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利用AI「复活」逝去的父亲，完成了一场横跨二十年的对话

仇晟曾是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学霸，在脑机接口与基因图谱的探索中触摸生命的奥秘；如今，他转身成为镜头后的追光者，于虚实交织的光影间缝合情感的缺口。这位游走于理性与感性边界的导演，借一部关于AI与逝去父亲的电影，完成了一场横跨二十年的对话。

由仇晟执导的国内首部AI题材电影《比如父子》于12月6日开始上映，影片获得了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艺术贡献奖。仇晟1989年12月出生于杭州，从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毕业后，他选择奔赴香港浸会大学攻读电影专业硕士学位。2018年，他凭首部电影长片《郊区的鸟》入围第71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当代电影人单元金豹奖，并获得第12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剧情片奖。2021年，其执导的短片《生命之歌》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真人短片奖。

新片《比如父子》正是他理性科学与感性艺术的终极交汇点。影片讲述了一个儿子利用AI技术“复活”逝去的父亲，从而展开一场跨越二十年时空对话的故事。这不仅是电影题材上的创新突破，更是仇晟用自己独特的生命经验——在精密仪器与情感影像之间，完成的一次深刻私人的表达。他试图用最前沿的科技语言，去缝合人类最古老的情感创口。

《比如父子》不仅关乎科技，更关乎一场迟来的情感共振。当生命被数据重构，那些未曾言说的记忆与遗憾，在虚拟与真实的缝隙间重新连接。仇晟将电影作为实验室，以AI为媒介，完成的不仅是对父亲的回望，更是一次对自我根源的深刻辨认。

《比如父子》

成为与父亲正式告别的一场仪式

作为国内首部聚焦AI与亲情的科幻作品，《比如父子》打破了传统亲情片的叙事边界，将科幻想象与现实情感深度交融。影片中，主人公邹桥始终无法释怀父亲的骤然离世，那些未说出口的牵挂、来不及弥补的遗憾，成了他心中难以愈合的伤口。直到人工智能技术为他这份执念打开了一扇门。邹桥开发了一款AI拳击教练，通过输入父亲传授的拳击口诀和经验，让父亲以“数字形态”重新回到身边。这不是惊悚悬疑的人机博弈，也非天马行空的科幻奇观，而是一场关于“告别”与“重逢”的温柔探索：当思念有了具象载体，当“重逢”借助科技实现，我们与逝去亲人的联结，是否能跨越生死的界限？

《比如父子》的故事，始于仇晟埋藏多年的执念。影片开场，主人公邹桥在父亲的葬礼上失语，那正是仇晟十五岁时的亲身经历。“中考结束后，母亲才告诉我父亲已经去世。家人为了让我安心考试，隐瞒了一切。在葬礼上，我因情绪失控逃离现场，这个遗憾一直萦绕心头。”

仇晟向记者坦言，他关于父亲的记忆是朦胧的。“就像隔着一层雾，又像望着一片云。”他解释道。由于父亲早逝，加之童年不常与父母同住，初中起便开始住校，父子间真正相处的时光被压缩得极为短暂。因此，父亲离开后，那份存在心底的印象虽挥之不去，却始终难以凝结成一个清晰、具体的形象。

而拍摄这部电影的过程，也是仇晟重新认识父亲的过程。在拍摄前的准备中，他翻箱倒柜地整理家里的旧物，意外发现了父亲在上世纪80年代写的一本日记。那本日记真诚详细地记录了父亲的生活、工作、情感，甚至还会穿插一些当时的新闻。阅读它，如同触摸到了父亲生活的切片，也让仇晟第一次清晰地看到，自己与父亲之间在性格与行为模式上竟存在着如此多的相似——有些浪漫，有时又难免有些自恋，沉溺于自我。

在剪辑阶段，这种重新理解达到了顶点。仇晟坦言，拍摄期紧张忙碌，来不及消化情感；反而是在后期，一遍遍梳理片中父子关系时，他才同步理清了自己与父亲的过往。记忆中的那片“云雾”渐渐聚合成形——他开始理解父亲为何时而严厉甚至暴烈，时而又格外关切开明。他推想，这或许源于父亲自身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也可能与父亲早已察觉却未曾明说的病情有关；是疾病，让他时而阴郁，时而温柔。

这个过程中，一个关于电影结局的关键决定，成为了仇晟个人情感上的分水岭。影片原本的结尾，是AI父亲化作了真人，与儿子展开了一场仿佛永无止境的搏斗，但在剪辑过程中，他和剪辑师共同意识到，是时候让这场纠缠落幕了。他们毅然决定剪掉这个结尾。最终，片中的儿子以一种更为轻盈的姿态，选择了放下。就在做出这个决定的那一刻，仇晟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也释然了，他的心里暂时放下了父亲，这部电影，成为了他与父亲正式告别的一场仪式。

剧本与AI共同成长的探索之旅

《比如父子》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仇晟透露，这部电影的剧本创作最早可以追溯到2018年，然而，与最终呈现在大银幕上的故事截然不同的是，那个最初的版本与AI毫无关联，“与当下核心情节完全不同，只是个故事雏形。”

