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爆炸”：上海向各地输出的摩登（1937-1957）

作者：刘建辉 译者：甘慧杰

从上海到香港

从“八一三”事变的1937年到解放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1957年，在大约20年时间里，掌握政权的当局者依次为：日本、汪精卫政权、国民党、共产党，上海在所有领域被施加了日增一日的“管制”，以往的所谓“摩登”和作为其过激表象的“魔性”，也逐渐消失，最终，整个城市完全变成了均质性的、单一性的空间。

但是，“上海”决没有完全消亡。近一百年培育的纷繁众多的文化经验和记忆，随着人员的迁移，象“大爆炸”一样，扩散到了香港、台湾、中国全境甚至日本和韩国。对日本的影响后文将作详述，这里先简单介绍一点“摩登上海”给香港和中国各地带去的影响。

上海的知识人、文化人和资本家迁移到香港或内地，始于日本占领上海初期，或更早一些时候。1937年8月上海攻防战开始后不久，一些著名的出版社，如：开明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发行最大的图画杂志《良友画报》的良友图书公司、上海杂志公司、生活书店、商务印书馆等，在几个月内相继转移到香港、武汉和重庆。此外，著名的报纸，如《立报》、《申报》、《大公报》也试图将据点转移到香港后复刊。跟随这些文化机关转移的许多文化人，例如：作家茅盾、剧作家夏衍、诗人戴望舒等离开上海后，都选择香港作为活动据点。不光是作家，这一时期，另有许多名人也踏上了相同的道路。帮会组织头子杜月笙、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等上海各界的头面人物几乎都以临时避难的形式移居香港。

这一系列的转移和迁移中，还包括众多的电影公司和电影业者。在1930年代的上海，以明星(1922年创立)、天一(1925年创立)、联华(1929年创立)三大公司为首，存在着数十家电影公司，每年制作出品的电影数达一百部以上。但是，日中开战后，许多公司破产了，仅剩几个人留在上海，大部分逃往香港、武汉或重庆避难去了。其中，天一公司原本就在南洋地区拥有市场，因此把全部财产转移到香港，后成立南洋影片公司，重整旗鼓。另外，逃到重庆避难的一部分电影人，例如，原联华和明星系列的蔡楚生、司徒慧敏、夏衍等后来将活动场所转移到香港，成立大地和新生等公司，持续制作出品以抗日主题为中心的电影。这两大公司的到来，给原先水准谈不上怎么高的香港电影界带来了很大刺激，可以说打下了日后香港电影发展的基础。

顺赘一句，1950年代以后的香港电影界，主要以长城(1949年创立)、凤凰(1952年创立)、邵氏兄弟(1957年创立)、电影懋业(1956年创立)四大公司为中心制作、出品、发行电影，前两者的创立，都跟原上海新华影业公司的创始人张善琨和原上海联华影片公司的导演朱石麟有很深关系，至于邵氏兄弟，就是原天一改名为南洋影片后，在此基础上创立的。

返回上海与脱离上海避难到香港、台湾

抗战胜利后，聚集在香港的许多上海知识人、文化人回到了上海。但是，转眼之间，国共便于1946年6月爆发了内战，随后，因国民党的镇压，左翼人士相继逃离上海避难到香港。接着，国民党败退，共产党开始掌握政权，这次似乎是换了过来，右翼分子纷纷逃到香港。前者有：郭沫若、茅盾、冯乃超、叶圣陶、郑振铎、夏衍等，不过，他们在香港短暂停留后，皆作为新中国文化领导人离开了香港，再次回到北京或上海。后者有：以张爱玲、徐訏为首，李辉英、黄思骋、阮郎、刘以鬯等“新进”作家，杰克、南宫博、高旅等大众(通俗)小说家，以及诗人马朗、批评家曹聚仁、林以亮等，这些文人从一开始就与新中国保持距离，此后基本上都扎根于香港，已经不可能继续留在上海从事他们的文学创作。

其中，1940年代红遍上海的张爱玲，此后移居美国，始终把上海放在心里，她说：“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这种自我告白，仿佛她自身代表了“上海”一般。

受权刊发，节选自《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刘建辉 著，甘慧杰 译，凤凰出版社 2023年5月。

人才向内地迁移

从上海流出的人才，有的去了香港，有的则去了台湾。但时间跨度最长的人才流出，是面向国内各地的人才输送，时间持续了三十多年。这就是被称作“支援内地”、“支援三线”、“支援边疆”、“上山下乡”的四次大规模的人才、人口、技术和资材转移。

首先是支援内地，这是指：解放后不久，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确立了重视重工业的路线，为了在全国各地建设重工业相关企业，从上海各工厂抽调了大约17万名技术工人和3万名工程技术员，派遣到全国各地并居住了下来。

接着是支援三线，三线是指：19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恶化之后，把苏联为首的外国当作假想敌，为防备其侵略中国，从沿海部到内陆部依次设定第一、第二、第三国土防卫线，三线即第三线，包括湖南省、四川省、贵州省等，为了支援三线，当时从上海转移了数百家工厂。

此外，支援边疆和上山下乡，这是以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为对象，于1960年代前半期把约5万人输送到新疆军垦农场，于196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后半期，把上百万名知识青年下放到遥远的黑龙江、内蒙古、云南、贵州等省份。

就这样，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牺牲”了自己，始终不断地向内地“输出”人才和资材。这些上海人移居形成的居住区，以及在那里形成的上海人社会，在各地被称作“小上海”，着实令人羡慕。它们最能体现上海“大爆炸”的幅射力，因此，这种“大爆炸”才算得上是近代性即摩登性的“大爆炸”，已经明白无误地被后来各种各样的事实所证明。

一度沉寂的上海，众所周知，自1990年代起，完美地上演了一场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复活剧”。这无疑归功于1979年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4年升格为开放城市的决定，以及1990年作为国家项目被批准的开发浦东等国家和市府的政策。随着这些政策的实施，上海时隔数十年，国内外的投资蜂拥而至。其中，曾经与上海缘份很深的香港、台湾、日本，以卷土重来之势，其巨额资金如雪崩般地涌入上海。伴随着这些资本的流入，虽然不及抗战结束前的比例，但是，正如“台湾村”等所象征的那样，海外华人和外国人居住者迅速增加。

另一方面，“文革”时期被下放到全国各地的上海青年，也或早或晚于1980年代以后开始陆续“回城”。内外投资使市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施工现场，从外地来上海打工的“民工”数量猛增，这些人口加在一起，进入21世纪后，上海人口迅速达到1300万，相当于刚解放时的两倍，成了名副其实的“大上海”。

在此过程中，2010年5月开幕的上海世博会，超越了过去的沉浮，作为开埠近两百年历史长河中所经过的一个站点，它无疑是指引未来之梦想的一大“节日”。背负着“魔都”十字架，正在重新构建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城市的全体市民，他们的“梦想”肯定早已深深地烙印于此吧。（本文原题“上海‘大爆炸’：向各地输出的摩登”。注释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