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在朝鲜的丘陵间缓慢爬行,像一条疲惫的青色蜈蚣。窗外是2015年八月的绿色,浓得化不开的水稻田一片接一片,偶尔闪过几个弯腰劳作的身影。车厢里没有空调,老旧风扇吱呀转动,搅动着闷热黏稠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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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面的朝鲜女导游叫金英姬。她穿着深蓝色制服,胸前别着领袖像章,笑容标准得像用尺子量过。
“各位贵宾,我们正在经过的是黄海北道的粮仓地区。”她的中文流利得惊人,“这里出产的稻米供应着全国……”
就在这时,列车在一个无名小站临时停车。站台上,一群刚刚换班的铁路工人正蹲在阴凉处吃午饭。他们皮肤黝黑,颧骨高耸,每个人都捧着一个巨大的铝制饭盒。饭盒里堆着冒尖的白色米饭,纯粹得刺眼。他们埋头大口吞咽,喉结剧烈滚动,汗水顺着脖颈流进洗得发白的工装领口。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几乎所有人的饭盒里,除了米饭,什么都没有。
“他们一顿要吃多少?”我忍不住问。
金英姬的笑容凝固了一瞬。她顺着我的目光看去,嘴唇微微抿紧。当她把视线转回车厢时,那笑容又回来了,只是眼角有些僵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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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体力劳动者,”她声音平稳,“根据国家的科学配给标准,午餐是1公斤大米饭。大约两斤。”
列车重新启动,工人们的身影被抛在后面。但那些堆成小山的米饭和瘦骨嶙峋的手腕,却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
“两斤米饭,”我重复道,“可他们看起来……”
“看起来很有精神,不是吗?”金英姬接过话头,她的声音忽然提高了些,“我们的工人同志虽然瘦,但意志坚定。他们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工作。”
车厢里一片安静。其他游客也注意到了刚才的景象,但没人说话。只有风扇的吱呀声和车轮碾过铁轨的哐当声。
下午参观一个合作农场时,我又看到了相似的情景。在农场的食堂里,刚刚收工的人们排队打饭。每个人的碗里仍然是堆得高高的米饭,配菜是几根泡菜和一碗清澈见底的汤,汤面上飘着零星的油花。
金英姬的讲解依然专业流畅,讲述着农场如何超额完成生产指标,工人们如何发扬集体主义精神。但我注意到,她很少与那些正在吃饭的农民对视。她的目光总是越过他们,投向远处的稻田或墙上的宣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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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是在火车餐车上进行的。我们外国游客的餐食明显不同:除了米饭,还有一小份烤鱼、炒蔬菜,甚至有一碟苹果片。金英姬和我们一起吃,但她只取了一小碗米饭和一点点蔬菜。
“你不饿吗?”我问。
“导游要保持身材。”她笑着说,但这个笑容有些勉强。
夜深了,列车在黑暗中行驶。我因为时差睡不着,起身去车厢连接处抽烟。没想到金英姬也在那里,靠着门框,望着窗外掠过的零星灯火。月光照在她脸上,那些白天精心维持的笑容消失了,只剩下深深的疲惫。
她发现我,立即又挂上了职业微笑:“睡不着吗?”
“嗯,”我递给她一支烟,她犹豫了一下,接了过去,“今天的农场……工人们平时都只吃米饭吗?”
金英姬点烟的动作停住了。她深深吸了一口,烟雾在昏暗的光线中缭绕。很长一段时间,她只是看着窗外。
“不只是米饭,”她终于开口,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还有玉米、土豆。视季节而定。”
“没有蛋白质吗?肉、蛋、豆制品?”
