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愿意永不停歇地备份自己的记忆吗？

如今技术已能实现革命性的记忆强化，智能手机可以记录并转录每一句对话，可穿戴相机则能连续捕捉数小时的第一视角影音记录。我们有充分理由去记录比现在更为丰富的生活内容，从而显著提升我们的记忆能力。

道理很简单，记忆对我们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而我们已经在使用视频、照片、聊天记录和语音信息等方式记录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记录之所以宝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能强化我们的记忆，从而提升了记录本身的价值。记录那些尚未被记录的生活片段，也将获得同等的价值。若能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便有理由去记录更多内容（即创建所谓的生活日志），包括我们拥有的几乎所有对话、日常生活的点滴，以及一切尽可能多的经历。

然而，这一主张也面临着重要的质疑，其中包括对技术可行性的担忧。理想情况下，创建这些记录应该无需额外费力，它们应该像通讯软件的聊天记录，或是科幻剧集《黑镜》之《你的全部历史》（Black Mirror, ‘The Entire History of You’, 2011）中虚构的技术那样顺畅自然。当然，若想实时回看一生所记录的全部内容，恐怕也得花上一生的时间，毕竟其中还充斥着大量枯燥冗长的片段。但我们可以通过时间戳或标签来检索特定部分，记录的内容也能被自动分析，由软件生成文字转录和精彩集锦。此外，音频记录、转录文本以及低分辨率的视频素材也不会造成存储难题。相比之下，来自隐私保护和潜在心理负面影响方面的反对意见则显得更为关键。我将在下文中回应这些质疑，并在最后提出一项呼吁：在断然否定最终方法之前，不妨先尝试记录下近乎一切。

记忆为何对我们如此宝贵？除了其在人类生存中发挥着显而易见的作用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以下三个关键层面来理解。首先，回忆往事本身就能带来愉悦与慰藉。其次，记忆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自我、他人以及自身在世界中位置。最后，记忆对于自我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的形成至关重要。我们之所以是“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记忆定义的。正是记忆构筑了我们的自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的一部分正是由记忆塑造而成的。我们的记忆之所以珍贵，正是因为它参与了塑造我们独特个体性的过程。

记忆在自我同一性中扮演的确切角色是一个在哲学界颇具争议的话题，至少可追溯至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1689）。洛克认为，一个人对自身过往经历的记忆，是判断其身份在时间维度中得以延续的充分且必要条件。此后，学者们又提出了多种理论，共同的核心在于认为自我同一性需要建立在个体在不同时间点之间的某种心理连续性之上。在以艾尔萨德·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和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等人为代表的哲学家的奠基之下，玛丽亚·谢赫特曼（Marya Schechtman）在其著作《叙事自我》（The Narrative Self, 2011）中提出，由人们过往的记忆所形成的自传体叙事（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建构了我们的自我。换言之，在谢赫特曼看来，“我们是谁”部分取决于我们的自传体叙事以及作为该叙事基础的记忆。关于自传体记忆的深入研究，还可参阅多特·伯恩森（Dorthe Berntsen）和大卫·C·鲁宾（David C. Rubin）的《理解自传体记忆》（Understanding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2012）。

基于上述观点，似乎更丰富、更深刻的记忆真的能将你塑造为一个更丰满、更有深度的人。更为丰富而深刻的记忆似乎能够强化你的个体性，一个单薄而肤浅的自传体叙事似乎会导向一个较为贫乏的自我；而一个丰富、详实而深刻的自传体叙事，则似乎会造就一个更为真实的自我。假设后者更令人向往，那么，更丰富而深刻的自传体叙事以及获取构成它所需的记忆自然也就更令人向往。

当我们思考目前当前强化记忆的做法时不禁思考，我们究竟为何要保存聊天记录、拍摄照片或撰写日记？当然原因可以是多方面的，日记写作有助于反思，摄影包含艺术创作的成分，个人习惯与设备的默认设置可能也发挥着作用。但显然，我们之所以如此重视自己的记录，还有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它们能够强化我们的记忆。记忆本身极具价值，而记录则通过强化记忆进一步提升了这种价值。

