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李斯老师谈“沙丘之谋”的历史书写及相关问题

本文转自“先秦秦汉史”，载孙兆华、邱文杰、王泽主编《业帝：秦兴亡史研究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题作——“沙丘之谋”的历史书写及相关问题——以《史记》与《赵正书》的叙事异同为中心，以刊出本为准。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摘要

位于今河北广宗境内的沙丘平台，不仅是燕赵区域文化的一处代表遗址，而且是历代帝王行迹的历史见证。“沙丘之谋”在传统历史书写中被描述为一场“政变”，但有关观点受到新近刊布的部分简牍材料的挑战。传世文献与新出简牍有关“沙丘之谋”的历史叙事呈现明显差异，其原因可能源自秦汉时人对秦始皇与秦政的评价标准的不同，也体现执政理念与政治文化的变化。李开元先生首倡“3+N”的历史学知识构成论对于理解《史记》与《赵正书》中有关“沙丘之谋”的不同历史叙述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史记》 《赵正书》 沙丘 秦始皇 历史书写 《业帝：秦兴亡史研究论集》专辑

位于今河北广宗境内的沙丘平台，不仅是燕赵区域文化的一处代表遗址，而且是历代帝王行迹的历史见证。其中尤为治秦汉史学者所熟知的，当属秦始皇在最后一次出巡途中“崩于沙丘”，由此引发秦王朝统治阶层一系列的复杂政治斗争和剧烈政治动荡，秦帝国也迅速由盛转衰，直至二世而亡。传世文献与新出简牍有关“沙丘之谋”的历史叙事呈现明显差异，其原因可能源自秦汉时人对秦始皇与秦政的评价标准的不同，也体现执政理念与政治文化的变化。

01沙丘：见证帝王末路的历史舞台

位于今河北广宗境内的沙丘平台，不仅是燕赵区域文化的一处代表遗址，而且是历代帝王行迹的历史见证。《史记·殷本纪》可以看到“帝纣”对于沙丘的经营，“沙丘苑台”也成为历史上著名的“酒池肉林”故事的演出舞台：

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冣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1］

关于“沙丘苑台”的具体地理信息，《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沙丘台在邢州平乡东北二十里。《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2］客观地说，帝纣并非无能之辈，却最终身死国灭，与其自负才力“矜人臣以能”“好酒淫乐”等荒唐行为不无关系。《史记·殷本纪》在引述“为长夜之饮”等荒淫行为之后，又提到由此导致的恶劣政治影响：“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帝纣滥用刑罚、任人唯亲等不当举措，甚至引发“殷人弗亲”和“诸侯以此益疏”等严重后果。帝纣“益广沙丘苑台”“皆为离宫别馆”等行为固然是其聪明才智的表现，但其实暗中敲响了灭亡的丧钟。

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后世对于“帝纣”的历史功绩及其评价一直存在不同看法。例如，子贡就曾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三代以降，历代典籍不乏对于商纣王荒淫无道、终以此覆国的负面评价，相关经验及其教训也成为统治阶层的历史镜鉴。顾颉刚曾对有关殷纣之恶七十事详加考证，认为在《尚书》中殷纣之罪仅有六条，其中“最大罪名是酗酒”，由此罪名逐渐延伸扩展，至西汉“他的罪恶的条款因年代的更久远”而“层累”到二十二条，至晋皇甫谧作《帝王世纪》再新增十条，殷纣之罪行简直“已经充类至尽”，由前至后，计达七十条之多。［3］他指出“纣之不善”“天下之恶皆归焉”的历史形象建构其实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层累”过程，值得相关研究者予以重视。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西汉时“中山地”民风：“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4］司马迁笔下“中山地”“相随椎剽”“作巧奸冶”等不良风习，以及女子凭借“游媚富贵”以“入后宫”“遍诸侯”等社会现象，似乎都隐约透露出与“沙丘纣淫地余民”的历史渊源。至西晋皇甫谧撰《帝王世纪》，也说“纣自朝歌北筑沙丘台”，导致“至今民俗歌谣，男女淫纵，犹有纣之余风，世称赵女之美是也。”［5］《太平寰宇记》述及卫州风俗，引《十三州志》云：“朝歌，纣都，其俗歌謡，男女淫纵，犹有纣之余风存焉。”［6］可知汉宋间人对于“纣之余风”间接作用于赵地民风民俗的历史认识，似乎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层累”说的影响。