她转头看我,眼神复杂。月光下,我能看到她眼眶有些发红。
“你知道我们经历过什么吗?”她问,不等我回答就继续说,“苦难的行军。那是1990年代,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没有化肥,没有燃料,粮食产量骤降。最困难的时候,人们吃树皮,吃草根。”她的声音开始颤抖,“我父亲就是那时去世的。他是一名教师,总是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给学生。他说孩子们是未来……”
她猛地吸了口烟,呛得咳嗽起来。
“现在好了,”她平静下来,但声音依然紧绷,“现在每个人都有粮食配额。重体力劳动者有额外的配额。你看他们能吃两斤米饭,这在苦难时期是不可想象的。这证明我们在进步,在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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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光有米饭不够啊,”我轻声说,“人需要多种营养才能……”
“我知道!”她突然打断我,声音尖利起来。随后她意识到失态,连忙压低声音:“对不起,我……我知道。但请你理解,我们是从地狱边缘爬回来的。能吃饱米饭,已经是一种胜利。一种用无数生命换来的胜利。”
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几颗白色的药片。
“维生素,”她苦笑道,“我攒了很久。我母亲有关节炎,夜里疼得睡不着。医生说需要营养,可是……”她没有说完,只是小心地把布包重新收好。
“你们可以申请额外的……”
“没有那么多额外的!”她几乎是喊出来的,然后惊恐地看了看四周,确认没有其他人,才用气声说:“你知道我们国家被制裁多少年了吗?你知道每一粒化肥、每一台拖拉机有多珍贵吗?我们是在用最低的成本,维持最基本的生存和建设。是的,工人们瘦,他们可能营养不良,但他们还在工作!还在建设水坝、电站、铁路!因为如果停下来,苦难就会再来。”
她哭了。没有声音,只是眼泪无声地滑落。她迅速用手背擦掉,但新的眼泪又涌出来。
“我哥哥是建筑工人,”她哽咽着,“去年在平壤的一个工地上,他从脚手架上晕倒了。医院说是长期营养不良加上过度劳累。他醒来后第一句话是‘今天我那份水泥浇完了吗?’”
金英姬捂住了脸,肩膀微微颤抖。我手足无措,只能静静站着。
等她平静下来,眼睛已经红肿。她看着我说:“对不起,我不该说这些。这违反规定。请您……请您忘记吧。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我不会说的。”我承诺。
她点点头,深吸一口气,重新整理好制服,擦干眼泪。那个专业的导游又回来了,只是眼睛还红着。
“明天我们会到达妙香山,”她的声音恢复了平静,“那里有美丽的风景和珍贵的文化遗产。希望您能喜欢。”
她转身准备离开,又停住了。没有回头,她轻声说:“谢谢您愿意看,愿意问。大多数人只是拍照,然后离开。”
第二天,一切如常。金英姬的讲解依然热情专业,笑容依然标准得体。仿佛昨夜那个崩溃哭泣的女子从未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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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妙香山的山路上,我们遇到了一队正在修复步道的工人。时近正午,他们坐在树荫下吃午饭。依然是巨大的饭盒,依然是堆成山的米饭。
金英姬走过去,用朝语和他们交谈了几句。工人们笑着回应,其中一个年长的工人还指了指远处的山峰,似乎在介绍什么。金英姬认真地听着,不时点头。
离开时,她从自己的背包里拿出几个煮鸡蛋——那是我们外国游客早餐时多出来的——分给了工人们。工人们推辞着,但金英姬坚持。最后他们接受了,朝她深深鞠躬。
“他们说什么?”我问。
金英姬望着工人们重新投入工作的背影,沉默了一会儿:“他们说,等这条步道修好了,会有更多外国朋友来看到妙香山的美。他们说,值得。”
回程的火车上,金英姬在晚餐后找到了我。她递给我一个小布包,和昨晚那个很像,但更旧一些。
“请收下,”她说,“不是什么贵重东西。几片维生素,一点止痛药。我听说您母亲有关节炎?”
我震惊了。我确实在闲聊时提过母亲的老毛病,没想到她记得。
“这太珍贵了,我不能……”
“请收下,”她坚持,“用得到的。在我们这里,分享是美德。”她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也请您……在外面,如果谈到我们,请记得那些米饭的重量。那不是贫穷的象征,那是活下去的代价,是重建的基石。我们吃得很简单,但我们还在站着。”
布包很轻,但在我手里沉甸甸的。我想起站台上那些捧着两斤米饭的瘦削的手,想起金英姬昨夜无声的眼泪,想起工人们接受鸡蛋时深深的鞠躬。
火车驶入平壤站时已是黄昏。巨大的站台上,旅客们行色匆匆。金英姬站在车厢门口,微笑着送别每一位游客。轮到我和她握手时,我感到她在我手心迅速塞了一张小纸条。
回到酒店房间,我打开纸条。上面用娟秀的中文写着短短一行字:
“米饭喂养身体,希望喂养灵魂。我们二者都有。”
窗外,平壤的灯火次第亮起。远方的街道上,晚归的劳动者们正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们瘦削,他们疲惫,但他们走着。
我握紧手中的布包,维生素片的棱角硌着掌心。那一夜,在2015年朝鲜的星空下,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尊严——它不是丰盛的宴席,不是富裕的生活,而是在最艰难的条件下,依然选择站着,依然选择工作,依然选择把有限的维生素片分给更需要的人。
那些沉默的米饭,喂养的不只是瘦削的身体,还有一个民族不肯倒下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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