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曾博文,今年三十六岁,是清河市政府办公室主任。
这个位置我坐了不到一年。
所有人都知道,我能坐上这个位置,是因为我的岳父冯德——清河市曾经的老书记。
新任市长赵成才今天到任。
他曾是我岳父手下最得力的秘书,跟了岳父整整八年。
我特意提前半小时等在市政府停车场。
黑色轿车缓缓驶入时,我整理好西装下摆,脸上堆起恰到好处的笑容。
车门打开,赵成才走了出来。
他比照片上更显清瘦,眼神却锐利如刀。
我迎上前去,用自认为最亲切的语气开口:“赵叔,一路辛苦了。”
他脚步未停,只侧过头,用眼角余光淡淡撇了我一眼。
那眼神里没有温度,没有波澜,甚至连最基本的点头示意都省略了。
然后他径直走向我身后的副主任周高轩,低声交谈起来。
我僵在原地,脸上的笑容一点点凝固。
初秋的风穿过停车场,卷起几片枯叶,刮在脸上竟有些刺痛。
这一刻我忽然明白,那些我以为牢不可破的关系,那些我赖以生存的庇护,可能从一开始就是我的错觉。
而这座我生活了三十六年的城市,这片我经营了十二年的仕途,正在我眼前缓缓裂开一道深不见底的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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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清河市是一座被山包裹的城市。
清晨的雾气常年盘踞在楼宇之间,让整座城市看起来总像蒙着一层灰纱。
我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楼下陆续驶入的公务车。
还有三天,新市长就要正式到任了。
关于赵成才的传言早已在机关大楼里悄悄流传。
有人说他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有人说他此行目的不纯。
但所有这些传言里,都有一个共同的注脚——他曾是冯德的秘书。
“主任,早餐。”
副主任周高轩端着豆浆油条推门进来,脸上挂着惯常的殷勤笑容。
“您又熬夜了?眼圈都是黑的。”
我在办公桌前坐下,接过豆浆喝了一口。
温的,正好。
“李市长那边的交接材料都整理好了?”我问。
“都妥了。”周高轩在我对面坐下,压低声音,“不过主任,我听说件事儿。”
他停顿了一下,观察我的表情。
我继续吃着油条,等他说下去。
“纪委那边,蒋丽红副书记最近频繁找老干部谈话。”周高轩声音更低了,“特别是当年跟过老书记的那些人。”
我捏着油条的手顿了顿。
“谈什么?”
“说是例行工作,但……”周高轩摇摇头,“气氛不对。”
办公室安静了几秒。
窗外的雾气正在慢慢散去,露出远处工厂锈迹斑斑的烟囱。
那是清河钢铁厂,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辉煌象征,如今早已停产多年。
我岳父冯德的政治生涯,就是从那里起步的。
“做好分内工作就行。”我放下豆浆杯,“新领导来了,少听些闲话。”
周高轩连连点头,但眼神里的探究没有褪去。
他比我大五岁,在政府办待了十五年,却始终是副主任。
我空降办公室主任时,他第一个跑来祝贺,笑容真诚得让人感动。
但我知道他不甘心。
谁又会甘心呢?
上午的例会沉闷而冗长。
各部门汇报着无关痛痒的工作,但所有人的注意力显然都不在这些汇报上。
李永平市长因“健康原因”调离的消息,虽然已经正式公布,但细节依然讳莫如深。
五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突然就“需要长期休养”了。
会议结束时,市委秘书长特意留我多说了一句:“博文,新市长那边,接待工作要格外细致。”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不轻不重。
“特别是你,身份特殊,更要注意分寸。”
我点头称是,心里却泛起一丝异样。
这句话听起来是关照,细品却像某种提醒。
回到办公室,我翻开桌上的日程本。
三天后,上午九点,新市长报到。
下午两点,陪同调研清河新区。
晚上六点半,欢迎晚宴。
我的目光落在“欢迎晚宴”四个字上。
按照惯例,这种场合可以带家属。
妻子冯雨婷上周还问过我,要不要准备些礼物。
她说父亲虽然不说,但赵叔叔要来,他应该还是高兴的。
我当时也是这样认为的。
现在却有些不确定了。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雨婷发来的微信:“爸让明天回家吃饭。”
短短七个字,我却盯着看了很久。
岳父冯德退休五年,每周日的家庭聚餐雷打不动。
但主动让提前回去吃饭,这是第一次。
我回复:“好,需要我带什么?”
