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前离开体制，我开办了自己的语文学校｜三明治

文 | 彩色电视机

编辑｜珍妮

1

顶着一蓬乱发，踢掉奇怪的高跟鞋，我，终究又出逃了。

不必夹杂在列队的成人中，面对着一只生锈的水龙头，日复一日去清洗那只冰冷的饭盒了，不必再参加同事之间相恋而生的婚礼………

前校长将两百多位穿墨蓝色西服的成年人集结在一起，人们从昆明的四面八方出发，在清晨的8:30开始震动，在夜晚的9:30风尘仆仆而散。

大部分前辈已在此旋转了十年以上，一周六日，勤勤恳恳。

人们聚集在一间四面都是蓝墙的屋子里，刷题练卷、磨课、试讲，再将一番独家秘笈轰轰烈烈地传授至备考的孩子。

在这间拥有十四个分校的补习学校课堂里，有人叫喊，有人拍手，但无人呐喊。这里的教学成果，热烈而惊人。

大部分人信赖这所十年老校，大部分孩子也能在此收获了心仪的名校录取通知书，甚至也对相对重要的学科，多了几分热爱！

未婚的中年男女教师相互欣赏，相继双翼同归，在这片领土上收获成就，收获爱情，收获家园。

清晨太阳高挂的时候，人们时常会从窗口探出眼睛，看我迟来的摩托在楼下喷完最后两口尾气。

不上课的时间，我迟到，逃离团建，逃脱讲课大赛，一直在逃。那些理由荒诞可笑：在天桥下被电单车撞到了屁股、公交车坏在了天桥上、人民西路挖大坑拦路了……也许所有人都看穿了我的愚蠢，但从未有人将我驱逐。

走路拖着腿却仍旧穿高跟鞋的副校长常将我叫到办公室，虔诚地询问她近来运势如何？留洋归国的白裤装教学总监，摊开手掌让我看相。靠吸烟撑着僵硬身体的教研组长，总是偷偷靠过来，问我有没有好听的民谣……

我总是神神秘秘，盘珠闭目，像端坐办公室里的流浪汉。我不会看相，不学看相，对于预感，总是胡乱比划，张口就说，只要我直视对方的眼睛，一说便是一准。

纳西族的秘密，只有天知道！

未成为大师之前，先把自己当成大师！

一个人猫缩在昆明文林街的咖啡馆，傲慢地挽着窗内的阳与光，学着大师的模样书写教案。

歌手左小祖咒曾说：“我他妈早就是大师了！”

请假往返在铁路上，耳机一挂，便在小桌板上纵横红笔，摇摇晃晃地批改一番作业。

也常会背上学生的试卷，到昆明西郊的筇竹寺，吃一碗斋饭，在众人烧香的大鼎前，坐下来，听一场超度，阅一番试卷，再随着下山买彩票的寺院看门大爷，下山穿林，随风而去。

每一堂课，把自己和孩子都当作现在和将来的作家 ，将双目与数十双清澈的眼睛平行相对，用温柔的、高亢的、略带后鼻音稍有不突出的普通话与孩子们交替信息。

我上语文课，总是一副不屑文本的态度。

上好每一堂课，没有比这更愉悦的逃避。

在非上课时间缺岗逃离而产生的违纪，都能以学生在联考中骄人的成绩和来自众多家庭的赞叹中被掩盖！

不搞教研活动的时间里，教师们整齐地坐在沉闷的屋子四面，无声地编写着各自的教材。我挂上耳机，将帽子压得很低，在音符里纵情溜达，白天可以是黑夜，昆明可以是牙买加。偶尔想要安静，便在奇人廖阅鹏的催眠中去寻找前世今生的自己，最终,在潜意识训练中失控。