商纣王覆亡之后，又一位在沙丘留下历史印迹的是战国雄主赵武灵王。《史记·赵世家》记载了赵武灵王“饿死沙丘宫”的悲剧故事：

主父及王游沙丘，异宫，公子章即以其徒与田不礼作乱，诈以主父令召王。肥义先入，杀之。高信即与王战。公子成与李兑自国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难，杀公子章及田不礼，灭其党贼而定王室。公子成为相，号安平君，李兑为司寇。公子章之败，往走主父，主主开之，成、兑因围主父宫。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兑谋曰: “以章故围主父，即解兵，吾属夷矣。”乃遂围主父。令宫中人“后出者夷”，宫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余而饿死沙丘宫。［7］

以“胡服骑射”著称，勇武过人的赵武灵王在安排继承人问题上却颇为幼稚，缺乏政治家应有的深谋远见。秦汉以降，多以此为鉴。《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载范睢说秦昭王：“李兑管赵，囚主父于沙丘，百日而饿死。今臣闻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华阳、泾阳佐之，卒无秦王，此亦淖齿、李兑之类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国者，君专授政，纵酒驰骋弋猎，不听政事。其所授者妒贤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为主计；而主不觉悟，故失其国。”［8］关于一代雄主赵武灵王悲剧人生的谢幕原因，后世多归结为其废长立幼，用人失察。《史记·赵世家》又说：“是时王少，成、兑专政，畏诛，故围主父。主父初以长子章为太子，后得吴娃，爱之，为不出者数岁。生子何，乃废太子章而立何为王。吴娃死，爱弛，怜故太子，欲两王之，犹豫未决，故乱起，以至父子俱死，为天下笑，岂不痛乎！”［9］赵武灵王因宠爱吴娃而立其子，却又对故太子心有愧疚，“欲两王之”的犹豫心态或许才是“父子俱死”“为天下笑”的深层原因。西汉刘向《列女传》卷七《赵灵吴女》也有论说：

主父游沙丘宫，章以其徒作乱，李兑乃起四邑之兵击章，章走主父，主父闭之，兑因围主父宫。既杀章，乃相与谋曰：“以章围主父，即解兵，吾属夷矣。”乃遂围主父，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乃探雀鷇而食之，三月余，遂饿死沙丘宫。诗曰：“流言以对，寇攘式内。”言不善之从内出也。［10］

所谓“不善之从内出也”语意似更近于因“宫内”争权夺利、废长立幼等“内乱”而导致“不善”后果发生。《后汉书•文苑传上》也可见东汉文人对于“赵灵沙丘”的评述：

暴辛惑妇，拒谏自孤。蝠蛇其心，纵毒不辜。诸父是杀，孕子是刳。天怒地忿，人谋鬼图。甲子昧爽，身首分离。初为天子，后为人螭。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礼，而竞奖以权。先笑后号，卒以辱残。家国泯绝，宗庙烧燔。末嬉丧夏，襃姒毙周，妲己亡殷，赵灵沙丘。戚姬人豕，吕宗以败。陈后作巫，卒死于外。霍欲鸩子，身乃罹废。［11］

值得注意的是，东汉崔琦所作《外戚箴》明确把“妲己亡殷”与“赵灵沙丘”相提并论，或许不仅是有感于现实政治问题的急切，同时也反映出沙丘在汉代政治文化中的独特象征意味。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的书写中，沙丘既是昏君纵欲的代表性意象，也象征着君王折戟沉沙的伤心之地。”［12］这一历史认识既切合事实，又富于启示意味。

02秦始皇“崩于沙丘”与帝国局势动荡

秦始皇晚年痴迷求仙，巡游无度，不仅因此积劳成疾，而且竟然在途中“崩于沙丘”。《史记·秦始皇本纪》对此记载较为详细：

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为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棺载辒凉车中，故幸宦者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辒凉车中可其奏事。独子胡亥、赵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其赐死。语具在《李斯传》中。［13］

