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淮海战役中只做两件事的刘峙，战略眼光是不是比杜聿明还高明？

刘峙能当上徐州“剿总”总司令纯属意外，他因为在内战中屡战屡败，已经不受老蒋待见和同僚认可了，尤其是1946年9 月赵锡田第三师在定陶战役中被全歼，郑州绥署主任刘峙更是被褫夺兵权变成了“战略顾问委员会上将委员”，但这对他来说也许算得上塞翁失马：拿着上将工资，再利用“白手套”做些买卖，日子过得安全又滋润，他已经年近花甲，根本就不想打仗了。

很多人都说刘峙是个无能的“福将（猪将）”，但我们查阅史料可知，刘峙是老蒋“五虎上将之首”，排名尚在顾祝同、蒋鼎文、陈诚、卫立煌之上。

刘峙是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毕业，算起来还是陈诚、顾祝同、周至柔、吴石等人的“师兄”，而且他还在黄埔军校当过战术教官，不管是骄狂的邱清泉还是受宠的杜聿明，见了刘峙都要叫一声“刘老师”以表亲近和尊重。

刘峙去徐州，绝不是自己争取的，而是各方面势力平衡的结果，这一点时任“国防部第三厅”中将厅长的郭汝瑰十分清楚，郭汝瑰在《淮海战役期间蒋军统帅部的争吵和决策》（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一辑）中回忆：“当时国民党内部议论纷纷地说：‘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我把这笑话谈给顾祝同听。顾说：‘我们考虑过两个人，刘经扶（即刘峙）和蒋铭三（即蒋鼎文）。蒋铭三夜嫖日赌，不理公事，比较起来还是刘经扶好些。’”

按照当年论资排辈的规矩，各“剿总”司令一般都要由上将担任，有人说宋希濂和杜聿明都差点当上徐州“剿总”总司令，那是不了解当时的情况——中将宋希濂在华中“剿总”只能给上将白崇禧当副手，中将杜聿明在徐州“剿总”也只能给他的刘老师当副手，即使白崇禧刘峙被免职，也轮不到宋希濂、杜聿明“扶正”。

能晋升上将，并被称为“福将”，说明刘峙绝非一无是处，也不可能是猪八戒的脊梁——无能之辈，他在徐州“剿总”总司令椅子上一坐，邱清泉李弥等人还真不敢在他面前放肆，就连杜聿明也要事事向刘峙请示报告，所以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始末》（与郭文在《选辑》同一期）中抱怨：“刘峙、李树正（徐州剿总参谋长）对解放军的作战企图并无全面分析判断，只是被各方面的情况所迷惑，束手无策，每天骂黄维行动迟缓，按兵不进，我的第一案提出后，刘峙、李树正坚决反对，认为黄百韬绝不能久守，坐视黄百韬被吃，太冒险。”

杜聿明的“第一方案”，就是让黄百韬坚守碾庄圩七至十天，以邱清泉第二兵团、孙元良第十六兵团会合黄维第十二兵团先击破二野六个纵队，然后回师东向，击破三野以解黄百韬之围。

三个兵团就想击败二野三野，杜聿明未免有些异想天开，他提出第一方案的时间是1948年11月11日，那时徐州“剿总”跟黄百韬兵团已经是“电话不通，仅有无线电可联络”，黄维兵团刚刚组建军心不稳，在水网地带几乎是一步一个坎儿几里一道河，而且还要自己拖着辎重，根本就不可能迅速赶到碾庄前线，这一点时任第二兵团第十八军军长的杨伯涛在《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记》中说得很清楚：“兵团组合不久，各军干部没有互相往来的机会，彼此隔阂，军干部为家室所累，情绪不安，兵团部也根本没有做政治鼓动工作，因此士气低沉。确山至蛙埠间大部属解放区，一部是游击区，完全没有补给机关，兵团部令汽车及辎重部队尽量携带粮弹随军行动。”