所有蓝色和紫色的光从宇宙外的两个球体注入我的大脑，将我身体里的重力洗劫一空。

那个中午，在那张贴了木纹皮的办公桌上，身着绿衣的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躯体与灵魂剥离，我从身体里走出，凝视着那具身子。这不是梦，是一次真实的灵魂出窍的体验。

一逃再逃，我终究是逃了！

第一次出逃，大学还未毕业，我通过一次校招考试，以语文老师的身份入职了昆明西郊的一所大专院校。

那里的学生，被靠招生牟利的走鬼运来，与他们的被子一起，被紧紧地锁在了那座大山里。学生们对老师虔诚礼貌，见到老师都要问好！每接受一次的问好，我的心就会疼一次！

邻座的女同事有很好听的名字，像古典名著里的小姐。她曾说：“我带着一个女孩，去村里的小诊所堕了胎，她的男朋友送来了150元，便不敢再露面了。我看见医生用一个鱼嘴钳将女孩的阴道撑开，取孩子的时候女孩喷了好多血，最后我联系了女孩的家人，她妈妈从农村赶过来，给了女孩一巴掌……”

她喜笑颜开的样子令我厌恶了很久，厌恶到引爆量子纠缠，以至于一年后，她再一次成为我第二份工作的同事。

在新的办公室，她依旧令人厌恶。谈阴道松弛，谈生孩子的阴道，谈堕胎的青少年……在整个沉闷的办公室，她的语言是她再一次就业的安身之本。那时的她，已过四十岁，有一个爱生病的女儿。

常听到她女儿生病的消息，即使厌恶她，我也会无偿帮她代课。

对座的女同志是一个看不清脸的黑色生物，每当我起座去接热水，便能清晰地感觉到她的头会重重地朝我砸过来，我常有一种朝她扔杯子的冲动。

办公室主任是位很有主任派头的大姐，她赞扬我写材料能力强，夸我对外汉语的专业好，并给我增加一项管理学校档案的工作。

在学校正式工作的第五天，是周五下午，我打开装人事档案的抽屉，拿走了自己的证件和资料，扬长而去，永远地从那座山消失了。

2

11年前的11月，金黄的银杏在昆明的街道上撒娇。

27日下午，一辆银色面包车从昆明最西边的建材市场驶来，车主打开潮湿的双腋，把货推摔在停车场外，驶离。那车伤痕累累，与这幢新建的高楼针锋相对！搬运工人自然是不愿入楼的，只能靠我自己。

几只咬破纱窗藏进书袋的长毛老鼠，随着陈旧的书箱，一起被运往了我的第一个工作室。

夜晚，我在工作室削完了几只铅笔，又在墙上钉了三颗水泥钉子，《她是暗淡星》循环数遍后，颈椎有些发紧。

几颗冬草莓、半只金橙、一支完整的促炎桂皮，煮成了我的第一壶庆生红酒。这一夜，没有蛋糕，多了几分个体户的随意。

当被红酒汁浸泡过的桂皮在蓝色玻璃杯中完全暴露，存放着冬苹果和小粒香米的玻璃屋子里突然热闹起来，像几只想尿尿的小狗，用圆黑圆黑的脚垫，在地砖上踢踏，亦或是有人在用一把极小的刀，在割一块糖纸……

这个漆黑的夜，整幢41层的高楼，没有故乡的瓦猫守护，只有一盏灯陪着我发着微光。这晚，我没有回到即将举办婚礼的家。

工作室的黑板上写了一行马赛克白的粉笔字：“妈妈，我想当作家！”

黑板下面，八套可以坐十六个身体的桌椅，刚进屋不久。

每张木桌只有一层清漆，还能闻到些木头的活气。

与黑板相对的玻璃门外，没有一点光。阳台硕大无比，虽与我家乡的小院有相同的空旷，四面却已被钢筋水泥围追堵截。

侧面，一间堆满箱子还未整理的书房，箱里是旧书和杂志，一些粉色的小书虫在里面结婚生子，饿了就吃些黄纸；一间存放着柴烧咖啡杯和蔬果的小屋里，有一扇窗子能通往黑夜；一间放置了电脑和桌椅、文件柜的办公室，里面能坐个小老板，也能存放一些票据。