“不用,妈都准备好了。”雨婷又补了一句,“爸今天心情不太好。”
窗外,最后一缕雾气终于散尽。
阳光毫无遮拦地照进办公室,却让人感觉不到暖意。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档案室的号码。
“小陈,帮我调一下1998年到2005年的市政府大事记。”
“对,要纸质原件。”
挂掉电话后,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那些关于赵成才的传言,周高轩的暗示,秘书长的提醒,还有岳父反常的情绪。
这些碎片在我脑海里漂浮,却拼不出一幅完整的图景。
但我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在水面下慢慢涌动。
而我自己,正站在漩涡的边缘却不自知。
02
岳父家在市东郊的老干部小区。
红砖砌成的三层小楼,院子里种着两棵桂花树,这个时节已经开始飘香。
我停好车时,雨婷已经先到了。
她站在院门口等我,穿着一件米色针织衫,长发松松挽起。
“怎么才来?”她迎上来,接过我手里的水果篮。
“路上堵车。”我看了看院子里,“爸呢?”
“在书房。”雨婷压低声音,“今天一天都没出来。”
岳母曾桂珍从厨房探出头来,手上还沾着面粉。
“博文来了?快进来坐,饺子马上就好。”
她的笑容还是一如既往的温和,但眼神里有一丝掩饰不住的疲惫。
客厅的陈设十年未变。
老式沙发,实木茶几,墙上挂着岳父在职时与各级领导的合影。
最大的一张是1999年拍的,岳父站在刚刚竣工的清河大桥上,身后是奔腾的江水。
那时他才四十五岁,意气风发。
书房的门紧闭着。
我倒了杯茶,在沙发上坐下。
雨婷挨着我坐下,轻声说:“上午蒋阿姨来过。”
“蒋丽红?”
“嗯,来了差不多一个小时。”雨婷握了握我的手,“爸没让我听他们谈什么,但蒋阿姨走的时候,脸色很严肃。”
我心里一沉。
纪委副书记亲自上门,这绝不是普通的拜访。
厨房传来剁馅的声音,有节奏地响着。
岳母在准备岳父最爱的三鲜馅饺子,这是家里迎接重要客人的规格。
但今天并没有什么客人。
或者说,即将到来的客人,让这顿饭的气氛变得格外复杂。
六点整,书房的门开了。
冯德走了出来。
他今年六十八岁,退休后清瘦了不少,但腰板依然挺得笔直。
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藏青色的夹克,这是他一贯的打扮。
“爸。”我和雨婷同时站起来。
他点点头,在餐桌主位坐下。
“都坐吧。”
岳母端上热气腾腾的饺子,又摆了几样小菜。
餐桌上安静得只剩下碗筷碰撞的声音。
吃了几个饺子后,冯德忽然开口:“赵成才周四到?”
我放下筷子:“是的,上午九点报到。”
“嗯。”他应了一声,夹起一个饺子,却没有立刻吃,“人到了,好好配合工作。”
“我会的。”我说,“赵叔那边,您有没有什么要交代的?”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冯德的手停在半空,缓缓抬起眼睛看我。
那双眼睛依然锐利,像能看穿人心。
“交代什么?”他的声音很平静,“他是市长,你是办公室主任,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是说……”我斟酌着用词,“毕竟您和他曾经共事那么久……”
“曾经是曾经。”冯德打断我的话,“现在他是市长,你是他的下属,明白吗?”
我点头:“明白。”
雨婷在桌下轻轻碰了碰我的腿。
岳母适时地开口:“尝尝这醋,是老宋前几天送来的,说是什么八年陈酿。”
话题被岔开了。
但冯德的那句“曾经是曾经”,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
晚饭后,雨婷帮着岳母收拾厨房。
我陪冯德在客厅喝茶。
电视里播着新闻,声音调得很低。
“李永平调走的事,你知道多少?”冯德忽然问。
我愣了一下:“公开的说法是健康原因。”
“嗯。”冯德喝了口茶,“那你知道他身体有什么问题吗?”
我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冯德放下茶杯,看着电视屏幕,“一个市长,说调走就调走了,连个像样的说法都没有。”
他的语气很平淡,但我听出了一丝别的意味。
“爸,您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冯德沉默了很久。
新闻里正在报道清河新区的建设进展,画面切换到一片忙碌的工地。
“那块地,”冯德指着电视,“原来是清河机械厂的厂区。”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去。
“2002年,机械厂改制,厂区土地收归国有。”冯德的声音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当时是我签的字。”
“后来呢?”
