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上海市委组织部给陈松年子女写信：找到烈士陈乔年的独女

1994年10月18日清晨，安徽安庆的空气还有些微凉。陈独秀第三子陈长璞刚刚推开院门，邮差递过来一封挂号信，落款是“上海市委组织部”。信封很薄，却仿佛有千钧重量，因为信里只有一句核心信息——“烈士陈乔年的女儿已经有线索，请速往福州核实”。

陈家后人读完信件，最先冒出的念头是“还会有错吗？”毕竟，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们已经陆续接触过五位自称是“陈鸿”的女性，最终全部排除。缘分这次会降临吗？

当年在上海枫林桥英勇就义的陈乔年，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比他的青春更短暂的，是与妻子史静仪相守的日子。1928年6月6日枪声落定，遗腹女尚未出生。为了避免白色恐怖追踪，党组织当天夜里就确定了一个“只许成功”的秘密方案——把孩子悄悄送出上海，再用多重身份掩护。正是这项安排，让后来的寻亲步步崎岖。

1928年9月的一天，苏州河边的渡口格外嘈杂。史静仪抱着刚满五个月的女婴，把她交给一位安徽无为县籍的佣工，留下两块大洋和一句话：“孩子姓陈，小名阿鸿，拜托了。”彼此素昧平生，却要在船板上完成生死托付，没有煽情，没有眼泪，只有一分钟的匆匆嘱咐。听起来像传奇，实际上是那个年代地下工作者常用的办法。

孩子被带回安徽不久，又因为贫困改随养父姓苗。这一改姓，把她与生身父母的联系彻底切断。更出人意料的是，养父被误以为“有通共嫌疑”而关进监狱，女孩儿随祖母开始流浪。陈家与苗家的这段偶遇，从此成了两条分叉的河流。

时间转到1973年。苗玉——这是女孩后来得到的名字——收到养母病危的信，一路奔回老家。病榻旁，老人声音发颤：“民国十六年我抱来一个女娃，她亲娘在上海。”一句话，像闷雷炸开，却苦于没有更多线索。那时信息闭塞，上海与无为县仿佛隔着整片大陆。苗玉只能把疑问压在心底。

1988年9月，新四军研究会在福州举行座谈。六十多岁的苗玉第一次公开讲述自己身世：“我不是苗家亲生，亲人可能在上海。”这一席话进入了组织工作者的耳朵。与会的老同志敏感地发现，故事的时间点、地点、姓氏都与一篇旧文高度吻合——1989年《文艺报》副刊刊发的《乔年烈士有女陈鸿天涯何处》。巧合得近乎刻意，于是信息被层层上报。

跨省比对随即展开。党史专家把1928年地下党处理烈士遗孤的档案与苗玉提供的细节逐条核对。她记得交接时出现过“孔先生”和“吴先生”两个名字；档案显示，当年负责联系史静仪的确实有两位地下党员代号分别为“K”和“W”。有人不禁低声惊叹：“环节对上了。”随后，又调取了陈独秀子女幼年照片，与苗玉做年龄、面部比例、耳廓形态对比，重合度颇高。

人证尚需亲属认定。1994年冬，上海市委组织部致信陈松年后人，请他们赴福州见面。第一次见面，没有仪式，只有沉默和打量。五分钟后，陈长璞拉住苗玉的手，声音哽咽：“像，真的像我们家的人。”她的下颌线条酷似陈延年，眉心又隐约带着陈独秀的影子。两人对视片刻，不用再多说什么。

仍有人坚持谨慎。毕竟一旦认错，既辜负先烈，也伤及无辜。于是血型、身世材料、老照片对照、当事人回忆全部拉出来重审。对照清单越加越多，却没有一项出现明显矛盾。那封最初的“请速往福州核实”的信，就像最后一块拼图，把断裂的岁月缝合。

确认身份后，苗玉被邀赴安庆，为陈独秀墓重修剪彩。她望着石碑，长久无语。旁人悄悄议论：“一朝回到族谱，她究竟是激动还是失落？”苗玉只说了三个字：“算圆满。”经历过逃荒、参军、解放战争、企业改制，她对名分看得很淡。她更在意的是，历史没有把细枝末节丢进风里。

有意思的是，陈家兄妹最担心的并非财产问题，而是另一层责任——“烈士之女”的身份会不会给苗玉的平静生活带来负担？苗玉笑答：“月薪几千，孩子工作稳定，我不差什么。”一句轻松化解众人顾虑。

若说这场寻亲历时多久，可以从1928年那场秘密送别算起，到1994年陈长璞第三次去福州算终。六十六年，在国共对峙、抗战烽火、三年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的时代洪流里漂泊。试想一下，如果史静仪当年犹豫片刻，或者那位安徽佣工走错了码头，这段血脉可能就永远沉入历史暗流。

史料工作者后来总结三条经验：一是白色恐怖时期的隐密收养，需要多部门档案交叉；二是亲属认定必须既讲情感也讲证据；三是烈士遗孤的后续关怀，应尽量尊重本人意愿，不可过度打扰。陈乔年的女儿得以认祖归宗，正是这三条原则在实践中的一次成功示范。

故事并没有因为相认而结束。2000年以后，苗玉每隔两三年便会去安庆或上海短住。她自嘲：“晚补亲情，也得先补口音。”家族聚会时，她偶尔用皖江方言喊一声“二伯”，现场便轰然大笑。血缘的魔力就在于此——无需长篇大论，一个称呼足矣。

2013年冬，苗玉的子女替她整理旧物，在抽屉里发现那封1994年的挂号信。纸张已旧，字迹仍清晰。他们没有再把信装回信封，而是裱成相框，挂在客厅。访客总忍不住多看两眼，问一句：“这信有什么讲究？”孩子们会说：“这是我们家的回归凭证，也是烈士生命得以延续的见证。”不用宏大叙事，也无需豪言壮语，一张薄薄的纸悄悄提示着后人：那些为信仰赴死的人，并未在历史里失语。

岁月把一切都安排得刚刚好。枪声停了，档案解密了，陌生人成了家人。那封从上海寄出的信，像久违的灯塔，终于让漂泊半生的小船靠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