发热的红酒会令孤独发热，我推开了玻璃屋子的透明门，去寻找热闹的声源。

那些长毛棕老鼠，搭讪了我陈旧的行李，被运到了这里。它们或许躲在满是试卷的储物箱里猫冬，或许躲在满是信件的抽屉里等待迁徙，随着搬运工人摇摇晃晃的律动，就这样，从昆明的西边乘车来到了昆明的北边。

它们，选择在我创业的初夜伏出，又在阳台上用独有的气味和声波召集了新的伙伴，一起来此分享玻璃屋子里的冬苹果。这些苹果长在丽江的雪山下，每一只都是母亲为我精心挑选而来，和我一样，又黑又红，但心是甜的。

毛色发黑的鼠辈，俨然是对面大楼里追来的侵略者，它们曾在超市的冷冻区肆无忌惮地啃咬海鲜，朝着我发出警告，还曾爬上楼顶的培训学校，和我旧时的学生争抢汉堡鸡翅，狂妄放肆。

它们，并没有被我穿红袜子、小黑皮鞋的学生“寇竟友同学”用玩具枪击毙。

它们来了，它们来了，它们，还是来了。

这是我创业的第一天，也是我辞职后的一周。

辞职的信息以短信形式发出至每位学生的监护人，如果有人对我有所期待，我将成为一个民间的个体户语文老师！

短信发出后数天，我的身体在轻盈地浮动中慢慢沉了下去。

一些旧时的学生已将进入寒冬的假期，数个家庭期待着能在短暂的假期，遇到一位体面的语文老师，他们期待着孩子能在来年春天里生出新的根，长出新的芽！

我的电话开始频闪，这也预示着我的创业算是快步入正轨了。

从此，我将追着自由跑，又或被自由踩在脚下。

3

该邀请上几位搭档，画一座我的理想国了。

先撰写招聘广告，在同程网和豆瓣网上切切察察。

筛选、加QQ、通话、见面，像小老板一样，坐得笔直，顺便打探一下他们喜欢的音乐。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我想我有必要描述这些伙伴。

第一位，李姓男子，退伍军人，前同事推荐，应聘数学老师。

他背着手，走进我的屋子，皮带系得很紧，裤裆拉得高，可以略微看出阴茎的长度。

他和他的裤子一样急于表现，在一周的试课中，在阳光可以蒸发万物的夏天，他在我的小屋厕所留下了一地又一地的尿渍。

那些黄色的东西，刺鼻又刺眼，利索地结清课时费，删掉他的QQ，拉黑他的电话，将他和他的尿关在门外。

一个无法管住尿物喷射点的男人，很难做我可爱孩子的数学老师。

第二位，马姓女子，大学在读研究生，58同城而来，应聘教学助理。

她的镜框很黑，嘴唇很粉，她会直呼我的名字，说话声音里大概能听出她不爱小众音乐。

试岗第五天，我收到了家长放在牛皮信封里的学费，接过时，如接过一份沉重的托付。我将这个信封递给了马姓助理，随即走向讲台。

当我再打开那个信封，一半的学费不翼而飞，与马姓女子一样，消失不见。这一次，是她拉黑了我的电话，删了我的QQ。

第三位，王姓男子，自称是某机构在职教师，来自58同城，应聘数学老师。

那天晚上，我等了很久。他压着黑色的帽子，绷着黑色的衣服，手持一本“五三数学教辅”，一瘸一拐地铲进小屋。

那晚阳台没有灯光，只有我的未婚夫在竹椅上看《狮子王》的动画。

我盯着他眼睛里大片的眼白，问他：“老师，您的腿怎么了？”他冷冷回答：“面试要紧！”