“后来?”冯德笑了笑,那笑容里没有什么温度,“后来那块地闲置了十年,直到李永平上任,才重新规划成新区。”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
院子里,桂花香随着夜风飘进来。
“博文,”他没有回头,“在这个位置上,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
“可是——”
“没有可是。”他转过身,看着我,“赵成才来了,你做好本职工作就行。其他的,不要问,不要打听。”
他的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疲惫。
那不是身体上的累,而是某种更深重的东西。
离开时,雨婷挽着我的手,一路沉默。
直到上车,她才轻声说:“爸今天不太对劲。”
我启动车子,没有接话。
后视镜里,岳父家那栋小楼的灯光渐渐远去,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光点。
而冯德站在窗前的身影,和那句“曾经是曾经”,却在我脑海里越来越清晰。
还有他提起清河机械厂时,那一闪而过的复杂神情。
那里面似乎藏着什么。
某种我不该知道,却又不得不面对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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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周二早晨,政府办的气氛明显不同往常。
走廊里碰见的人,笑容都比平时多了几分,打招呼的声音也格外热情。
但所有人的眼神都在闪烁,像在互相试探着什么。
我刚进办公室,周高轩就跟了进来。
“主任,有个事得跟您汇报。”他关上门,神色凝重。
“说。”
“昨天下午,蒋丽红副书记约我谈话了。”
我心里一紧,面上却不动声色:“谈什么?”
“主要是了解办公室的日常工作,还有……”周高轩犹豫了一下,“还问了李市长在任期间,办公室经手的一些文件流转情况。”
“哪些文件?”
“就是新区规划那几个项目的批复流程。”周高轩压低声音,“她特别问到了2002年机械厂土地收储的原始档案。”
我握着钢笔的手微微一顿。
又是2002年,又是机械厂。
“你怎么说的?”
“我说档案都在档案室,有完整的调阅记录。”周高轩看着我,“但蒋书记说,她要的不是调阅记录,是当年经办人的手写备注。”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
窗外的梧桐树上,一只麻雀在枝头跳跃,发出细碎的叫声。
“手写备注?”我重复了一遍。
“对,就是领导批示边上那些铅笔写的小字。”周高轩说,“那些一般不归档,但有时候……”
他没说完,但我知道他的意思。
有时候,那些随手写下的备注,比正式批示更能反映真实意图。
“档案室找过了吗?”
“找了,原件里没有。”周高轩的声音更低了,“但蒋书记坚持说有,还说……还说可能有人提前处理了。”
这句话像一块冰,顺着我的脊梁滑下去。
“她说有人?”
“没说具体是谁,但……”周高轩的眼神躲闪了一下,“但她问了我,老书记退休前,有没有来调阅过旧档案。”
我猛地抬起头。
周高轩避开我的视线,低头整理手里的文件。
“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我不清楚,那时候我还没到政府办工作。”周高轩顿了顿,“但蒋书记好像不信。”
对话到这里戛然而止。
周高轩找了个借口离开办公室,留下我一个人对着满桌文件发呆。
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漏进来,在桌面上切出一道道光斑。
那些光斑随着时间慢慢移动,像无声的倒计时。
上午十点,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各部门一把手参加。
我作为办公室主任列席,负责记录。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
议题围绕着新区建设进展展开,但所有人的注意力显然都不在汇报材料上。
轮到纪委发言时,蒋丽红清了清嗓子。
她五十岁上下,短发,戴一副金边眼镜,说话条理清晰,不急不缓。
“在配合新区建设督查工作中,我们发现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需要厘清。”
她翻开面前的文件夹。
“特别是涉及国有资产处置、土地性质变更等方面,有些手续的完备性存疑。”
会场安静得能听见空调运转的声音。
“举个例子,”蒋丽红抬起头,目光扫过全场,“清河机械厂2002年改制时的土地收储程序,档案里缺少关键环节的经办记录。”
她顿了顿,补充道:“当然,这可能是当年工作不够规范造成的,但为了对历史负责,有必要重新核查。”
主持会议的常务副市长点头:“应该的,该查清楚的都要查清楚。”
会议接着进行,但气氛已经彻底变了。
散会后,我在走廊里被蒋丽红叫住。
“曾主任,有空吗?聊几句。”
我们走进旁边的小会议室。
蒋丽红关上门,却没有立刻坐下。
她站在窗前,背对着我,看着楼下的停车场。
“博文,我跟你岳父共事过几年。”她忽然说,“他是个好领导。”
“谢谢蒋书记。”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提起这个。
“好领导,不等于做的每一件事都对。”蒋丽红转过身,直视着我,“特别是在那个年代,很多决策……很复杂。”
我等待着下文。
“赵成才市长周四到任,你知道吧?”