记录能够增强我们的记忆，从而彰显上文所述的三种价值。具体而言，我们通过浏览照片与视频享受重温往事的乐趣，并借助回看聊天记录、社交媒体发帖和日记来加深对自我与他人的理解。此外，记录本身也便于直接与他人分享，此事利弊兼有。而更为重要的是，记录还能丰富我们的自传体记忆，进而参与塑造我们的自我认同，使我们的人格更为丰满，个体性更为独特。

支持这一观点的一种更为激进的思路，源自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与大卫·查尔默斯（David Chalmers）于1998年首次提出的延展认知假说（the extended mind hypothesis）。该假说认为，外部设备及其存储的数据，可以实实在在地成为我们心智的一部分。依据此假说，我们能够通过利用环境中那些能够履行类似大脑部分功能的事物，来延展我们的认知。沿着这一思路，理查德·赫尔斯明克（Richard Heersmink）在其著作《分布式自我》（Distributed Selves, 2016）中提出，外部信息实际上能够构成（自传体）记忆，从而帮助我们确定自身作为个体的身份。

然而，延展认知理论本身备受争议，外部记录是否能够构成记忆仍值得商榷。记忆与记录存在本质区别，记忆会自然浮现于心，而记录通常不能。同时，记忆往往伴随着亲密的归属感，融合了认知与情感，并且能够涵盖包括情绪、想法以及完整意识片段在内的各种体验。

借助脑机接口等技术，未来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将外部记录如同生物记忆一般整合进我们的认知系统。而在当下，我们可以采取一种相对温和的方案，即外部信息虽然无法构成严格意义上的自传体记忆，却能如同自传性记忆般持续滋养并丰富我们在时间中延续的自我。自传体记忆在塑造自我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其核心在于我们构建并叙述生命片段的能力。例如，每当我们追问“我是谁”、“我曾是谁”或“我如何成为今天的我”时，正是在运用这种能力。外部记录虽然尚不能被视作真正的记忆，但仍能增强自我叙事的能力，并将其与现实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事实上，在补充自传体叙事方面，外部记录远比依赖那些往往只能自我印证的生物记忆更为可靠。生物记忆在回忆时会被系统性地扭曲，而回忆的行为又会进一步改变它们。外部记录线索则不受此过程影响，因此能比生物性的主观记忆更可靠地将我们锚定于现实。

正如记忆障碍会以我们不愿看到的方式削弱患者的个性，借助音视频记录进行的记忆增强疗法则有助于记忆障碍的康复。（参见艾登·R·多赫蒂（Aiden R Doherty） 等人发表的论文《健康中的可穿戴相机》（Wearable Cameras in Health, 2013）和 J·亚当·卡特（J Adam Carter）与理查德·赫尔斯明克（Richard Heersmink）发表的论文《记忆技术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emory Technologies, 2017）。）即使在正常情况下，外部记忆记录似乎也能帮助健康的人培养更丰富、更深刻的自我。因此，通过记录来增强记忆是有价值的，不仅在于它能带来重温往事的美好体验，并增进我们对自身和他人的理解，而且更在于它实质上能将我们塑造为更为丰满、更有深度的人。这或许是因为记录本身就是构成更丰富自传体叙事的外部记忆，亦或是因为其类似记忆的特性支持了叙事的持续建构。只要成为更丰富、更深刻的人是值得追求的，那么通过记录来增强记忆也同样值得追求。

前文论述了我们大多数人日常中已经创造的记录因其对记忆的增强作用而具有重要价值。若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那么驱使我们进行记忆增强的种种理由，理应激励我们去记录远多于当前的内容。

试想一下，倘若那些我们通常不会记录的对话与其他经历（例如一次朋友间的交谈），都能由电子设备自动生成一份转录的聊天记录，或者以书信的形式保存下来，那么我们或许会像珍视生物记忆一般珍视这些外部记录。可检索性对于这些外部记录而言至关重要，而现有技术已然能够实现这一点。本可记录的对话如此之多，我们却未曾留存。在此语境下，记录数量的增加似乎总能带来裨益。尽管我们已经记录了生活的许多方面，但生活中许多重要的部分仍然转瞬即逝，包括无数的对话、突发事件，以及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常琐碎。

大多数人早已开始通过视听或文字的形式记录一些值得注意的事件。然而，事后回看，去记录并重温那些在计划之外自然流露却值得铭记的日常，甚至日复一日发生的平凡琐事，往往同样有价值。即便某些单一事件看似不值记录，它们的累积却构成了我们生命体验的重要部分，并深刻塑造着我们，正如那些痛苦或其他负面经历所起的作用一样。因此，即便是那些令人不快的记录，其价值也不容忽视，它们让我们能更好地记住并理解自己，即便我们很少去重温这些记录。