填完表后，他突然弹射起来……。 “我有话跟你说！”我楞了一下！

“我来应聘路上开车撞车了，车在二环上报废了，腿也受了伤！”他掀起裤脚，露出丑陋的脏绷带，像要杀了我一般。多么愚蠢的说辞……

“你先拿些钱给我，我去医院的时候把钱花完了！”

“我没有现金呀，王老师！”

“你这么大个学校，怎么可能没有钱，你叫你们老师送些钱来！”

匪徒入侵……

我想起在黑阳台上看动画片的未婚夫，向匪徒示意阳台上有一位老师，我需要过去问问。

“那个应聘的让我拿钱给他。”我来不及说清楚。

“不要给他！”未婚夫继续看动画片。

我的工作室已经暴露，这里有孩子，有老人，有妇女，未来会有更多孩子。

我拉出抽屉里剩下的半个信封，双手递给了匪徒，并祝他早日康复，不停向他道歉。

他突然打直了腿，快步走出了屋子。

我将门迅速推上，用整个身子紧紧压住了门，直至外面不再有电梯的声响。

未婚夫依旧在看《狮子王》，并不知道鬣狗已经来过……

第四位，简单来说，一位应聘成功后工作时长满三个月的柯姓女子。

记得她第一次在这里来例假，我在玻璃屋子为她熬了三天的豆浆，并向她表示感恩！

三个月后，新年来了，我坐上高铁，蜷缩回了我的故乡。雪山下的鞭炮礼花声不断，柯姓女子一直关机，我在床上翻动，眼泪随着身子一直打转。提前购了机票，朝我虚弱的奶奶磕了几个头，飞上天空奔向了教室。

诶，教室里的台式电脑、笔记本都被洗劫一空。橙黄色的书架上站着一张卫生纸条：“张老师，我欠了高利贷，电脑我拿走了，不要再找我！”

我曾在那一刻以为天塌了！

十一年后，我和丈夫、儿子搬到了坡道上的新家，坡下是平静的翠湖。当车驶向坡道，我在黑色的车窗里，看见了坡下的柯姓女子。

如果可以，我想下车和她一起跳舞，再在坡下放一把火，任火蔓延到坡上，让过去和现在都温暖起来。

4

冬天真的来了，在西南边陲的小城里。

老人们披着透了些黑斑的羊皮，以白云的姿态倚靠在巷道的石墙边，靠阳光温煮着身体里的血液，骨头热了，心里自然就热乎了。

他们细数着时光河流里淌过的细水和浪花，聊着彼此生命里离世的人，倔强地望着高原的天，把过去翻过来、数过去。

自我的奶奶不太爱走路后，我便隐约感到她的日子不多了。

非体制内的语文老师，在别人闲暇的周末忙碌，大概是像姑母所说：“你干的是一份把别人的兴趣当作立命之本的工作，不体面工作！”

家族同辈人中，大概只有我一人不体面。

在旅人稀少的周内，请上几日的短假，坐一趟火车，往返于昆明蜿蜒到丽江的铁路上。

爬山脊，穿山洞，装成作家的样子，在火车上翻几页书、批改一叠作业，落回丽江的太阳下，为奶奶清理一番耵聍，将她的白发清洗一番，再在阳光下晒一晒。

我们常在小院东侧的木屋里彼此依偎、偷吃糖果和糕点，她更像我儿时的玩伴，把所有大人当作假想敌。

我曾带回一卷薄荷味的牙线。失踪后的数年，奶奶抽屉里躺着被小刀割伤的它。也许它曾被当作美味的糖果，掉光门牙的老太太想咬上一口融化在嘴里，终究不能将它分解。想到她躲在黑夜里啃咬牙线的影子，我竟泪流不止。

好似也是一个冬天，我从丽江开来的夜班车上回到了满是《我爱摇滚乐》和鲍勃·马利贴标的出租屋，电视上放映出一位倚靠在柿子树边的留守老人，音乐不悲情，画面很平常，刚离开奶奶不到10小时的我，已然跪在地上极其自然地抽泣起来。