转变的节点发生在2020年，仇晟看到了一则关于一位韩国母亲利用VR技术与逝去女儿重逢的新闻，这则新闻深深地触动了他，并为他提供了全新的创作灵感。正是从那时起，他才萌生了将AI元素写入剧本的想法，故事的走向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随着AI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爆发式发展，仇晟也积极地投身其中，开始亲身试用各类AI软件与应用。这种持续的、第一手的体验，让他对AI的认知不再停留在抽象概念或新闻报道上，而是拥有了真实的感受，他将这几年间使用AI的种种体会和感悟融入了剧本的修改之中。

仇晟介绍说，他并没有采用那种先确立主题，再围绕其组织论据的“论文式”创作方法。相反，他将整个创作过程——从剧本写作到拍摄，再到至关重要的剪辑阶段，视作一个探索“研究课题”的过程。他先是提出了一个关于人与AI、与逝去亲人如何重新建立连接的“课题”，然后通过电影的实践去不断地研究、验证和感受。最终，那个最核心的主题思想，是在全部素材拍摄完毕，并在剪辑台上经过反复审视和提炼之后，才逐渐清晰并确定下来的。电影的最终形态，便是这场探索所得到的答案。

有趣的是，电影12月6日上映的这个档期，也是Deepseek给出的建议，仇晟笑说他和团队就这么愉快地采纳了。

仇晟说他们还发起了一项面向公众的AI征集活动，主题为“用AI与你重逢”，邀请观众们使用AI技术来修复或活化家中的老照片，让那些许久未见的亲人或朋友的影像，能够以新的方式“活动”起来，重现当年的生活场景，或创造一种崭新的情感连接。“我找出了童年时与父亲在动物园的合影，我给AI的指令是：请让右边那个小孩长大，长得跟爸爸一样高。”让仇晟觉得有趣的是，AI的办法是让照片中四岁的小仇晟，站在了石头上，达到了与父亲并肩的高度。这一有些出乎意料的结果，让仇晟看到了AI在情感表达上的另一种可能。他意识到，AI并非冰冷的工具，它似乎能够以一种独特的、带有创造性的方式，来阐释甚至解决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需求。“这个过程还挺有意思的，AI仿佛能够理解指令背后未言明的情感渴望，并以一种超越常规逻辑的方式给予回应。”

仇晟希望借这部电影唤起观众的思考：当科技让我们得以“重现”逝者，这究竟是一种疗愈，还是一种更深的执念？在他看来，AI的确能部分填补情感空缺，但这种慰藉本身是双刃剑——它在给予慰藉的同时，也可能让人更深地陷入对逝者的执念之中。

因此，仇晟认为我们不应过度依赖甚至迷信虚拟技术。在他看来，人们不应该将AI创造的形象真正视为逝去亲人的替代品，他主张一种更为理性且健康的关系，即“可以把它当成伙伴，或者朋友，但不要将其视为亲人的替代品”。仇晟认为让AI过度地“人格化”，去冒充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或者将其变成某个人的专属情感宠物，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发展方向。“AI的潜力不在于完美模仿人类，而在于以其独有的思维，去做人类做不到的事——而非困在一个拟人的外壳里。”

最大的挑战来自

如何呈现人与AI在虚拟空间中的交互

《比如父子》的拍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如何呈现人与AI在虚拟空间中的交互。仇晟坦承这部分戏“其实还是蛮难的”。因为在实际拍摄时，饰演儿子的演员身处现实空间的布景中，而“父亲”则存在于一个完全虚拟、由后期构建的环境里，两位演员常常需要对着空气表演，这使得情感的投入变得异常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仇晟会在拍儿子的戏份时，让扮演父亲的宋洋在现场的某个角落，对着饰演儿子的演员孙宁所在的方向与其互动，让他们能产生真实的交互感。

另一大挑战则来自于拳击等动作场面的拍摄。与仇晟前作《郊区的鸟》中自由即兴的长镜头风格不同，此次为了确保演员的安全并提高拍摄效率，大量的动作戏份必须事先进行严格的设计和反复的排练。仇晟说这是一个“更复杂的工程”。在按照预定动作拍摄的同时，如何还能让演员的表演保持新鲜的情感与生命力，这便成了“难上加难”的事情。

此外，《比如父子》获得了法国方面的投资，后期制作在法国马赛进行了一年多。这段经历让仇晟切身感受到中法电影理念的碰撞。最直接的差异体现在对故事的理解上：“法国制片人看完剧本就说，法国人不会想复活父亲，要复活也是复活恋人或者孩子。”这让他意识到，用AI复活父亲这一核心设定——“其实是非常东方的，也很有意思”。

在制作中，文化差异也体现在剪辑理念上，仇晟感到法国剪辑师的风格更为直接，无论是人物态度还是情节转折；而他更想保留许多“将说未说的东西”，注重含蓄的微妙瞬间。

面对这些分歧，仇晟说最终的解决方式是相互说服、彼此融合。“有些是他们说服我，有些是我说服他们。这本身也是一次中西文化在创作中的磨合。”

将拍电影比作“做研究”

