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杰克”到“二狗”：一个纪录片拍摄者的村镇漂流｜深度报道

记者/计巍

编辑/宋建华

2024年8月，赵玉顺在广西省河池市南丹县与村民在一起 图｜受访者提供

在做社会纪实类纪录节目《遇真纪事》的5年来，赵玉顺一直把镜头对准农民、土地、作物，实地拍摄足迹覆盖1100余个村镇。

他执着地关注着土地上农民的收入、60岁以上农民工返乡后的生存、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对农作物和农民生活的影响等议题。

“让被忽视的得以被看见”，是赵玉顺一直上路去拍摄村镇的最重要的动力。目前，《遇真纪事》已经有51.6万粉丝，单集最高播放量近500万。

而在此前的27年里，村镇始终都是赵玉顺在拼命逃离的地方。“村镇”这个词对他而言，有着复杂的情感脉络。

关于逃离的故事和很多人经历的十分相似：在湖南的村子长大，祖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告诉他，要走出山里。

但在逃离的路上，他又“逆行”回去了。

5年，全国超过1100个村镇，水田、鱼塘、旱地、果园，1000多位操着不同口音的农民，140期节目……他在记录时代交接处“我们自己”的消失和改变，也在拾起与这个世界真实的联结。

他没能成为城里的“杰克”，也回不去村里做“二狗”，他要在这中间寻找新的落脚点。

以下根据赵玉顺的讲述整理：

2021年9月，湖南邵阳某村，赵玉顺在这里长大 图｜受访者提供

逃离

在做《遇真纪事》前的27年，我一直都在努力逃离村镇。

从出生那一刻开始，我就好像在被往外推——好好读书，以后去城市里找个好工作。没有人会说以后要在村里种一块好地。我奶奶是个被称为文盲的农村妇女，从我很小的时候，她就会告诉我：“顺伢子，你以后要去北京读书，不然去上海也行。”

当你觉得自己现在、未来的生活都跟村里没关系时，就不会对它有太多认同感。你要往外走，城市代表你的未来，你当下的生活、你的计划都要围绕着那里。

我们之前拍到过一个房地产的广告语：在城市里买房，做一个城里人。在农村，走出大山，走出村镇，进入城市，被认为是一种“成功学”的叙事。

我也这样拼命走出去了。

2013年，我来到海南一所二本学校上大学，读新闻专业。那时几乎每个寒暑假我都在当地一家都市报实习，除了想努力在城市里落脚，另一个原因是——我没有地方去。

6岁时，我爸妈离异，他们又各自组建家庭生儿育女，在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小学时要写关于父母的作文，我都是把爷爷奶奶的故事套进去。我对爷爷奶奶有很深的感情，他们在我高中和大学时的相继去世是我这辈子最难过的事，我会觉得我的家没了。

2017年我本科毕业。从实习记者、见习记者，再转为正式记者，我用了一年的时间。但刚转正7天，我就辞职了，我想去记录和表达与自己更贴近的事。

2022年8月，广西某县地产广告 图｜受访者提供

辞职后，我来到三亚最南边的一个小岛——西岛，工作是给这个岛上正在开发的小渔村做公众号，拍视频、照片，写文字，记录跟这座岛有关的一切。我要记录岛上的婚丧嫁娶、民俗历史，甚至是更具体的事情，比如说，怎样制作加贝壳粉的槟榔，怎样跟着阿姐上山割野生仙人掌，做出一道具有奇特口感的滑溜溜炒仙人掌。

在村里面，经常都是几块钱、几个人的普通的小事情。拍摄和这些普通人的故事才是我感兴趣的。

做了两年半后，我还是离开了这个小岛。因为我还没有经历大城市，我想去体验。于是，就开始了后面“颠沛流离”的阶段。

2020年3月，我来到深圳投奔大学同学，在一个文化公司里拍宣传片，做了一年的时间。在这里，我认识了贞贞，《遇真纪事》里的“真”就是她，“遇”是我。

一年后，我们一起北上，来到北京。工作还是在公司里做一些宣传项目的采写、拍摄。4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从中国传媒大学搬到梨园，又搬到果园，通勤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在地铁里，你会发现那些杰克、托尼、瑟琳娜，其实都是二狗跟翠花，很多人都是跟我们一样从村镇出来的。

那时我和贞贞就有了做《遇真纪事》的想法和行动。

2021年7月，我们坐绿皮火车到了广州。我们一边继续打工挣钱，一边开始了自己的拍摄。基本每个周五下午，我们就会租车出发去周边拍东西，一直到周日晚上，有时甚至是周一上午直接去上班。

珠三角是广东被“照亮”的部分，而当时我们想拍的反而是珠三角之外的广东——粤东、粤西和粤北。对于粤东西北的人来说，他们其实跟外省来打工的人没什么区别，只是打工的地方会更近一些而已。你会发现，珠三角代表不了整个广东，这些城市跟城市之间是非常不一样的。

