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1986年6月18日的北京，海淀区火葬场的烟囱还没来得及吐出晨间的第一缕灰烟，锅炉班老周就拎着扳手蹲在了炉膛前。
铁皮外壳的锅炉泛着冷锈，火门里的残火只剩几点火星，他往里面捅了捅柴火，骂了句“邪门”，昨天还能烧到800度的炉子，今天连引火都费劲。
停尸间最靠里的铁架床上，盖着白布的遗体刚送来不到两小时，家属签字的火化申请单压在床头柜上，“崔国庆，男，32岁，死因：酒精中毒”的字迹，被晨露浸得微微发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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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遗体来的是死者的哥哥崔国梁，个高肩宽，说话时总下意识地搓着手：“师傅，麻烦今天务必烧了，家里还等着骨灰办后事。”
老周当时拍着胸脯应了，哪想到锅炉掉了链子。
他把遗体往停尸间最里面挪了挪，又找了块厚布盖在白布外面，心里嘀咕：“这天气，别搁出味儿来。”
他没料到，这一耽搁，竟扒出了一桩藏在“醉酒猝死”外衣下的残忍谋杀。
1986年6月19日上午九点，司法部门的检查车碾着碎石路停在火葬场门口。
左芷津跟在队伍末尾，白大褂口袋里的解剖刀鞘随着脚步轻轻磕碰。
这位30岁出头的法医，脸上还带着部队医院转业的严谨，去年刚凭半枚指甲缝里的杨絮，破了起山林迷案.
当时死者家属坚称是“野兽袭击”，他却从伤口边缘的纤维判断出是镰刀所致。
前两个停尸间的遗体都按流程核对完，编号、死因、家属签字一一对应，走到第三个停尸间时，左芷津的脚步忽然顿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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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上的“完美”戏码
1986年6月15日，三天前的清晨，海淀区温柔乡的崔家小院，王秀莲推开堂屋门时，露水还沾在门槛的草叶上。
往常这个点，丈夫崔国庆早该扛着锄头去村西的菜地了，可今天，那张老式木架床上，崔国庆直挺挺地趴着，蓝布褂子的后襟皱成一团，像块浸了水的抹布。
“国庆？醒醒，该上工了。”她走过去推了推丈夫的肩膀，指尖触到的温度让她瞬间僵住，那是一种透骨的凉，比冬夜的井水还冷。
尖叫刺破了清晨的宁静，隔壁的崔国梁趿着没系鞋带的布鞋冲进来，头发上还沾着枕巾的线头。
他扑到床边，手指探向弟弟的鼻息，又摸了摸颈动脉，随后一屁股坐在地上，双手抓着头发嚎：“我的弟啊！你怎么就喝死了啊！”
哭声引来了半村人，村干部扶着门框叹气，红医站的赤脚医生蹲在床边看了看，又闻了闻床头柜上半瓶没盖的散装白酒，挥笔在死亡证明上写下“酒精中毒”四个字，墨迹干得很快，像生怕被人看出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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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国梁的“痛悼”成了葬礼的主旋律。
他亲手给弟弟装殓，从木箱里翻出块泛黄的金黄布单铺在尸身下，又找了块洗得发白的白布盖在身上，这是京郊“铺金盖银”的老规矩，说能让死者在阴间不受穷。
他还从供销社买了根麻花、一枚五分硬币，分别塞进弟弟的左右手：“弟，到那边别省着，饿了就吃，渴了就买水。”
最后，他往崔国庆嘴里塞了把龙井茶叶，指尖碰到弟弟冰凉的嘴唇时，眼神闪了一下，很快又被浓重的悲伤盖住。
1986年6月22日葬礼当天，王秀莲哭晕了三次，每次都要靠邻居掐人中才醒过来。
她抱着两个孩子，大的七岁，小的五岁，哭得浑身发抖：“你爹怎么就这么狠心啊……”
孩子们也跟着哭，小儿子攥着父亲生前穿的布鞋，眼泪滴在鞋面上，晕开一圈圈深色的印子。
亲戚邻居看着这场景，都夸崔国梁兄弟情深，王秀莲是个重情的媳妇，没人注意到，崔国梁在给弟弟整理衣领时，手指飞快地抹掉了死者嘴角一丝若有若无的白沫。
王秀莲哭晕醒来时，第一句话问的不是“后事怎么办”，而是“火化证明办好了吗”。
送遗体去火葬场那天，崔国梁特意找了辆驴车，亲自跟车。
路上遇到熟人问，他都叹着气说：“我弟这辈子苦，早点烧了，早点解脱。”
到了火葬场，他盯着工作人员填完单子，又看着遗体被推进停尸间，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
他以为，只要锅炉的火一烧，所有秘密都会随着骨灰散在风里。
可他没算到，那台锅炉，偏偏在那天掉了链子。
停尸间里的“脏脸”破绽
“等一下。”左芷津的声音在空旷的停尸间里响起，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
同行的司法干部停下脚步，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最里侧的铁床上，那具标着“崔国庆”的遗体正静静躺着，白布被穿堂风掀起一角，露出死者黝黑的侧脸。
左芷津走过去，蹲在床前，手指悬在死者面部上方几厘米处，没敢碰。
他的瞳孔微微收缩，视线像探照灯一样扫过死者的额头、脸颊、下颌。
那是一张典型的农村体力劳动者的脸，皮肤粗糙，带着长期日晒的黝黑，但在这层黝黑之下，隐约透着一层奇怪的“糊感”，不是灰尘堆积的脏，是像有无数细小的红点藏在皮肤底下，把原本的肤色衬得发暗。
“左法医，这农村人干活糙，死前又喝了酒，脸脏点正常吧？”年轻的助手小声问。
左芷津没回头，从口袋里掏出个放大镜，凑近死者的颧骨处：“你看这里。”放大镜下，皮肤纹理间的红点清晰起来，不是污渍，是细小的皮下出血点。
“酒精中毒的死者，皮肤是均匀的青灰色，不会有这种局部密集的出血点。”
他站起身，语气沉了下来，“我之前处理过一起掐死案，死者脸上就有这种‘脏气’——是窒息时毛细血管破裂形成的。”
这话让在场的人都愣了。
火葬场的老周凑过来：“不能吧？家属都签字说是酒精中毒，红医站也开了证明……”
左芷津摇了摇头，伸手掀开了盖在死者身上的白布。
死者的左手心还攥着那根麻花，右手的五分硬币边缘已经被尸僵的手指压出了印子，可当他的目光落到死者的颈部时，眉头皱得更紧了。
衣领下方，隐约能看到一道淡紫色的压痕，被布料遮了大半，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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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解剖。”左芷津掏出笔，在检查记录上飞快地写着，“这具遗体的死因存疑，需要进一步尸检确认。”
消息层层上报，当天下午，司法部门的批准文件就传了下来。
崔国庆的遗体被小心翼翼地抬上运尸车，从火葬场的停尸间，转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法医解剖室，那里的无影灯，即将揭开这桩“醉酒猝死”背后的真相。
解剖刀下的矛盾证据
解剖室的灯光亮得刺眼，左芷津穿上手术衣，手里的解剖刀在灯光下泛着冷光。
他先在死者的面部划了一道浅约一毫米的切口，刀刃刚碰到皮肤，就有细小的血珠渗出来——不是新鲜血液，是暗褐色的凝血块。
“果然。”他低声说，用镊子轻轻拨开切口处的肌肉，里面密密麻麻的小血点像撒了把碎红墨，“面部肌肉内广泛性出血，符合机械性窒息特征。”
接下来是颈部。当解剖刀划开死者的颈部皮肤时，在场的刑警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