记录社交互动能让我们更准确地回忆细节，加深对所说内容的理解，完善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认知。回想一下上一此那场值得回味却未做记录的对话，如果当时保留了记录，以备不时之需，岂不更好？而一旦拥有了这样的记录，你难道不想保留它吗？诚然，现今大多数（音视频）记录仍会遗漏我们体验中的诸多内容，包括内心独白、意识体验与情感波动。但我既不是在主张用详尽的视听记录取代生物记忆或写日记等方法，也不是说现有的记录技术能捕捉所有值得铭记的瞬间。

有人或许会认为，当前的记录已足够丰富，我们为什么还要记录更多呢？尽管更多记录可能是有价值的，但“记录一切”是否真的必要？此处存在一种维持现状偏差的风险。然而，我们不太可能自然而然地发现记录量“恰到好处”的那个最佳平衡点。若要探寻我们的最佳平衡点，或许需要结合个人反思与技术实践来确定哪些记录对自身真正重要，并决定自己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们可以通过一种轻松活泼的设想，来评估不同于当下的生活方式。例如，你是否曾渴望拥有完美无缺的回忆？生活日志几乎实现了这一点，尽管它是自愿生成、内容准确且限于可记录感官模式的。目前的记录习惯本身，已经彰显着我们对记忆强化的重视。试想，如果所有你曾经拍摄的照片和留存的信息瞬间消失，你会作何感受，为什么会这样？于我而言，这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就像失去了自我的一部分，以及理解我自身与生命中其他人的重要依据。同理，我们也可以设想自己已经拥有了详尽的记录（例如我们过往的每一次对话），而后又失去了其中的大部分，最终只剩下我们实际拥有的状态。我想，这种失去所带来的空洞感，与前一种设想是旗鼓相当的。

我们可以通过思考记忆障碍患者如何借助生活日志进行辅助治疗，来反思我们与技术增强后的自我之间的关系。我们当前的记录实践不仅优于记忆受损者的处境，也优于历史上那些无法创建文字或音视频记录的人们。若站在拥有无障碍全息生活日志者的视角，我们的现状或许显得相对逊色。这一未来的视角为我们追求更全面的记录提供了理由：多一分记录，便多一分价值！

不仅我们自己会因更多的记录而受益，我们的家人和后代同样可以。日记和书信已让我们得以窥见祖先的生活片段。但试想，倘若你的曾祖父母，或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曾将一切都记录下来，我们就能更深入地理解他们。然而现实是，我们甚至未能留存一段维特根斯坦的语音记录。

我们或许还会期望后代能够访问“数字逝者”（deadbots）的模型。这些语言模型通过逝者的记录训练而来，旨在模拟其生前可能作出的回应。如果用足够的数据进行训练，这些模型可能变得异常逼真。然而，这种高度拟真是否可取，目前仍无定论（相关讨论可参阅托马什·霍拉内克（Tomasz Hollanek）与卡塔日娜·诺瓦奇克-巴辛斯卡（Katarzyna Nowaczyk-Basińska）发表的论文《悲伤机器人、死亡机器人、死后化身》（Griefbots, Deadbots, Postmortem Avatars, 2024）。例如，一些哲学家在继续训练聊天机器人来模仿他们的前辈。

最后，探讨一种极具推测色彩的可能性，即数字永生。有朝一日，我们能否通过收集某人的全面数据，就实现对此人的重构？这一设想面临着关于自我同一性与意识潜在成因的棘手诘问，更不必说实施此类重构所涉及的道德争议。关于相关讨论，可参阅丹·西蒙斯（Dan Simmons）于1989年发表的科幻小说《海伯利安》（Hyperion），书中塑造了一个具有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人格的“赛博人” （人类与人工智能的混合体）；同时也可参考保罗·斯马特（Paul Smart）的论文《预测自我》（Predicting Me, 2021）。

基于前文的论述，通过无处不在的记录来实现记忆增强，其价值已然十分显著。任何反驳观点若想成立，都必须首先克服这一基本立场。然而，仅仅指出潜在问题并不足以否定它。正如柏拉图在《斐德罗篇》（Phaedrus）中所揭示的那样，苏格拉底虽然曾深切哀叹书写文字对生物记忆的负面影响。然而，我们必须讨论两个可能会严重限制我们记录内容的严峻挑战。