对于秦始皇病逝于“沙丘平台”的具体地理位置，徐广注：“年五十。沙丘去长安二千余里。赵有沙丘宫，在巨鹿，武灵王之死处。”《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沙丘台在邢州平乡县东北二十里。又云平乡县东北四十里。”按：始皇崩在沙丘之宫，平台之中。邢州去京一千六百五十里。［14］秦始皇在最后一次出巡途中“崩于沙丘平台”，不仅直接导致“秦帝国最高执政者继承人选择”的政治局势动荡，［15］而且引发足以影响秦帝国发展态势乃至后世历史进程的“沙丘之谋”事件，《史记·蒙恬列传》记载道：

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会稽，并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还祷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群臣莫知。

是时，丞相李斯、公子胡亥、中车府令赵高常从。高雅得幸于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为己也，因有贼心，乃与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阴谋，立胡亥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赐公子扶苏、蒙恬死。扶苏已死，蒙恬疑而复请之，使者以蒙恬属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为护军。［16］

有学者提出，赵高、秦二世等人“沙丘之谋”后对宗室、大臣的清洗，是继秦始皇“焚书坑儒”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对秦王朝精英人才的逆淘汰，经过这一波逆淘汰，“秦朝体制内的几乎所有精英人物，从睿智贤明的皇位继承人、最忠心皇室的嬴氏兄弟姊妹，到眼界高远、谋略出众的政治干才，再到智勇兼备、战胜攻取的军事将领，无不被淘汰出局”，“秦朝的灭亡之势已经不可逆转了”。［17］

“沙丘之谋”或许由于其特殊的隐秘色彩被后世贴上“阴谋论”之类的标签，“沙丘之变”也成为汉代以降史官文士笔下值得警醒的历史镜鉴。《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载“广陵思王荆”在光武帝“崩”后所作蕴含谋逆图谋的“飞书”：“愿君王为高祖、陛下所志，无为扶苏、将闾叫呼天也。”李贤注：扶苏，秦始皇之太子。将闾，庶子也。扶苏以数谏始皇，使与蒙恬守北边。始皇死于沙丘，少子胡亥诈立，赐扶苏死。将闾昆弟三人囚于内宫。胡亥使谓将闾曰：“公子不臣，罪当死。”将闾乃仰天而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无罪。”昆弟三人皆流涕，伏剑自杀。事见史记。［18］《后汉书·李固列传》载冲帝崩逝后，梁太后以地方强盗横行，“恐惊扰致乱”为由“欲须所征诸王侯到乃发丧”，但李固等人为避免“沙丘之谋”重演而断然提出反对意见：“帝虽幼少，犹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动，岂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亡于沙丘，胡亥、赵高隐而不发，卒害扶苏，以至亡国。近北乡侯薨，阎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秘，遂有孙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极力主张推迟发丧是“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甚至可能导致“亡国”的严重后果。“太后从之，即暮发丧”，一定程度上使得东汉王朝免于重蹈“沙丘之变”覆辙。［19］《晋书·段灼列传》也说秦始皇“道化未淳，崩于沙丘。胡亥乘虐，用诈自娱，不能弘济统绪，克成堂构，而乃残贼仁义，毒流黔首”，对于“速秦之祸”的具体原因，明确指出是“邪臣擅命”“指鹿为马”，或许也体现出“沙丘之谋”与“沙丘之变”足为最高统治者戒惧的历史认识。［20］唐人韦楚老《祖龙行》：“黑云兵气射天裂，壮士朝眠梦冤结。祖龙一夜死沙丘，胡亥空随鲍鱼辙。腐肉偷生二千里，伪书先赐扶苏死。墓接骊山土未干，瑞光已向芒砀起。陈胜城中鼓三下，秦家天地如崩瓦。龙蛇撩乱入咸阳，少帝空随汉家马。”如果抛开文学上的夸张与渲染色彩，可以看到“祖龙一夜死沙丘”实际与“秦家天地如崩瓦”确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唐人罗隐《秦纪》：“长策东鞭极海隅，鼋鼍奔走鬼神趋。怜君未到沙丘日，肯信人间有死无？”虽未直接提及“沙丘之谋”，但似乎也隐约流露出人事未尽，却偏信鬼神的负面评价。

