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脑”是9.6分的《控方证人》最不重要的优点

到本月17日，比利·怀尔德导演的《控方证人》公映满68周年了。上周末，这部首映于1957年的电影在中国院线再度上映，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版让众多七零后、八零后观众惊呼“梦回童年”，它在社交网络风评9.6分，这很可能是有社交网络电影评分系统以来，中国院线公映的最高分影片。

《控方证人》结束的画面上有一行字幕：为了保证美好的观影效果，导演希望所有看过电影的观众不要对外透露剧情。这很有怀尔德导演的冷幽默风格。事实上，关于这部影片另有一段在行业内流传的八卦，怀尔德当年的拍摄流程堪比特工，不仅演职员签订严格的保密协议，就连主演们也是到拍摄现场才拿到揭示谜底的剧本。

怀尔德导演和电影编剧库尼兹共同改写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同名小说，两人结合1950年代欧洲战后的背景，在“骗中骗”“案中案”的悬疑框架里加入地缘政治和铁幕两边的时代议题。即使电影编剧给情节和人物做了加法，但阿加莎的小说深入人心，何况，了解阿加莎特点的观众，即使没有读过原作也很可能在第一时间辨认出“看起来无能但深情、蒙了冤屈的丈夫”是罪孽的始作俑者，毕竟在阿加莎的宇宙里，“无辜的丈夫”是不存在的生物，“丈夫”是一个确定的贬义词。

换言之，烧脑和反转是这部电影众多优点里最不值一提的一面。要求剧组、演员和先睹的观众们“严禁剧透”，这是流淌着黑色幽默血液的怀尔德导演有意为之的一场“表演”。而“表演”正是《控方证人》的灵魂所在，不仅查尔斯·劳顿、玛琳·黛德丽和不幸早逝的泰隆·鲍华这群主演留下了被载入电影史的表演，并且，电影在室内剧的框架里创造“元表演”的现场，悬疑剧情的尽头是每个人如何利用各自的身份进行接二连三的“表演”。

怀尔德导演经常强调，电影导演最忌讳炫耀他的剪辑技巧，那会让观众震惊于影像炫技而忽略“到底拍什么”。《控方证人》是一个会给大部分导演带来灭顶之灾的危险陷阱，它的全部情节集中发生在律所和庭审两个局限的室内空间，原作小说是以幽默语言驱动的“客厅戏”，这类题材被改编成电影，很可能就是让戏剧工作者群嘲的“银幕罐头戏剧”。平庸的电影导演为了证明“电影的能力”，会在单一空间的戏剧场景里拍出八百种花样，而杰出的导演怀尔德反其道行之，把影像的空间让渡给表演。他欣赏查尔斯·劳顿由来已久，尽管他们的这次合作据说在片场口角不断，但导演仍然用低微的电影姿态去呵护成全了他所钦慕的表演。

出现在这部影片里的每一个角色，至少主角们，都在扮演“希望外界相信的形象”。电影的第一个画面是当时的英国最高法院开庭的仪式，法官和律师们身披法袍、头戴假发，然而这个“公正、威严”的场面也可能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表演。下一个画面立刻换成中景镜头里，胖律师韦尔爵士坐在轿车后座，不耐烦地听着身边的护士唠叨。这个男主角是法庭上的传奇，被视为公理和正义化身的英雄，而他在私人的场合里是一个严重发胖、身体衰弱的老人，很快观众会意识到，他的脑力、判断力和他糟糕的心脑血管一起老化了，尽管当他病休了两个月、带着急救药出庭，仍能从容地在公众面前扮演冷静、睿智、一针见血的刑法辩护律师，那个难以被逾越的业界泰斗。

碎嘴老护士对韦尔爵士的形容是最贴切的：他是在医院里每时每刻欺骗医护的“狡猾的老狐狸”“淘气的老男孩”。把场合从“医院”换成“法院”同理。对《控方证人》电影外的八卦有所了解的观众更能体会护士老小姐和律师之间的对手戏有着非同寻常的幽默张力——扮演护士的兰彻斯特和扮演律师的劳顿在现实生活中是相伴多年的老夫老妻，老律师骂骂咧咧吐槽护士或护士无比凶悍地管束老人时，那些充满幽默机锋的时刻是现实和虚构相互渗透的“元表演”现场，一位天才的导演找到这样不可思议的组合，两位杰出演员在扮演角色的同时扮演生活，他们共同创造了这些超越了时代和时间的、生机勃勃的银幕时刻。

查尔斯·劳顿在摘戴镜片之间审视他人、与护士斗智斗勇地藏雪茄和替换白兰地酒这些细节里，让观众意识到这个身材臃肿的老律师是一个狡猾的“扮演者”。怀尔德导演对庭审段落的拍摄处理极为微妙，韦尔律师因为身体抱恙，他迟到了，从画面低处出现在法庭的画面里，但很快他反驳控方律师时，他蹭地站起来并且俯瞰法庭。这个经验老到的法律工作者比他的同行更清楚，庭审是一场比拼哪一方准备更充分的“表演”，控方和辩方各自对陪审团以及法官呈现一套围绕着案情的“叙事”。很多年后，同样司法题材的剧本《初步举证》的女主角泰莎总结过类似的“专业经验”：法律的本质是审判者相信哪一方的叙事。但风烛残年的韦尔和意气风发的泰莎是不同的，简单说，他不是为了律师费而指鹿为马的讼棍，他明知对方可能付不出律师费仍愿做辩方律师，因为他自信他的判断是对的，他要让一个无辜者免于死刑判决。