后来，城市跟县城也很少拍了，发现跟自己更贴近的还是村镇。那些稻子、麦子、水果、农作物，还有村里面的那些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才是跟我有关系的。有一次，我们在潮汕拍摄时，拍到了一个网友的爷爷，他特别感动，因为一年到头，他也就见爷爷一次。对于很多在外工作的人而言，对家乡的认知已经缩短到春节那几天，不知道家乡的夏天是什么样子了。

2021年10月，广东梅州，站在稻田前的老人 图｜受访者提供

寻找

当你对现在的工作一点都不感兴趣，又知道了自己真正关注的地方在哪里时，你就必须要出发了。

贞贞那时说，出去搏一把吧，我们才27岁，离35岁还有几年，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回头再找个活干嘛。

2022年5月，我们辞职离开广州的城中村，落脚在她的老家——广东湛江的一个小镇上。那之后，我们贷款买了一辆小车，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路上。去南方我们开自己的车，去北方先走大交通再租车。我们基本上都开在村道、省道、国道上，不怎么上高速，这样可以随时停下来去跟地里的人聊天，比如说，地里主要种什么？收益怎么样？

我们会根据卫星地图，看哪里有山、河、丘陵、森林、耕地。我们了解一个地方的方式，不是看它的城市里建了什么，而是它的地里种了什么。前后5年时间，走过了全国超过1100个村镇的水田、鱼塘、旱地、果园，采访了1000多位操着不同口音的农民。

我们首先去的是广西。2022年8月，我在广西河池大化县的红水河边，遇到了两位70岁左右的大叔。年轻时，他们都在广东打过工，一个在东莞做玩具，一个在深圳拉石头，直到年纪大了回老家。

开始的拍摄很随机，没有预设选题，也不知道下一个采访的会是谁。但随着走的地方越来越多，会自然地发现当下村镇的一些特点和共性。在此后的两年间，我们在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西的村镇总是听到跟这两个大叔相同的人生经历：年轻时进城务工，60岁之后返乡务农。

在湖南永州的烟田里，我们遇见一位66岁的大叔。他之前在武汉打工，盖房子、修堤坝，都是卖力气的活，但过了60岁，老板就不喊他了。回到家里，他并不给自己种地，他的田租给了承包户种烟叶，自己再给承包户“打工”，平均下来一个月就工作几天，每天8小时赚140元。

2024年3月，福建莆田，连片平整土地中间的“钉子田” 图｜受访者提供

那他们为什么要把地承包出去？

在云南一个大叔告诉我，承包地的老板开价一亩地一年1000多元的租金，如果自己种的话，辛苦一年也就挣这么多钱。而且在一些旱涝等极端天气下，地里的粮食可能也会挣不上钱，作为一个小农户，这些风险是难抗的。

关于这种“必然性”，我们在西南山地、华北平原、东北黑土地上也感受到了。广西大化县红水河边的大叔说，以一亩地玉米为例，除去种子、农药、化肥加起来的成本，风调雨顺时种一季的纯收入在800元到1000元之间。但这并不包括农民自己的人工成本。

在华北平原石家庄正定县，一个玉米收购商告诉我，虽然在这里种玉米比在广西的山地里轻松多了，可以靠机械，但人均也就一亩地，想要靠种地挣钱，必须要靠大规模承包地。所以这一带的农民，绝大部分都把地租给承包大户或是农业公司，自己则外出打工。

在地广人稀的东北，齐齐哈尔拜泉县的一位80多岁的老人有50亩黑土地，因为东北机械化程度高，他可以顾得过来这50亩地，一半种玉米，一半种大豆，在没有旱涝的情况下，一年纯收入3万多元，但依旧很难维持几口人的生计。他的子女中没有人留在这片黑土地上，全都出去打工了。

在粮食之外，我们还做了一个系列纪录片《中国经济作物观察》，我们去采访了全国各地种荔枝的老农、茶农、挖藕人、种甘蔗的农民等等，我们发现，这些种植经济作物的个体小农同样也要靠“老天爷赏饭吃”和看市场，在缺乏资金、技术和销售渠道时，他们难以和农业公司竞争，在老人种不动之后，大部分人会选择把家里的土地承包出去。

2024年3月，我在福建莆田看见了一大片正在平整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中，有一块小小的“钉子田”——老人仍在这块自家的地上种蔬菜。但周围大部分村民，都以一亩一年600元到800元的价格把土地承包给了种植大户或是农业公司，用机械进行规模化耕种。

在农业转型的过程中，当年轻人离开土地，这个老人的“钉子田”可能也终将落幕。

2025年4月，湖南岳阳，使用传统“牛耕田”的八旬老人

去哪里？

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每年春天，在湖南邵阳的村子里，爷爷都会去借村里人的水牛，给我们梯地上的那片水田犁地，然后再把育好的秧苗插到田里，种水稻……

