。

我慢慢坐回那张宽大的老板椅,皮面已经有些开裂。夕阳的余晖正好移过来,将我笼罩其中,暖洋洋的,却暖不透心底冰封的寒意。

我在等。等债主上门羞辱?等法院的人来查封?或者,等什么呢?我也不知道。

时间一点点流逝,光线渐暗。黑暗像潮水,从房间各个角落漫上来,即将把我吞没。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极轻、极迟疑的脚步声。



07

那脚步声在门外停顿了片刻,很轻,带着犹豫,仿佛怕惊扰了什么。然后,门被极缓地推开一条缝。

我坐在椅子里没动,甚至没回头。心想,大概是忘了东西折返的员工吧。这空荡的废墟,还有什么值得惦记?

脚步声靠近,停在我身后侧方。没有说话。

我这才微微偏过头。逆着窗外最后一点天光,看到陈梓琪清瘦的身影站在那里,手里似乎攥着什么东西。

“梓琪?”我有些意外,“落东西了?”

她摇摇头,向前挪了一小步,脸隐在昏暗里,看不太清表情。她伸出手,把一样东西轻轻放在我面前的桌面上。

是一张长方形的硬纸板车票,还有卷在一起的一小卷零钱,用一根橡皮筋松松地套着。

我愣住了,看向她。

她低着头,声音比平时还要轻,细细的,却一字一句清晰地钻进我耳朵:“哥,你是好人,先回家。”

哥?她从来没这么叫过我。

说完这句话,她好像用尽了所有勇气,迅速转身,几乎是跑着离开了办公室。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急促回响,很快消失。

我怔怔地坐着,过了好几秒,才伸出手,拿起那张车票。

车票被摸得有些发软,边缘起了毛边。上面印着:深圳—北京西,硬座。日期是明天下午。那卷零钱,大概有三四百块,面额都很小,叠得整整齐齐。

“哥,你是好人,先回家。”

这句话在我空荡荡的脑海里反复回响。好人?我算什么好人?我把公司带向绝路,让信任我的人血本无归,连自己的家都守不住……

可这张车票,这些皱巴巴的零钱,却像一块烧红的炭,烫着我的手心,也烫着我早已麻木冰冷的心。

她什么时候买的票?这可能是她身上大部分的钱了吧?刚才分给她的两千,她几乎原封不动地……换成了这张让我“回家”的票?

家?北京那个父母留下的老单元房?还是王明珠已经卖掉、有了新主人的那个“家”?

但奇怪的是,看着这张简陋的车票,那片生我养我、却又被我毅然离开的土地,忽然在记忆里变得清晰而具体。

胡同口斑驳的墙壁,冬天烧煤球炉子的呛味,母亲做的炸酱面的香气……种种我以为早已遗忘的细节,汹涌地扑回来。

我一直以为,闯出一片天才叫成功,才配回家。可现在,我输得一无所有,像个丧家之犬,却有人告诉我:“先回家。”

黑暗彻底笼罩了房间。

我没有开灯,就那么在黑暗里坐着,手指反复摩挲着那张粗糙的车票。

心底那片冻结的绝望之海,似乎被这小小的、突兀的温暖,凿开了一道细微的裂缝。

裂缝里,没有光,却渗进了一点潮湿的、属于人间的气息。

我不知道前路如何,不知道回去将面对怎样的目光和窘迫。但这一刻,我忽然有了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目标:坐上那趟列车,回去。

不是为了东山再起,甚至不是为了寻找什么答案。

仅仅是因为,一个沉默寡言的女孩,用她全部的善意,为我指了这条路。而我在彻底的迷失中,除了抓住这点善意,已别无选择。

我慢慢站起身,腿有些麻。将车票和零钱仔细放进贴身的衬衫口袋。

最后看了一眼这间办公室,关上门,锁死。钥匙,我留在了门缝下面。

走廊漆黑一片,我一步步往外走。脚步声在空旷中回响,这一次,是离开的声音。

08

火车吭哧吭哧摇晃了三十多个小时,把我从潮湿炎热的南方,拉回了干燥灰蒙的北方。

走出北京西站,深秋的风像小刀子,刮在脸上生疼。

我身上那件单薄的西装,显得格外不合时宜。

我没回父母留下的老房子,怕债主找上门,更怕面对邻居熟人探询的目光。

身上除了陈梓琪给的那点零钱,只剩几十块。

我在城乡结合部找了个最便宜的床位,一晚五块,大通铺,汗臭脚臭熏人。

必须尽快找活干。可我能干什么?当了几年老板,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管理经验在此时此地,像个笑话。

