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17日,上海梅雨季的雨丝裹着潮气,浸透了福德里2号的青砖巷。杜月笙的黑色派克轿车碾过积水,停在小楼门前时,车轮溅起的水花打湿了门房的裤脚——他刚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衣服内袋里藏着一份拟好的《洪门支持国民大会宣言》草稿,随行的除了青帮保镖,还有两名扮作随从的军统特务,腰间暗揣着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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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楼内,七十八岁的司徒美堂正坐在八仙桌前,指尖摩挲着黄兴夫人徐宗汉1912年赠予的紫木拐杖,杖头“忠义千秋”的雕花被岁月磨得发亮。
听到门房通报“杜先生到访”,他眼皮未抬,只淡淡道:“让他进来,茶就不必上了。”
杜月笙进门时,脸上堆着惯常的油滑笑容,拱手作揖:“美老,许久不见,您这身子骨还是这般硬朗!”说着便示意随从奉上锦盒,里面是一支裹着丝绸的百年老山参,“一点薄礼,给您补补元气,蒋总统特意嘱咐我代为致意。”司徒美堂瞥了眼锦盒,指节叩着桌面发出沉闷声响:“杜先生无事不登三宝殿,蒋委员长有什么话,直说便是——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你们的弯弯绕。”
杜月笙收敛笑容,从内袋掏出宣言草稿,推到司徒美堂面前:“蒋总统说了,国大召开在即,需要洪门撑场面。您是洪门元老,只要签了这份宣言,致公党在国会占三个席位,您在上海、纽约的徒子徒孙,生意一概免税,租界里的地盘,也由青帮给您保驾护航。”他俯身凑近,声音压得极低,带着赤裸裸的威胁,“当然,美老要是不肯……您也知道,现在上海的军统兄弟,脾气可不太好,前几天闸北有个报人,就因为说了几句公道话,半夜就失踪了。”
这番话彻底点燃了司徒美堂的怒火。
他猛地拍桌而起,紫木拐杖重重顿在地上,震得茶杯哐当作响:“蒋介石搞独裁,打内战,把老百姓往火坑里推,我司徒美堂活了八十岁,从没做过亏心事!”
他指着杜月笙的鼻子,字字铿锵,“杜先生替蒋某人当说客,忘了‘四一二’那天,你手下的青帮流氓怎么屠杀工人纠察队的?忘了抗战时华侨的捐款,被你们截留了多少?我告诉你,要我签这份卖身契,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杜月笙脸色煞白,起身欲辩,却被司徒美堂的拐杖拦住去路:“到此为止吧!你告诉蒋某人,他蒋介石不好惹,我司徒美堂更不好惹——海外三百万洪门兄弟,眼睛都盯着上海呢!”
说话间,楼下突然传来喧哗声,杜月笙的保镖与拦车盘查的军统特务起了冲突——特务本是奉命跟踪周恩来的,不识杜月笙的座驾,竟强行记录车牌,双方拳脚相向,一名特务的门牙被当场打落。司徒美堂倚着窗户冷笑着说:“狗咬狗,一嘴毛!杜先生,你看看,这就是你效忠的蒋委员长的手下!”
这段对峙被次日的《申报》隐晦记载:“昨日福德里一带,有不明身份人员互殴,巡捕房到场调解,双方均未深究。”而司徒美堂的怒斥,早已通过洪门渠道传遍海外——纽约致公堂当即通电,称“若司徒美堂先生遭遇不测,美洲华侨将停止一切对国民政府的捐助”,这封电报让蒋介石暴跳如雷,却又投鼠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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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撕破脸的冲突,并非偶然,而是司徒美堂与国民党大佬、杜月笙等青洪帮势力数十年暗战的总爆发,其根源,早已深埋在近代中国的风雨飘摇之中。
抗战饷款,是他们之间,爱国与附逆的第一次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