我寻找和记录这些农民，其实也是在“寻找”和重新理解我的爷爷奶奶。这是我后来才发觉的。我对爷爷奶奶有很深的情感上的联结，但并没有机会去真的去了解和理解过他们。

在跟这些老人交流时，当他们给我讲自己从前的经历、生活的处境和担忧时，我会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的爷爷奶奶，他们就像是一块块的拼图，把爷爷奶奶的人生经历通过他们的视角给拼凑起来了。

所以，我会对这些田地里的老人感到很亲切，也会对他们的处境共情。奶奶去世时，我大四，马上就能挣到钱，对她好了，但还是没有等到。所以，我很希望现在还在的这些农民能被更多地看到，得到更多的关照。这也成为我做《遇真纪事》最重要的原动力。

我们也经历过做不下去的时候。2022年8月，在辞职三个月后，我们一直在负债，没有任何收入，觉得没办法了，商量着再做完一集就回城市干活了。在给这一集写稿的时候，想起那段时间在路上拍摄的感受，就有很多话想说，尤其是关于农民的。

那一集让《遇真纪事》的粉丝跃升到10万，它把要放弃的我们给救回来了。

我们不想去美化农村，就像我们印在T恤上的那句：山水没有诗意，田园没有牧歌。可能你偶尔种一天地，会觉得跟土地亲近真好，农作真好，但当你种一个月，体感温度超过40度，还会不会觉得美好和诗意呢？

我们要做的是呈现“日常化”的农村。从种地、打工、收入，到气候、家庭、教育，当事情落在村镇身上时，我们都想去做记录。

2024年12月，某希望小学停办后荒芜的足球场 图｜受访者提供

这五年，当去过了很多省份的村镇之后，我们会做一些总结性的选题。比如说《2025农村希望小学纪实》，从2024年开始，我们走访了安徽、湖北、江西、广东、广西的70所希望小学。截止到2023年底，全国共援建希望小学2万多所，它一直是一束光，照亮着无数农村孩子的求学路。但是在目前生源减少、撤点并校的时代趋势下，越来越多村子里的希望小学已经或正在走向停办。还在坚持的，学生人数也普遍从三四百锐减到不足百人，多数学校只能先取消高年级作为缓冲，尽量让低龄农村儿童长大些后，再走向更远的上学路。

事实上，但凡有点条件的村民都会选择把孩子送到镇上或城里上学，实在没有办法了才留在村里。我们遇到过很多乡村老师，他们可能在村小教了十几年的书，用自己的努力照顾着还在留村的孩子，但他们不会选择把自己的孩子放在村子里读书。

村小撤并后，由于很多儿童的父母在外务工，祖辈年纪又大了，没办法每天接送，很多孩子早早就开始了寄宿生活。我在安徽六安金安区翁墩乡的一所希望小学看到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这所学校做了两件事，一是安排了两辆校车，接送离学校远的孩子，二是有午托一小时和放学一小时后的辅导作业。如果这两件事推广开来，也许会很有助于农村留守儿童的上学和成长，也解决了老人的接送负担。

在这次长期的走访中，有一个画面让我印象深刻——在安徽六安裕安区平安希望小学教学楼上写着五个大字：留守不失守。

我们希望能把这些真实的村镇日常客观呈现出来，不管是对老人的关照，还是对留守儿童的守护，这些都需要先被看见，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让被忽视的得以被看见，因为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那我们自己呢？逃离村镇入城又返村后，成为回到土地上的年轻人了吗？

赵玉顺和贞贞 图｜受访者提供

我们也面临困境。

困境从我们开车返村的那一刻就开始了。三年前的5月，当我们开着租来的小轿车快到贞贞老家的小镇上时，她在马路边上把车停了下来，说要等天黑再回去。因为当时又不是过年，你还把锅碗瓢盆、油盐酱醋都带回来了，村里那些看着她长大的人就会觉得很奇怪，议论你是不是在城市里混不下去了，是没有能力、没有出息才回来的。

我们不出去外拍时，就待在镇上。这个镇非常小，你可以理解为村。渐渐地，周围的人也开始对我们嘘寒问暖、旁敲侧击：是不是患病了？要锻炼身体，旁边有中药铺，可以喝点中药。有一天贞贞的姨婆还过来找她说：镇上超市在招收银员，你要不要去试试？每个月1800块，要懂打电脑，站着收银就行了，你绝对比那些四五十岁的大妈更有竞争力。

贞贞说：原来在他们看来，我们就是无业游民。有一阵子我们在搬运装节目周边物品的箱子，他们以为我们已经转行做快递了，说：他们好辛苦。

我们返乡了，但我们真的回来了吗？我们确实生活在这里，但我们的劳动生产关系不在这里，我们不种地，不开商店，也不在这里有工作，更像是村里的数字游民，只不过人家去的是大理、清迈，我们去的是村镇而已。

在村镇里生存并不比城市里容易，甚至要更难。如果你没有资金、渠道、技术，可能很难找到一条真正扎根在这里的路。

这些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也是我们要继续去记录的原因。

对于村镇、田地、农民，我们还有话想说，还有情感想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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