“知道,接待方案已经拟好了。”
“嗯。”蒋丽红点点头,“赵市长这次来,除了抓新区建设,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梳理历史遗留问题。”
她走到会议桌前,手指轻轻敲了敲桌面。
“有些问题,拖了十几年,该解决了。”
“蒋书记指的是机械厂的事?”
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你是办公室主任,又是冯书记的女婿,这个位置很特殊。”
“我会注意分寸。”
“分寸?”蒋丽红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些别的东西,“博文,有时候不是你想注意就能注意的。风暴要来的时候,站在哪里都会被卷进去。”
她拿起桌上的笔记本,准备离开。
走到门口时,又停住脚步。
“对了,你那个记者同学,陈艺涵,最近在做一个系列报道,关于城市记忆的。”
我心头一跳:“是吗?我没听她说过。”
“她找过我,想了解机械厂的老职工现状。”蒋丽红推了推眼镜,“那姑娘很执着,挖得挺深。”
门开了又关,留下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
窗外,天色不知何时暗了下来。
远处的山峦被乌云笼罩,一场雨正在酝酿。
而蒋丽红最后那句话,像一声惊雷,在我耳边反复回响。
陈艺涵,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市电视台的首席记者。
她去年刚离了婚,整个人像变了个人,工作起来不要命。
我们上次见面还是三个月前,她确实提过想做老工业题材的报道。
但我没想到,她会从机械厂入手。
更没想到,她会在这个时间点,挖得这么深。
回到办公室,我犹豫了很久,还是拨通了陈艺涵的电话。
响了七八声,就在我以为没人接的时候,电话通了。
“喂?”她的声音有些沙哑,背景音很嘈杂。
“艺涵,是我,曾博文。”
“博文?”她似乎有些意外,“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听说你在做机械厂的报道,想问问进展。”我尽量让语气听起来随意。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你怎么知道我在做这个?”
“听人提起的。”我说,“需要帮忙吗?我这边有些档案——”
“不用了。”陈艺涵打断我,“该查的我都查得差不多了。”
她的语气很冷淡,甚至带着一丝警惕。
“艺涵,你是不是听说了什么?”
“听说什么?”她反问,“听说你岳父当年力排众议保下的机械厂,其实早就该破产?还是听说那块地后来转手卖了天价,但钱不知道去了哪里?”
我的呼吸一滞。
“这些话不能乱说。”
“我没乱说,我在找证据。”陈艺涵的声音里有一种压抑的激动,“博文,我们同学一场,我给你提个醒。”
“你说。”
“离这件事远点。”她说,“水太深,你蹚不起。”
电话被挂断了。
忙音在耳边响起,我握着话筒,久久没有放下。
窗外,第一滴雨终于落了下来。
敲在玻璃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然后雨点越来越密,很快就连成一片雨幕。
整座城市都笼罩在灰蒙蒙的水汽中。
就像某些真相,被时间冲刷了十几年,却依然模糊不清。
而我站在这里,手里握着电话,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这场雨,可能早就开始下了。
只是我一直站在屋檐下,直到现在,才感觉到被淋湿的凉意。
04
周三的雨下了一整天。
雨水冲刷着这座灰扑扑的城市,街道上积水横流,偶尔有车辆驶过,溅起一片水花。
政府大楼里却异常忙碌。
新市长明天就到,各部门都在做最后的准备。
我审阅着接待方案,一个字一个字地核对。
车辆安排,会议室布置,晚宴菜单,甚至赵成才喜欢的茶叶品种——这些都是周高轩不知从哪里打听来的。
“主任,您看这样行吗?”周高轩站在我办公桌前,脸上堆着笑。
“茶叶不用特意准备,办公室常备的就行。”我把方案递还给他,“其他没问题。”
周高轩接过方案,却没有立刻离开。
“还有事?”
“那个……”他搓了搓手,“晚上有几个朋友聚会,都是机关里的老熟人,主任您要不要一起?”
我抬起头看着他。
周高轩的眼神闪烁,笑容有些勉强。
“什么聚会?”