做了37年刑事辩护的韦尔自信，在他的律所里，没有人可能在他面前“表演”，他在法庭上试图让法官和陪审团相信他的“叙事”，他也在办公室里判断当事人的“叙事”。他以为他从一开始就看穿了伦纳德矫饰的表演，认定他是虚荣但无辜的人。即便他的身体和精力因为疾病受损，但老律师本来有很多机会修正他错误的判断，然而伦纳德的妻子克里斯汀推波助澜地让韦尔越来越深信他的错判。伦纳德和克里斯汀之间，其实伦纳德的演技并不高明，韦尔是陷在克里斯汀的表演里——他首先判定这是一个居心叵测的妻子，然后是背信弃义的“东德女人”。

玛琳·黛德丽扮演了克里斯汀·海尔姆，这是为数不多有能力和查尔斯·劳顿同场时旗鼓相当的女演员，尽管她在《控方证人》里的戏份还不如护士小姐，只在开场时的律所和后来的庭审中短暂出场。克里斯汀出现在韦尔面前时，穿一身廉价的灰色套装，一头金发梳得一丝不苟，当丈夫面临谋杀指控，她作为妻子显得过于镇定，甚至在面对老谋深算的韦尔律师审视时，她利落地拉下百叶窗帘来掩饰自己。读过小说原作或看过不止一遍电影的观众当然知道，她闪烁其词描述出的丈夫是劣迹斑斑的狩猎者，这是悲哀的真相。

故意让律师和观众认为克里斯汀是满腹谋算的蛇蝎美人，这又是戏里戏外合谋的“元表演”，无论68年前或是今天热爱老电影的观众们，谁不知道玛琳·黛德丽的经典银幕形象是冷冽的“蛇蝎女子”，但这是大片厂刻意打造的银幕假面呀，并不是女演员的真相。

玛琳·黛德丽演了太多有魅力的女性角色，但克里斯汀·海尔姆是她演过的最难的角色，因为她全程在表演“表演”。当她看起来在撒谎时，她其实在说真话，她用真实的信息、真实的细节让律师以为她在撒谎。她明明在表演撒谎，而看的人相信了她在撒谎。当她满嘴谎言，她在表演“不择手段”“忘恩负义”，诱导法官、律师、陪审团和围观群众认定她是“恶女”。她“成为”了她所扮演的“恶毒的女骗子”，于是当她在很多的谎言里说出至关重要的真相时，真相被当作伪证，真相被否定。她用她的表演重塑了现实——她在表演中随心所欲地成为任何人，在反复的角色扮演中模糊真相和虚构，最顶级的表演总是假作真时真亦假，让所有人相信特定的叙事带来的幻觉。

反转或真相固然使人震惊，但一切水落石出以后，回看克里斯汀出现的每一格画面，玛琳黛·德丽的表演有着杜鹃啼血的凄楚。曾经流落小酒馆的歌女克里斯汀，是被贫穷生活埋没的天才女演员，她演得是这样的让人信服，因为在她最浮夸的表演里渗透着她悲惨命运中最真实的体验。

当导演怀尔德用摄影机镜头捕捉着这些扮演和真实层层嵌套的“戏中戏”，他迷恋的仅仅是给观众设置烧脑的谜题吗？是，也不全是。克里斯汀这个角色带着明显的“欧洲战后伤痕文学”的印记。她在英国是一个无法融入任何群体的局外人，她不仅是驻外军人返乡携带的外国女人，而且她的故乡是“布雷斯劳”，那是德国战后被划入波兰的城市，在铁幕的那一边。克里斯汀在汉堡的小酒馆里唱着：“我无家可回，明天不会到来。”这不仅是歌词，也是她真实的处境，她是一个失去了国和家的流浪者。

克里斯汀策划的从律所到法庭的一整套表演能奏效，很大程度在于她明白自己的身份是被审视、也被歧视的，即使韦尔律师这样德高望重且有老派英雄主义情结的老人也不例外。现实验证了——对女人的偏见、对外国人的偏见、对“东边来的人”偏见，正是这充斥着傲慢与偏见的“文明司法环境”，相信了克里斯汀创造的“叙事”。一个女人出于爱的目的把自己献祭了，并且是用自我毁灭的不堪方式，而一个标榜着“文明，理性，公正”的系统选择相信女人是邪恶的、外来者是邪恶的、“非我族类”是邪恶的。这是一记黑暗中的笑声，是怀尔德在层出不穷的冷幽默里藏得很深的刺。

时间在《控方证人》的放映厅里过得飞快，因为每一个画面溢满怀尔德的幽默，充满机锋的台词让时间加速度地消失了。可是谁能想到，笑声的尽头是玛琳·黛德丽悲伤的回眸和查尔斯·劳顿沉痛的凝视。怀尔德拍摄这个设定在1952年的时代故事，但他心里明白，垂垂老矣、看起来随时会猝死在法庭的韦尔，以及年华老去、无人垂爱的克里斯汀，他们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实践着带有浪漫色彩的英雄主义，他们都甘愿做殉道者，这样的人物属于过去的欧洲，过去的时代，他们和他们的时代被永远地留在了战前，这感伤的乡愁是笑声里的秘密。

今天的观众在电影院里看到《控方证人》，也许会有类似的乡愁浮现——这是过去的时代、过去的艺术家和过去的电影。音乐界有一种说法，莫扎特如果生在今天也得写说唱和口水歌，但毕竟莫扎特在古典时代写出了不朽的钢琴协奏曲。重看比利·怀尔德和查尔斯·劳顿、玛琳·黛德丽共同成就的《控方证人》，这是电影的“古典时代”留给后来人的、类似莫扎特钢琴协奏曲那样了不起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