每到归家的路口，就有一位影子很长的纳西老人呼唤我的小名，她像我老去的样子，趾高气昂，手上拎着一个大河里清洗过的垃圾桶。

我们在老屋里按下影碟机，轮转在《还珠格格》和《情深深雨蒙蒙》之间。她有她的皇阿玛和黑豹子，也有墙上穿婚纱的少女旧照。

1925年，丽江小城边的拉市海坝子里，第一位办学堂的富农木卫先生，生下了第三个女儿。她和马夫相恋，看马夫独自殉情，殉情不是传说，也不是悲剧，不同经纬度上的年轻的男女，都有独特的生命存在方式。

1949年，龙云省长的护卫队长回了丽江，他身着黑色西服，提着棕色小皮箱，拄一把黑色长伞，将皮箱里的婚纱献给了她的新娘。他们住在丽江古城的中心四合院，把彼此的过去锁进木箱，随着门外的口号一起把过去烧个精光，织布、磨豆，连生五子。他不再是军官，她也不再是小姐。

一个笔挺的女子，在她的66岁的年纪，躺在床上，开着黑白色山茶牌电视机，听窗外的儿女为她的丈夫举办葬礼。

天底下小姐出生的人，都有这般本事，凡事不论悲喜，躺在床上，就能不落入凡间。

我常问奶奶她和丈夫是否相爱，“不相爱如何生下五个孩子”，这是她给我最坚定的回答。

她抽屉里的旧照片，混着些白糖旧粒，留下了我们彼此的指印，那些死了的人，又在我们的抚摸下活了过来。

我是在奶奶身边吃着鼻涕长大的孩子，和她牵手多了，自然就放不下她的手。

离家求学、谋生的几年间，我在不同的语言里切换自如，而我与奶奶，始终只说纳西语。不会说汉语的她，更不识汉字，却也在逐渐汉化的小城中心一过90年，她买菜骂骂咧咧，买糖和糕点毫不留情。

我常忘带钥匙，总能在小河边的诊所里支起的麻将桌上找到她。她的钥匙，和一根羊皮绳子缠绕在一起，闪闪地挂在围腰上，比钻石更珍贵。至于她的牌友，诊所脑梗后的老医生，夜总会爱抽烟的四川黄发女老板、街边小吃店的金牙老赵、隔壁大院军官的安徽情妇、路边丧葬用品店写挽联的大脖子老王……

纳西人的秘密，只有天知道。

我渴望用母语和众人交流，但能闻能语者甚少。在偌大的异乡，猎奇者更占多数。

这令我联想到多年后在高校的一堂文学课。

一位沈从文先生的研究者，在集体课上剖析着苗人被砍头的场面。我抬头凝视着她，面露着胜利者的笑容，嘴角间划过调侃的痕迹，仿佛人是她杀的，胜利是她的。

这样类似的场景，也常在我的社交生活中再现，人们似乎对我的高鼻梁、黑皮肤、我的母语、我的婚恋观格外在意。对于“少数”一词，也常与“粗鲁”、“野蛮”挂钩，日子久了，我竟也把自己当作“野人”来看待了。

我想把这些场景尽量一笔带过，这与对错、冲突无关。人间的冲突每天都在发生，只是如果这场冲突发生在一片偏远的土地，胜利的常常是多数人。

我想，成为非体制内的语文老师或者辞职的理由，一定是我想离太阳更近吧！我想钻进奶奶逐渐模糊的记忆，甚至贪婪地将她的海马体填满，想把阳光大口大口吞下，想逃离人群，想躺在地上，想与天空对视至死，我想要多数，又想要少数。我想当作家。