“就是……交流交流感情。”他说,“新领导来了,大家互通有无嘛。”
我明白了。
这不是普通的聚会,而是站队前的试探。
“晚上我有安排,替我谢谢大家的好意。”我委婉地拒绝。
周高轩的笑容僵了一下,很快又恢复如常。
“那好,那好,下次再约。”
他离开后,我靠在椅背上,揉了揉太阳穴。
手机震动,是雨婷发来的微信:“爸让我问你,明天要不要一起去接赵叔叔。”
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很久。
然后回复:“不用,公事公办比较好。”
雨婷发来一个点头的表情。
但我知道,她一定很失望。
岳父主动提出让我一起去接,这是在给我铺路。
而我拒绝了。
因为我忽然想起蒋丽红的话,想起陈艺涵的警告,想起岳父那句“曾经是曾经”。
有些路,可能从一开始就不该走。
下午三点,档案室的小陈送来我要的大事记。
厚厚三大本,牛皮纸封面已经泛黄。
“主任,1998年到2005年的都在这里了。”小陈是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做事很认真,“您要查什么?我可以帮您找。”
“不用,我自己看就行。”我说,“谢谢。”
小陈离开后,我锁上了办公室的门。
窗外雨声潺潺,房间里只剩下翻动纸页的沙沙声。
大事记是按年份编排的,每年一本,记录市里的重要事件、会议、决策。
我直接翻到2002年。
那一年的开头很平常,春节团拜会,经济工作会议,招商引资洽谈。
直到六月。
“2002年6月17日,市委常委会研究清河机械厂改制事宜。”
短短一行字,下面附了会议纪要的编号。
我继续往后翻。
“2002年7月3日,清河机械厂职工代表大会通过改制方案。”
“2002年8月21日,市政府批复同意清河机械厂土地收归国有。”
“2002年9月5日,原机械厂厂区土地完成不动产登记。”
记录到此为止。
关于这块地后来为什么闲置十年,为什么直到2012年才重新规划,大事记里只字未提。
就像一段被刻意抹去的历史。
我合上大事记,走到窗前。
雨还在下,远处的山峦隐没在雨雾中,看不真切。
就像2002年那个夏天的真相,被时间的尘埃层层覆盖,已经难以辨认。
但我知道,一定有人记得。
记得那些会议上的争论,那些签字时的犹豫,那些决定背后的权衡。
比如我的岳父冯德。
比如即将到来的赵成才。
电话响了。
是市委值班室打来的:“曾主任,新市长车队明天早上八点半下高速,请安排人员在高速口迎接。”
“好,知道了。”
挂掉电话,我重新坐回办公桌前。
翻开日程本,在“迎接新市长”那一项上,用力画了一个圈。
笔尖几乎要戳破纸页。
我知道,明天之后,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但我不知道的是,这种改变会以怎样的方式发生,又会把我推向何处。
下班时雨小了些。
我没有开车,撑伞步行回家。
街道两旁的店铺亮着灯,暖黄色的光晕在潮湿的路面上荡漾。
经过一家老茶馆时,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陈艺涵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摆着笔记本电脑,正专注地敲打着什么。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推门走了进去。
门铃叮咚作响。
陈艺涵抬起头,看见我时愣了一下。
“这么巧。”我在她对面坐下。
“不巧,我常来这里写稿。”她合上电脑,“安静,没人打扰。”
服务员端来一杯热茶。
我握着温热的茶杯,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你的报道,做到什么程度了?”最后还是我先开口。
陈艺涵看着我,眼神复杂。
“博文,你真的想知道?”
“我想知道,这件事到底有多严重。”
她沉默了一会儿,从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翻到某一页,推到我面前。
那是一份手写的名单。
“机械厂改制时的职工代表,一共三十七人。”陈艺涵指着名单,“我找了其中二十三个,还有五个已经去世,剩下的联系不上。”
我扫过那些名字,大部分都很陌生。
但其中一个名字让我心头一跳。
丁永发。
“这个人……”我指着那个名字。
“丁永发,改制前的机械厂销售科副科长。”陈艺涵说,“改制后下海经商,现在是永发地产的老板,清河新区最大的开发商之一。”
我听说过这个人。
李永平在任时,丁永发是市里的红人,各种场合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他当年是职工代表?”
“不止是代表,还是改制领导小组的成员。”陈艺涵压低声音,“我采访的几个老职工都说,当年丁永发是最积极推动改制的,而且……”
她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措辞。
“而且什么?”