杜聿明“图上作业”容易，刘峙虽然不精明但却很老道，知道杜聿明的方案简直是异想天开，而老蒋却比较喜欢“很积极会来事儿”的杜聿明，他怎么做都不对，还不如什么都不做，让杜聿明去跟老蒋沟通，这恰好合了杜聿明心意：杜在东北吃瘪，想在淮海找回颜面，刘峙“不管事”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

刘峙的精明之处，就在于他知道自己只是个“牌位”，苦差险活儿都得杜聿明去做。我们细看杜聿明、郭汝瑰等人的回忆文章就会发现，撤离徐州的建议，居然是刘峙最早提出的，但杜聿明反对：“黄百韬兵团被歼后，刘峙找我到他的办公室里，说打算放弃徐州，向西撤退。在图上研究后，我觉得刘峙似乎太泄气，就对刘峙打气说：“目前还未到考虑这一方案的时候。如果能集中兵力，再调五个军加到李延年兵团，协同黄维兵团南北夹攻，打通津浦路这一段，是上策。”

刘峙听了杜聿明的意见后，“嘴唇动了几下，表示很为难的样子，但未说什么。”

刘峙早已看出徐州守不住，但属于少壮派的杜聿明一定要打，他就只有一件事可做了——脚底抹油，溜之乎也，把烂摊子交给杜聿明去收拾：1959年11月28日（有史料说当天没走成，29日才起飞），刘峙带着他的徐州“剿总”总部班子坐上飞机离开徐州前往蚌埠，留下杜聿明和孙元良、邱清泉、李弥继续扯皮。

刘峙从上任那天起，就在琢磨怎么逃，而且最后还真逃出去了。

除了琢磨逃跑，刘峙还有第二件事可做，那就是趁着手里有兵权的机会赶紧捞钱——刘峙知道自己“时日无多”，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独掌军政大权的机会了，如果这时候不大捞一笔，退休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刘峙赚钱，还真不是吃空饷喝兵血，而是跟商人“合作”，这也导致了徐州大撤退的消息被提前泄露——杜聿明跑到南京，从老蒋那里软磨硬泡得到了撤退批准，还没等他回到徐州，各兵团司令尚且蒙在鼓里，商人们已经开始“行动”了，杜聿明差点气死：“我执行这一计划时，怕泄露企图，无法撤出，在南京会议上对作战厅长郭汝瑰都未说明。可是我离开南京的当日，即有人通知国民党在徐州的政治、经济、党务各部门要尽先撤退。”

刘峙通知的可不仅仅是政经部门，他最先通知的是亲家李延年和自己的商业伙伴，时任“总统府特派少将战地视察官”的李以劻（后任第121军中将军长，在福州投诚，1960年被特赦，1980年恢复投诚人员待遇）在《淮海战役蒋军被歼概述》中用“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九绥区司令官”李延年的话来评价刘峙：“刘经扶看钱财比看国家的事还大，真是岂有此理！这样泄露军事机密，不败何待！”

在刘峙看来，江山是老蒋的，部队归杜聿明指挥，自己还是捞些实惠为好，这一点李以劻也向老蒋打过小报告：“我见着刘峙，他愤慨地说：‘白健生是寡妇改嫁，对老头子（蒋介石）可以抗衡论理，不听调动，我好像是童养媳长大，骨头多大，当婆婆的都摸得清，服从是无条件的。’这些事我次日曾电告蒋介石。”

既然说得不算，那还不如不说，淮海一战，蒋军五十五万五千多人被歼灭，刘峙又一次被“撤职”，却没有被“抄没家产”，所以淮海战役老蒋赔了本儿，杜聿明黄维成了俘虏，而刘峙却成了富家翁——“可怜”的刘峙最后也没有保住自己泄露军情换来的万贯家财，在异国他乡被敲了个干干净净，只好又回到老蒋身边当“顾问”，但跟白崇禧、孙立人相比，刘峙的晚年还算幸福，起码没有被软禁，上将薪水也着实不低，只要他不搞投资，吃穿住都是不用发愁的。

败军之将不可言勇，刘峙因为淮海之败而终生没能摘掉“猪将”帽子，那么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又会如何评价刘峙在淮海战役中的“作用”？跟杜聿明相比，刘峙是真无能还是装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