5

自由的空气流窜在昆明北市区被拆掉又建起的繁华街区，积蓄尚且充足。阳光如小老鼠的肉垫，迫不及待地嘀嗒入屋内。令人欢喜的原木桌椅，乘坐数趟黑摩的挎回的绿萝、清香、一帆风顺、吊兰、大叶榕以及现在已叫不出名字的花草。手掌、手腕上长出的创业勒痕。

用患腱鞘炎的手掌敲打键盘，用孩子的眼睛编写着不同年龄段的授课教材，清晰的逻辑和独特的阅读选篇如《米店》里洗干净的头发，一根根在我奋斗的黑夜滴着晶莹的希望。

学生、家长开始像寻找一位民间医生一般寻找我。

坐在像小棺材一般的小办公室里，我摊平了红色封皮的笔记本，像画画一样画着每位家长的倾诉。人们所认为的语文，就像“阅读、写作”四个字一般直白，我一遍遍向来访者畅谈着关于语文世界里很少被多数人看见的火焰，谈着孩子眼睛里被忽视的光芒，小棺材里如同坐着一位作家出生的赤脚医生。

这是一间叫大鱼的语文工作室，在《大鱼海棠》出现之前，风靡在一座少有人知晓的孤岛。

我的语文课如同那把放在阳台窗口的白色吉他，不分古典流行，不分和弦乐理，只要它发出声响，我即能纵情歌唱，没有章法，野生又野蛮。

我是个大多数时候说话会发抖的大人，讲台能杀死怯懦的我，这样的我在课上呼唤天地，谈虫论猪，有时连屎都不会放过，每一堂舒展的课就如从泥沼挣脱逃入荒流，在震荡的荒流中张开双臂洄游。每一名通过真诚面谈而加入的学生，在课堂中能激起比我更大的声浪，将我们彼此推向更远的地方。

不上课的时候，我在满阳台的花草间行走、弹自成小调的吉他、跳小时候跳的跳跳鼠；工作日，踩着月亮，回到我与未婚夫的家；再牵着两只小狗崽，蹦在小区满是动物粪便的草地上继续踩月亮。

有一些夜晚，我曾为改变世界的妄想而疯狂。每当有新的上课思路，我将从床上一跃而起，任凭这种兴奋变成锤子砸向我的脑垂体，它会变成具体的人像与情景在我的脑中变大变小，如果我不烧上一把火，它会一直跳跃。这是一个疯狂者在改变世界前最疯狂的时刻。

如果这种兴奋还未能停止，我将在半夜发动我的蓝色SUV，往昆明西边的雨花公路转一转山。那些夜晚，车轮里卡住的公分石子，常常在柏油马路上踢踏，这声音惊醒过山里的妖精，拆散过土里的蟋蟀。有一段日子，我的丈夫甚至认为我患了妄想症，其实他被我诊断为躁郁症。我的妄想，仅仅是属于我的时刻，他的躁郁，笼罩他，也割裂我。

6

一样是十一年后，我依旧是一名野生的语文老师，工作室已注册成了学校，搬到了西南联大学子旧时喝咖啡的街道。

在银杏黄了又绿的街道上穿梭，已有九年。

此时的“大鱼老师”，是昆明翠湖边一位游走在作家梦里的民间语文老师。只要闭上眼睛，梦就会找上她，梦故人，梦未来的人，时常在梦里展翅飞山，或清晰可见的小河荡桨。当然，还有第一次在童年否定我的女孩，不断地在野生厕所排泄……