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途经沙丘，或许与其“姓赵氏”有一定联系。至于其是否了解赵武灵王因废长立幼而导致“内乱”的悲剧故事，已难于确知。但其“崩于沙丘”所引发的帝国统治阶层与政局剧烈动荡，却又是殷鉴不远，发人深省。黑格尔《历史哲学》写道：“人们惯于以历史上经验和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这段话后来常被简化成：“人类从历史当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会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杜牧《阿房宫赋》：“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其中蕴含的思辨光芒与历史眼光又是发人深省的。

03《史记》与《赵正书》的叙事异同

有关“沙丘之谋”的传世文献记载，主要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史记·李斯列传》，相关文字或有些许差异，但其基本叙事框架并无二致。因此，“沙丘之谋”在传统历史书写中就被描述为一场“政变”，秦二世胡亥即便不是有心“阴谋篡位”，也难免“得位不正”之嫌。历代学者于此多有阐释发挥，绵延千载，几成定论。然而，上述观点受到新近刊布的部分简牍材料的挑战，最具代表性的当属2013年在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发现的“秦二世元年甲午诏书木牍”和2011年公布的北大汉简《赵正书》。时贤对此已多有研究，无疑将丰富和深化学界关于“沙丘之谋”及其具体细节的历史认识。

据相关整理者介绍，《赵正书》主要内容记述从秦始皇第五次出巡之死，到秦二世继位后诛杀诸公子大臣，直至秦亡国这段历史过程中，秦始皇、李斯、胡亥、子婴的言论活动，是一篇以对话为主要内容的著作。值得注意的是，《赵正书》的重点并不在于记载历史事件本身，而是以较大篇幅描述秦始皇临死前与李斯的对话、李斯被害前的陈词以及婴的谏言等，并偶有作者的感言，似为一种“以史为鉴”的叙事方式。《赵正书》内容与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李斯列传》、《史记·蒙恬列传》等记载部分相似，有些内容可对读，但两者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其成书年代可能在西汉早期。［21］《赵正书》的部分内容与《史记》中的某些记载相似，但在一些重大史事的记载上又存在较大差异。例如胡亥即位是始皇遗命，而非《史记》所说的阴谋篡位。

昔者，秦王赵正出游天下，还至柏人而病，病笃，喟然流涕长太息，谓左右曰：“天命不可变欤？吾未尝病如此，悲……”……而告之曰：“吾自视天命，年五十岁而死。吾行年十四而立，立卅七岁矣。吾当以今岁死，而不知其月日，故出游天下，欲以变气易命，不可于欤？今病笃，几死矣。其亟日夜输趋，至白泉之置，毋须后者。其谨微密之，毋令群臣知病。”

病即大甚，而不能前，故复召丞相斯曰：“吾霸王之寿足矣，不奈吾子之孤弱何。……其后不胜大臣之纷争，争侵主。吾闻之：牛马斗，而蚊虻死其下；大臣争，齐民苦。哀怜吾子之孤弱，及吾蒙容之民，死且不忘。其议所立。”

丞相臣斯昧死顿首言曰：“陛下万岁之寿尚未央也。且斯非秦之产也，去故下秦，右主左亲，非有强臣者也。窃善陛下高议，陛下幸以为粪土之臣，使教万民，臣窃幸甚。臣谨奉法令，阴修甲兵，饬政教，官斗士，尊大臣，盈其爵禄。使秦并有天下，有其地，臣其王，名立于天下，势有周室之义，而王为天子。臣闻不仁者有所尽其财，毋勇者有所尽其死。臣窃幸甚，至死及身不足。然而见疑如此，臣等尽当戮死，以报于天下者也。”

赵正流涕而谓斯曰：“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议所立。”

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顿首言曰：“今道远而诏期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可。”

《赵正书》所言始皇临终时命群臣“议所立”，并且对“请立子胡亥为代后”予以明确认可。湖南益阳兔子山出土的“秦二世元年甲午诏书”木牍明言秦二世“奉遗诏”即位：

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遗诏，今宗庙吏及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当除定者毕矣。元年与黔首更始，尽为解除流罪，今皆已矣。朕将自抚天下，吏、黔首，其具行事已，分县赋援黔首，毋以细物苛劾县吏。亟布。以元年十月甲午下，十一月戊午到守府。