我们首先必须面对隐私与数据自主权的挑战。人们天生享有隐私权，至少有权控制哪些个人数据被收集。在大多数情况下，获取明确同意是必要前提。在某些场景下，获取同意相对直接，例如，许多人允许自己信任的人进行记录，且一旦认识到全面记录的价值，他们或许会更倾向于同意。然而，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可能永远不希望被记录。由此产生的记录空白，或可部分通过个人日记等方式来弥补。但就如同那些无法被记录的经历一样，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最终所能依赖的，仍只有自身的生物记忆。

意外和蓄意的信息泄露（例如出于报复目的公开私密内容）仍然是一种威胁，而广泛的记录行为加剧了这一威胁。此外，有势力的不法之徒是另一个威胁。科技公司和政府对记录的利益诉求常与公众利益相冲突。因此，当听到如Siri联合创始人汤姆·格鲁伯（Tom Gruber）这样的人物盛赞人工智能辅助记忆增强技术时，我们应该保持警惕。而一个能够访问我们所有行为的“警察社会（police state）”的可能性，更应让我们在踏上这条道路前深思熟虑。

我们或许可以考虑一个对隐私相对不利的论点。如果记录部分构成了我们自身，那么禁止那些用于构建更深刻个人叙事所需的记录，就侵犯了我们存在的本质核心，迫使我们停留在比自身可能达到的深度更浅的层面。我们通常不会限制拥有超常生物记忆或痴迷于日记写作的人，也不会禁止个体主动选择成为这类人。类似地，如果记录技术可以构成某人的自我，那么对其进行制裁可能会被视为对我们自我构成能力的一种令人反感的侵犯。可以想象，出于隐私考虑可能需要抑制自然记忆，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有人据此认为，记忆增强技术理应得到同等对待。显然，这个论点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外部记忆记录相较于生物记忆更易共享且更少失真。

应对这些挑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然而，鉴于全面记录所带来的巨大价值，我认为应当通过技术手段（例如开源软件、数据加密、自动征得同意机制、按需删除数据等）与法律手段（例如健全的隐私权保护制度、对不良行为者的严格监管）来解决对隐私与自主权方面的担忧。基于前文所述的积极论证，我们有充分理由推行此类保障措施。我们应该让人们能够安全且负责任地增强他们的记忆力。

另一个关键挑战在于，记录一切可能带来负面的心理影响。既然知道这些记录随时可查，我们何必还要费力去自己记忆任何事情呢？生物记忆很可能由于缺乏使用而逐渐退化，正如过度依赖数字导航系统会削弱人类天生的方向辨识能力一样。海量记录还可能使人过度沉溺于过去，难以敞开心扉接纳新体验，同时却若应对失去的韧性。此外，持续被记录的状态更可能催生自我审查的行为模式。

另一方面，生活日志可能带来的积极影响包括更高的责任感以及对自身行为的更高要求。由于默认记录下一切，我们反而可能更专注于体验当下。并且它未必会损害社交关系，甚至有望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科幻作品乃至学术研究中充斥着各种设想，如比约恩·伦德格伦（Björn Lundgren）2021年发表的论文《反对人工智能增强个人记忆》（Against AI-improved Personal Memory），但目前的实证研究结果确实存在模糊之处，且未能基于生活日志的广泛使用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因此，在此我们的确不宜过多依赖推测。此外，负面影响可能因人而异，并且尚无确凿证据表明这些弊端会超过生活日志本身带来的价值。

即使考虑到前述种种挑战，我依然认为我们至少有充分的理由去尝试记录几乎所有事情。哲学思辨与实证研究在评估一项技术的后果与可取性时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无论相关论证多么具有说服力，从根本上增强自身记忆的这一决定，似乎必然包含个人偏好的成分。那么，你想成为一个拥有怎样（扩展）记忆和记录习惯的人呢？深入的论证与审慎的思考固然能帮助你理清这些问题，但最终的答案，仍需你通过亲身实践去寻找。

作者：Yannic Kappesis

译者：Shawna

原文：https://aeon.co/essays/if-memory-is-precious-to-you-then-go-ahead-and-record-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