“而且有人说,丁永发在改制前,就知道厂区那块地以后会值钱。”
茶馆里很安静,只有煮水壶发出的嗡嗡声。
窗外,街灯一盏盏亮起,在潮湿的夜色中晕开一圈圈光晕。
“这些话有证据吗?”
“没有直接证据,都是口口相传。”陈艺涵收回笔记本,“但博文,你不觉得奇怪吗?一块市中心的地,闲置十年,然后突然被规划成新区,而当年推动改制的人,成了新区最大的开发商。”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也觉得奇怪。
奇怪到让人不安。
“还有一件事。”陈艺涵看着我,“我查土地拍卖记录时发现,永发地产拿到那块地的价格,比评估价低了百分之十五。”
“这也不少见,招商引资常有优惠政策。”
“如果只是这样,确实不稀奇。”陈艺涵喝了口茶,“但我在查当年评估公司的背景时,发现了一个名字。”
“谁?”
“赵成才。”她说,“2002年,他是市政府办公厅综合处处长,而给机械厂土地做评估的那家公司,法人代表是他妻子的弟弟。”
我的手指猛然收紧,茶杯里的水晃了出来。
滚烫的茶水溅在手背上,但我感觉不到痛。
“你确定?”
“工商登记信息写的很清楚。”陈艺涵抽了张纸巾递给我,“不过这只是关联,不能证明什么。评估公司是公开招标选的,程序上没问题。”
“但时机太巧了。”我喃喃道。
“是啊,太巧了。”陈艺涵靠在椅背上,“改制、评估、土地收储、十年闲置、新区规划、低价出让……这一连串的事情,像一套设计好的程序。”
“你的报道什么时候发?”
“还早,很多关键信息需要核实。”陈艺涵说,“而且我收到过警告。”
“什么警告?”
“有人给我寄了匿名信,让我适可而止。”她苦笑,“信里没写什么狠话,但意思很明白。”
她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
普通的白色信封,没有邮票,没有邮戳,显然是直接塞进她家信箱的。
里面只有一张A4纸,打印着一行字:“有些历史,就让它过去吧。”
字是宋体,五号,标准的打印格式,没有任何特征。
“你报警了吗?”
“报了,但没用,查不出来。”陈艺涵把信收起来,“博文,我告诉你这些,不是让你掺和进来,而是想提醒你——”
她顿了顿,认真地看着我。
“你岳父,你,还有即将到来的赵市长,你们都在这个局里。而游戏规则,可能早就写好了。”
离开茶馆时,雨已经停了。
夜空被洗过一般,露出几颗稀疏的星。
我走在湿漉漉的街道上,陈艺涵的话在耳边反复回响。
改制、评估、土地、开发商、匿名信……
这些碎片像散落的拼图,我知道它们应该能拼出什么,却不敢去拼。
因为拼出来的画面,可能会毁掉我现在拥有的一切。
包括我的家庭,我的事业,我小心翼翼维持了十二年的平静生活。
手机响了,是岳父打来的。
“博文,明天早上,你跟我一起去高速口。”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但不容置疑。
“爸,这不合规矩,办公室安排人去就行。”
“规矩是死的。”冯德说,“成才来了,我该去接他。”
我握着手机,手心里全是汗。
“您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赵市长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
然后我听见冯德叹了口气,那叹息声沉重得像个包袱。
“有些话,再不说,可能就没机会说了。”
电话挂断了。
我站在空荡荡的街头,看着自己的影子被路灯拉得很长。
明天早上八点半。
高速路口。
岳父,我,还有赵成才。
一场时隔多年的重逢。
而这场重逢的背后,是十几年的恩怨,是说不清的旧账,是一块闲置了十年却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土地。
我知道,从明天起,一切都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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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周四早上七点,我就到了办公室。
雨后的天空清澈如洗,朝阳把东边的云层染成淡淡的金色。
但我无心欣赏。
周高轩已经在安排迎接车辆,见我进来,赶紧汇报:“主任,车队八点出发,您坐一号车。”
“我不坐一号车。”我说,“我和冯书记一起去。”
周高轩愣了一下:“老书记也去?”