然而，关于《史记》与《赵正书》记载不同之处，整理者已经有所发现，也得到研究者的一定关注。例如：《史记》与《赵正书》所说秦始皇生病处不同；《史记·秦始皇本纪》称此次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赵正书》则记载去疾为御史大夫，并与之同行，还与李斯共同建言立胡亥为太子；《史记·蒙恬列传》记载赵高及胡亥欲杀蒙氏兄弟，赵高之谗言及蒙氏兄弟的反驳陈词均不见于《赵正书》，《赵正书》所载子婴谏言篇幅则更长一些；《史记·李斯列传》所载其狱中上书与《赵正书》虽大致相似，但也有一定出入；《史记·秦始皇本纪》载赵高为子婴诱杀，《赵正书》却说其为将军章邯所杀。面对传世文献与出土简牍关于“沙丘之谋”记载的明显抵牾，学者众说纷纭，有的提出或可据此改写秦末政治史，有的质疑“沙丘之变”发生的真实可能性，有的建议重新评价李斯、胡亥等人的是非功过。值得重视的是，有学者基于史料的可靠性原则提出，《赵政书》的“性质是史书还是子书乃至于小说家言”不清楚，“似乎归属于小说家言的可能性更高”。［22］因此不能仅仅凭借两条新出简牍的部分叙述就彻底否定《史记》等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类似这样审慎的处理意见，值得相关研究者予以充分重视。

04“3+N”的历史世界

李开元先生首倡“3+N”的历史学知识构成论对于理解传世文献与出土简牍中有关“沙丘之谋”的不同历史叙述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指出：“历史学的三个基础世界可分为第一历史（史实）、第二历史（史料）和第三历史（史书），当然还可据此衍生出更多的历史世界，但总体历史真实程度呈现不断降低的趋势。”［23］有关“沙丘之谋”的历史真相，可以视为“史实”（第一历史）；出土简牍《秦二世元年甲午诏书》等记载，可以视为“史料”（第二历史）；传世文献有关“沙丘之谋”的记载，可以视为“史书”（第三历史）；其余衍生作品（文学、故事类等），可以视为第四、第五历史……等等。循此逻辑，汉代对于秦政与秦王朝的追述与评价，如“焚书坑儒”“沙丘之谋”与“沙丘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似乎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新的解说。

《赵正书》载秦始皇“病即大甚”之时复召丞相斯曰：“吾霸王之寿足矣”云云似不应出自始皇之口。《史记·秦始皇本纪》：“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后经始皇亲自裁断，确立“皇帝”作为至高无上的专用称谓。值得注意的是，《赵正书》所载“丞相臣斯昧死顿首言曰”“陛下万岁之寿尚未央也”等语明显不符合“皇帝”一词的特有语境。“万岁”本为先秦两汉时人常用语，人臣亦可称“万岁”，或为庆贺祝颂之词，或为帝王死之讳称，但似乎尚未发展到专指皇帝。《战国策·齐策四》：“（冯谖）驱而之薛，使吏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券。券徧合，起矫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赵翼 《陔馀丛考·万岁》：“盖古人饮酒必上寿称庆曰万岁，其始上下通用为庆贺之词，犹俗所云万福万幸之类耳。因殿陛之间用之，后乃遂为至尊之专称，而民间口语相沿未改，故唐末犹有以为庆贺者，久之遂莫敢用也。”《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 汉晋以降，帝王亦言“万岁”，但多为死之讳称。《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史记·梁孝王世家》：上与梁王燕饮，尝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因此，臣下当面称始皇“万岁之寿未央”，恐怕已触犯“始皇恶言死”的忌讳，更显出“吾霸王之寿足矣”等语的令人费解之处。

汉代以降有关“沙丘之谋”的叙事不仅带有明显神秘主义色彩，甚至多有牵强附会之举。其原因可能与汉代儒学取得“独尊”地位后，对于秦王朝的贬抑更多出于儒生之手有关。据整理者初步研究，《赵正书》抄写年代当晚于西汉文景至武帝早期，大致为武帝后期或昭帝时期，即西汉中期。其不以秦为正统意味明显，或许不仅由于秦二世而亡“去帝号”，也反映出西汉以降对秦始皇与秦政的评价存在一定偏差。有学者以为，《史记·秦始皇本纪》原篇名或应题为：《史记·秦始皇帝本纪》，［24］这与《赵正书》的命名指导思想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处。《论衡·实知》写道：