我的梦境和醒来一样清晰，但从未出现彩色，记梦的时候多了，险些把现实忘了。

孔丘先生一生弟子三千，而十几年间，在我班上毕业的孩子已超1000人。

这些长长短短的日子里，我一直是语文老师。我出版过教辅，但未能成为作家；我开过书店，但未能成为作家；我成为了妈妈，但未能成为作家。

“双减政策”来过，一些奇奇怪怪或一本正经的应聘者也来过，我依旧不舍得称他们是员工，依旧像少年维特一样毫无防备地爱着每个人。

孜孜不倦地请员工吃饭，隐忍中不扣员工工资，嬉皮笑脸地对每一个有生命体征的人，像孩子一样对每一个大人。

学校还在，课堂还在，学生还在，但上课的终究是我一人。

“双减”第一年，大多数人还和绿码一起躲在家里，有人说教培要完蛋了，有人说教育要完蛋了。

那一年，有几面交情的数学老师悬梁自尽。

微信群里时常有他转发的视频：一个壮壮的小男孩，带上一行大人，在扫楼间向管理者举报上课的老师，教室门被一脚踹开，老师被众人擒拿，像妓女一样被无情地推向了未知的审判！

类似的视频他转发过很多，我能隔着屏幕感觉到他的不安与恐惧。

“双减”第二年，和同行在新年前一天吃饭。

“李老师拿走的书还未还我呢！”

“大鱼老师，李老师走了………”

那天的对话很难再继续……

最后一次见他，蓝色的速干衣边缘有荧光绿的点缀，整齐的睫毛问有一些温涧。

7

我的奶奶去下一个世界已是第十年了。

2015年12月2日，居委会没等我飞机落地，紧锣密鼓地为给她安排了火化。我未能拥抱她的尸体，她留下的小物件，也已被她的四个女儿洗劫一空。

她被推进熔炉，化作烟尘。

丧葬改革那一年，奶奶还能怒目圆睁，她担心火化的自己不能与土葬的至亲旧友重逢，一个人悄悄地哭过。

最终，她还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在炼狱中被炙烤……

这十年间，我的抽屉里还藏着她曾在抽屉里洒落的小糖粒。她偶尔会走入我的梦境，在某些特殊的时刻，会化作一阵风，裹挟着她独有的气味，在我身边飘一飘、游一游！

她只是换了活法。

我依旧执着于摇晃在周内的高铁路上，尽量地靠近我的家，靠近父母养了一院子的鸟和乌龟。

未婚夫已是我的丈夫，我们相恋至今18年，他依旧是一名爱看动画片的鼓手。

在大人的世界里，我遇过很多骗子，也许我才是骗子，一个谦卑的骗子，一个骗骗子成为骗子。

每年都会与毕业后的五、六学生相见，问候中鲜花常在。学生们有新闻工作者、公务员、研究生、导演、研究员……我常常像“尊者”一样坐在青年中间，笑嘻嘻地在他们的人生中轻盈穿行。

我能记住大部分学生的名字和他们少年时期的脸庞，少年将一生不会在老师的眼中老去。

故事终将结束，结束在我37岁后的第四天。这四天，生命中无鼠穿行，但多了些疾病！

妈妈，我要当作家！你曾回复：“好的！”儿子，妈妈要当作家，你说：“没问题，妈妈！”鼓手，我要当作家，然后再追忆与你的过往，再熬一锅毒汤，杀死你！鼓手回复：“有病！”

后记

故事营终将是结束了，完成第一稿，正式进入37岁。钻进办公室打包旧物，迫不及待地扔掉，我想这便是珍妮对我最有力地推动。

把不完整的文字织成一段过去，在反复地回看中，再无牵挂。在7月复旦大学的创写课上，我与陌生的同学袒露了自己50岁获诺奖的妄想，没有抬头看同学的眼睛，但我看到了自己的无礼与坦诚。我，会与我的世界坦诚相待。故事未完待续，电话响起，是公司楼下的女校长纠缠下水道漏水事件的电话……对于文字，除了生的故事，还有活的故事，感谢三明治，感谢珍妮……

编辑导师｜珍妮

写作者，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注册针灸师

目前在西门菲沙大学学习小说和跨体裁（hybrid-form）创意写作。她喜欢在写作中让人物经历种种缘分巧合，发现内在的觉悟和成长。作品见于三明治，emerge25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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