“嗯,他坚持要去。”我看着窗外,“安排辆车,低调点的。”
“明白。”
八点十分,我开车到岳父家。
冯德已经等在门口,穿着深灰色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他手里拄着拐杖——那是他退休时市里送的纪念品,平时很少用。
“爸。”我下车帮他开门。
他点点头,坐进副驾驶。
车里很安静,只有引擎低沉的轰鸣声。
开了一段,冯德忽然开口:“博文,这些年,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
我没想到他会问这个,斟酌着回答:“您对我很好,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是吗?”冯德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些苦涩,“可我总觉得,你怕我。”
我没有否认。
因为这是事实。
从我和雨婷谈恋爱开始,我就怕他。
怕他的严厉,怕他的审视,怕他那种能看穿一切的眼神。
“怕也好。”冯德看着窗外飞逝的街景,“这世上,有些人是该怕的。”
“爸,您今天……”
“今天怎么了?”他转过头看我,“我去接接老部下,不行吗?”
“不是不行,只是……”
“只是什么?”冯德的语气突然严厉起来,“只是觉得我该避嫌?还是觉得我这个退休老头子,不该再掺和这些事?”
我不敢再说话。
冯德也沉默了,只是手指在拐杖上轻轻敲着,有节奏地,像在数着时间。
八点二十五分,我们到达高速路口。
市政府车队已经到了,十几辆车整齐地排成两列。
周高轩小跑过来:“主任,老书记,赵市长的车还有五分钟下高速。”
我扶着冯德下车。
晨风吹过,带来一丝凉意。
冯德站得笔直,目光投向高速公路出口的方向。
他的侧脸在晨光中显得格外清晰,每一条皱纹都像是被岁月刻下的印记。
那些印记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出口处,一辆黑色奥迪缓缓驶出。
车牌是省城的号码。
车停稳,车门打开。
赵成才走了下来。
他比照片上更显清瘦,穿着深色夹克,白衬衫,没有打领带。
下车后,他先和迎上来的常务副市长握手,然后是其他班子成员。
全程面带微笑,举止得体。
但当他看见冯德时,笑容明显僵了一下。
虽然只有一瞬间,但我捕捉到了。
冯德拄着拐杖走上前。
赵成才也迎了过来。
“老书记,您怎么还亲自来了?”赵成才握住冯德的手。
“你来清河,我该来接。”冯德的声音很平稳,“欢迎回家。”
“谢谢老书记。”赵成才松开手,目光转向我。
那一刻,我挤出一个笑容,上前半步。
“赵叔,一路辛苦了。”
他看着我,眼神里没有任何波澜。
然后,就像里写的那样——
他只撇了我一眼。
连点头示意都省略了。
目光从我脸上扫过,像扫过一个无关紧要的路人。
然后他转向周高轩:“这位是?”
“赵市长,我是政府办副主任周高轩。”周高轩赶紧上前,双手递上名片。
“周主任,辛苦了。”赵成才接过名片,看了看,“办公室工作很繁琐,不容易。”
“应该的,应该的。”
简单的寒暄后,赵成才回到车上。
车队缓缓启动,驶向市区。
我站在原地,脸上的笑容一点点褪去。
风吹过,卷起地上的落叶,有几片打在我的裤腿上。
“回去吧。”冯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我转过头,看见他正看着车队远去的方向,眼神复杂。
“爸,赵叔他……”
“他不是你叔。”冯德打断我,语气严厉,“记住,他是赵市长,你是曾主任,明白吗?”
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
冯德拄着拐杖走向我的车,背影在晨光中显得有些佝偻。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这个在我心中永远挺直腰板的老人,真的老了。
老到需要拄拐杖,老到会被人轻视,老到连他曾经最得意的部下,都不再把他放在眼里。
回程的路上,冯德一言不发。
直到车停在他家楼下,他才开口:“博文,有句话你要记住。”
“您说。”
“这世上,最不可靠的就是人情。”他推开车门,没有回头,“尤其是官场上的人情。”
他下车,拄着拐杖慢慢走进单元门。
我坐在车里,久久没有动。
手机响了,是周高轩打来的:“主任,赵市长直接去市委开会了,让我问您,他办公室的安排……”
“按原计划,三楼东侧那间,都准备好了。”
“好的好的,我这就去落实。”
挂掉电话,我看着手机屏幕,忽然觉得很累。
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累。
回到市政府,已经是九点半。
大楼里弥漫着一种紧张而又兴奋的气氛。
新市长来了,意味着新的开始,也意味着新的站队。
经过三楼时,我看见赵成才的办公室门开着。
里面传来说话声,是赵成才和周高轩。
“……这些文件先放这里,我晚点看。”
“好的市长,您还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嗯,对了,”赵成才的声音顿了顿,“曾主任那边,政府办的日常工作还是他负责,你协助就好。”
“明白,我一定全力配合曾主任工作。”
我快步走过,没有停留。
但那些话,像针一样扎进耳朵里。
“协助就好”——意思是,我只是名义上的负责人,实际工作周高轩可以直接向他汇报。
这已经是很明确的信号了。
回到办公室,我关上门,坐在椅子上发呆。
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在办公桌上投下一片明亮的光斑。
光斑里,尘埃飞舞。
像极了此刻的我——看似在光里,实则无处着落。
敲门声响起。
“请进。”
进来的是纪委的小刘,蒋丽红的秘书。
“曾主任,蒋书记请您过去一趟。”
“现在?”