写剧本更像提出问题

仇晟的高考第一志愿本是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但在高考前，热爱电影的他曾萌生报考电影学院的念头，却因已错过艺考而作罢。选择生物医学工程，与父亲因肺癌去世直接相关。“我当时很痛恨癌症，想攻克这个难题。但临床医学要读八年，太久了，所以选了四年的生物医学工程。”

进入清华后，他开始用单反拍摄低成本短片，这成了他通往电影的秘密通道。首部短片便在中国传媒大学影展获奖，“后来我就义无反顾地抛下生物医学工程，去香港浸会大学读电影了。”

在香港浸会大学的学习让仇晟对电影有了系统认知。“训练非常全面，导演、编剧、摄影、录音、剪辑、调色都要学。”他在不同剧组轮岗过所有职位，这使他能更敏锐地感知“摄影或声音可以如何调整得更好”。

在香港学电影，仇晟更收获了独特的空间叙事课。“这座城市教会我拍电影。”他解释说，香港狭小的居住环境迫使拍摄必须找到“唯一的解决方案”——机位必须精确，才能让故事清晰呈现。这种“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经历，训练了他在有限空间里有效叙事的能力。

理工科背景也深刻塑造了他的创作思维。他将拍电影比作“做研究”：“写剧本更像是在提出一个问题。”这种研究式创作意味着，主题往往不是事先确定的，“很多时候电影要表达什么，是在我全部拍完之后才真正清晰。”

但他并非只依赖理性框架，仇晟同样拥抱拍摄中偶然迸发的“那些随机而美妙的东西”。在他看来，灵感并非凭空降临，恰恰需要“强烈的好奇心”和“认真的态度”作为土壤，唯有在此基础上，感性瞬间才会闪现，并被敏锐捕捉。理性与感性，在他这里并非对立，而是相互成就。

电影在上影节放映后，曾有观众认为影片过于沉浸于个人情绪。对此，仇晟觉得，问题或许不在题材的“私人”，“越私人的东西其实越公共，”他始终相信，关键在于能否做到足够具体与细腻。而某些段落之所以给人以“沉溺”之感，他反思，可能恰恰源于自己当时“观察或分析得还不够透彻”，亦即“不够清醒”。

他举了一个具体例子：片中父亲查出癌症后，仍装作无事发生，继续带孩子练拳。如今他觉得这场戏“拍得简单了”。当一个人身体出现重大问题，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应受到影响；作为儿子，也应能捕捉到父亲态度中那些细微的变化。这些更复杂的心理层次与肌理，“还是没有拍清楚”，他坦言有些遗憾——若能以如今更清醒的视角重拍，这里本可以更深刻。

对仇晟而言，最害怕的不是差评，而是无声。“我其实怕的是电影上映后毫无声响，害怕大家觉得这部电影跟他们的生活无关，我期待观众多样的、深刻的反应。”仇晟表示，无论是感到快乐，还是激起某些回忆，有些愤怒或者难受等等，这些真实的情绪波动都是有意义的，“我看重的是电影能否在观众内心激起涟漪，能否与他们自身的生命经验产生共鸣。”

心态经历了从焦灼到平和的转变

仇晟表示，自己仍然关注生物医学工程领域，“最近关注还增多了，特别是看到脑机接口等技术真的可以介入人的生活。我以前的老师正在从事相关应用，例如帮助高位截瘫患者通过脑机接口重新控制肢体，这种前沿发展让我觉得可以用神奇来形容。”他透露，自己正在创作一个与脑机接口相关的科幻剧本。

谈及AI对电影带来的改变，仇晟认为其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对电影美学产生深远影响。“我个人日常就在接触和使用AI，思维方式已经被其塑造。因此，即便未来的电影不直接应用AI技术，创作的布景倾向、视觉风格也可能不自觉地向AI的美学靠近。”

对于AI技术与人类电影创作之间的关系，仇晟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当AI在制造视觉奇观或生成单人场景方面愈发强大时，电影人更应该回归到人类最本质、最独特的优势上来。在他看来，AI目前在处理多人场景、表现复杂的肢体接触与交互方面，做得并不够好。因此，人类电影的未来，或许应更专注于挖掘和表现那些最基本的人类元素，比如真实的眼神交汇、充满情感的肢体碰撞。这些人类最原始的连接与交互，正是电影艺术在面对技术浪潮时，最应坚守与深挖的珍贵领地。

仇晟表示，自己并不后悔放弃生物医学工程，他将在理性与感性的边界，以电影为媒介持续追问。他坦言自己的心态已从焦灼走向平和，“前两年其实比较着急，总觉得第二部作品迟迟没出来。但到了今年，反而不焦虑了。”专注于当下，一部一部地创作，这种“不再渴求更多”的平静，成了他在行业起伏中自我安顿的方式。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领奖时，仇晟曾引用李白《月下独酌》中的“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来告慰父亲，那是对跨越生死对话的浪漫遥望。如今电影上映，当被问及若再选一首诗描述此刻心境，他想了想说：“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至此，漫长的告别终抵释然的彼岸，仇晟选择以一种更轻盈的姿态，走向未来。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编辑/张嘉

排版/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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