最后,是以前一个不太联系的老同学丁峰,在工地当个小工头,收留了我。“老林?真是你?怎么……混成这样了?”他眼里的惊诧和同情,让我无地自容。

“别提了。”我苦笑。

“先跟我干吧,力气活,委屈你了。”丁峰拍拍我肩膀,没多问。

于是,三十好几的我,成了建筑工地上年龄最大的小工。

搬砖、和水泥、扛钢筋。

一天下来,手上血泡叠着老茧,腰像断了似的,躺在硬板床上,浑身散了架。

工棚里吵嚷浑浊,汗味尘土味扑面而来。和我挤在一起的,是些二十出头的农村小伙,他们叫我“林叔”,好奇我为什么来干这个,我支吾过去。

晚上,累到极致,反而睡不着。

睁眼看着昏暗的顶棚,往事像默片一样在脑海里轮播。

酒桌上的豪言,王明珠离去的背影,唐涛空荡荡的办公室,最后是陈梓琪递来的那张车票……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又骤然松开,留下空落落的疼。

我不能一直这样。不是为了什么尊严,而是为了活下去,为了某天,或许能还上一点良心债。

我开始利用休息时间,看工地上的图纸,问老师傅技术问题。丁峰看我认真,有时也让我帮忙点点材料,对对单据。我做得一丝不苟,哪怕是最简单的计数。

一次,供货商送来的水泥标号不对,差点被收进仓库。

我检查时发现了,坚持要退换。

供货商想塞包烟了事,我挡了回去。

丁峰知道后,看了我半晌,说:“老林,你还是你。”

慢慢地,一些小管理的事,丁峰开始交给我。

调度零工,协调材料,甚至简单核算成本。

我拿出当年创业的劲头,不,比那时更拼命,更仔细。

因为我知道,脚下已无半步可退。

一年后,丁峰跟的老板接了个稍大的项目,他推荐我做了现场材料员。又过了半年,一个小分包老板看中我负责,让我带几个人,做点零星的工程。

我重新穿上了干净衣服,虽然还是奔波在工地,但手指不再总是沾满泥灰。

赚的钱,除了最基本的生活开销,我一点点攒起来。

数目微不足道,但每一分,都沾着汗水,踏踏实实。

偶尔,在街边看到南方品牌的建材广告,心还会刺痛一下。

听到深圳的消息,也会下意识驻足。

但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楚和绝望,渐渐被日复一日的劳作磨钝了,沉到了心底最深处,变成一块坚硬的、不敢轻易触碰的礁石。

我没有试图联系过任何过去的人,包括朱浩。

耻辱感和一种近乎偏执的自我放逐,让我把自己隔绝开来。

只有夜深人静时,我会拿出那张已经磨损得字迹模糊的车票,看看。

它被我塑封起来,贴身放着。

家,我还没找到。

但因为这个声音,我没有在北方凛冽的风里彻底倒下。

我像一棵被雷劈过、烧焦了半边的树,勉强扎下根, surviving,仅仅 surviving。

直到五年后,那个寻常却又极不寻常的下午。



09

五年时间,足以让一座城市改头换面,也让一个伤痕累累的人结上一层厚痂。

我成了本地小有名气的承包商,专做些中小型装修和土建。

手下有二十几号人,开的是一辆二手桑塔纳,住在租来的两居室里。

谈不上成功,但至少,能挺直腰板走路,能安稳睡觉。

我不再是“林总”,认识的人都叫我“老林”或“林老板”。过往像一本合上的书,落了灰,放在记忆书架的最高层,不常翻阅。

那天,我去竞标一个政府办公楼的内装翻新项目。项目不大,但要求高,流程正规。我准备得很充分。

会议室里坐着五六家竞争对手。我找了个靠后的位置坐下,翻看资料。招标方的人陆续进来。

然后,我听到一个有些熟悉,又明显成熟干练许多的女声,正在门口与人低声交谈。

我下意识抬头。

走进来的女人,约莫三十岁,穿着得体的米白色西装套裙,身姿挺拔。短发利落,妆容精致。她边走边向旁边的人微微颔首,目光沉静,气场从容。

我的呼吸在那一刻停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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