孔子将死，遗谶书，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谓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颠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其后，秦王兼吞天下，号始皇，巡狩至鲁，观孔子宅，乃至沙丘，道病而崩。又曰：“董仲舒乱我书。”其后，江都相董仲舒，论思《春秋》，造著传记。又书曰：“亡秦者，胡也。”其后，二世胡亥，竟亡天下。用三者论之，圣人后知万世之效也。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不案图书，不闻人言，吹律精思，自知其世，圣人前知千岁之验也。

其中有关秦始皇与“沙丘”的叙述，在东汉以来流行的纬书中或许已存在雏形：“驱除名政，颠倒吾衣裳，坐吾曲床，滥长九州岛，灭六王，至于沙丘亡。”［25］《异苑》也说：

秦世有谣曰：“秦始皇，何僵梁。开吾户，据吾床。饮吾酒，唾吾浆。飱吾饭，以为粮。张吾弓，射东墙。前至沙丘，当灭亡。”始皇既坑儒焚典，乃发孔子墓，欲取诸经传，圹既启，于是悉如谣者之言。又言谣文刊在冢壁，政甚恶之，乃远沙丘而循别路，见一群小儿辇沙为阜，问，云：“沙丘。”从此得病。

姑且不论有无必要，秦始皇是否曾因“取诸经传”而“发孔子墓”已难以确知，但将其至沙丘而亡视为“坑儒焚典”的直接恶果，却比较明显地出于后世儒生的义愤与建构。尤为可笑的是，作者竟然望文生义地将“沙丘”理解为“小儿辇沙为阜”。后世六朝小说则基本继承了这一叙事逻辑与基本框架：

秦世有谣云：“秦始皇，何强梁！开吾户，据吾床；饮吾浆，唾吾裳；餐吾饭，以为粮；张吾弓，射东墙；前至沙丘当灭亡。”始皇既焚书坑儒，乃发孔子墓，欲取经传。墓既启，遂见此谣文刊在冢壁，始皇甚恶之。及东游，乃远沙丘而循别路，忽见群小儿攒沙为阜，问之：“何为？”答云：“此为沙丘也。”从此得病而亡。或云：“孔子将死，遗书曰：‘不知何男子，自谓秦始皇。上我之堂，据我之床，颠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

将秦始皇描绘为一个“焚书坑儒”“发孔子墓”的文化专制暴君，却又恰巧合于孔子“遗书”“得病而亡”于“沙丘”，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东汉以降经学日益陷入神秘化和琐碎化的发展趋势。总之，从“3+N”的历史视角而言，“沙丘之谋”中心人物的言辞和活动已经消逝，后人不复得见，只能从残存的史料加以推测和复原。“第一历史”的真相可以不断逼近，但不可能完全达到。传世文献如《史记》的史源构成可能较为复杂，在没有更多资料以供参证的情况下，需要审慎地对待传世文献与出土简牍的相关记载。传世文献也包含“史料”，未必都应将其视为“史书”。同时，经科学发掘和整理的出土简牍固然可能包含更多“史料”，但也不宜一概而论。从历史书写和叙事风格来看，《赵正书》似乎很难称之为“史料”，而是带有战国秦汉子学特点的子书或“语”书。其中关于“沙丘之变”的叙述，总体可信度不如《史记》，恐怕更多地反映了西汉时人对“沙丘之变”的历史认识。秦二世“奉遗诏”即位或有一定历史根据，有学者以为此事与《史记》记载存在抵牾的看法，或许还可以再斟酌讨论。《赵正书》有多处文字与《史记》存在抵牾，其用语也不合秦代习惯，出于西汉时人的追述可能性更大。虽有一定史实记载作为根据，但本质上仍属于文学上的加工再创造。《赵正书》某些记载可能与《史记》有大致相同的史源，但其确切成书年代应当不太可能早于《史记》。

注释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研究”（项目批准号14ZDB028）、湖南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秦汉出土文献所见湖南物产与饮食文化研究（17YBQ108）和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七十年来湖南出土简牍与湖湘文化地理研究”（21B011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