“对,现在。”
我跟着小刘来到纪委所在的七楼。
蒋丽红的办公室不大,但很整洁,书架上摆满了各种文件盒。
“坐。”蒋丽红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她正在看一份文件,没有立刻抬头。
我安静地等着,听见墙上时钟的秒针走动声。
咔,咔,咔。
像倒计时。
“博文,”蒋丽红终于抬起头,“早上去接赵市长了?”
“去了。”
“冯书记也去了?”
蒋丽红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
“昨天,丁永发来找过我。”
我心里一紧:“他找您干什么?”
“说是汇报工作,但话里话外都在打听新市长的态度。”蒋丽红重新戴上眼镜,“特别是对新区历史遗留问题的态度。”
“您怎么说的?”
“我能怎么说?我说一切按规矩办。”蒋丽红看着我,“但丁永发好像很紧张,他反复强调,当年机械厂改制是合法合规的,所有程序都有据可查。”
“他为什么这么紧张?”
“你说呢?”蒋丽红反问,“一个开发商,为什么这么关心十几年前的一次国企改制?”
我没有回答。
因为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还有一件事。”蒋丽红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档案袋,“这是当年机械厂改制领导小组的会议记录复印件,你看看。”
我接过档案袋,抽出里面的文件。
纸张已经泛黄,字是手写的,有些地方已经模糊不清。
我快速翻阅着,目光停留在最后一页的签字栏。
组长:冯德。
副组长:赵成才。
成员名单里,我看见了丁永发的名字。
而在“列席人员”一栏,还有一个名字让我心头一跳。
李永平。
那时他只是市经贸委的一个科长。
“看明白了?”蒋丽红问。
“李市长当年也参与了?”
“不止参与,很多具体工作都是他经手的。”蒋丽红说,“后来机械厂土地闲置那些年,李永平从经贸委调到国土局,又调到市政府,每一步都跟这块地有关。”
“您的意思是……”
“我没什么意思,只是陈述事实。”蒋丽红收起档案袋,“但现在李永平突然‘健康原因’调离,赵成才空降,而当年那块地的开发商坐立不安……博文,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我当然不觉得是巧合。
但我宁愿它是巧合。
因为如果不是巧合,那就意味着,我从一开始就站在了风暴的中心。
而我岳父冯德,可能不仅仅是这场风暴的见证者。
他可能是风眼本身。
“蒋书记,您告诉我这些,是希望我做什么?”
蒋丽红沉默了很久。
“我希望你保护好自己。”她最终说,“也保护好该保护的人。”
“该保护的人?”
“比如你岳父,比如……”她顿了顿,“比如那些不该被牵连的人。”
离开纪委办公室时,我的脚步有些沉重。
走廊很长,光线昏暗,我的影子在墙上拉得很长。
像一条孤独的、无处可去的路。
回到办公室,我锁上门,坐在黑暗里。
没有开灯。
窗外的城市华灯初上,霓虹闪烁,一片繁华景象。
但我知道,在这片繁华之下,暗流正在涌动。
而我已经被卷了进去。
无法后退,无法抽身。
手机屏幕亮了,是雨婷发来的微信:“爸晚上没吃饭,一直待在书房。”
我盯着那行字,很久很久。
然后回复:“我晚点过去。”
有些话,必须问清楚了。
哪怕答案会毁掉一切。
06
晚上八点,我再次来到岳父家。
雨婷开的门,她眼睛有些红,像是哭过。
“爸还在书房?”我问。
“嗯,一下午都没出来。”雨婷拉着我的手,“博文,到底出什么事了?爸今天回来后就一直不对劲,妈问他也不说。”
我拍拍她的手:“我去看看。”
书房的门依然紧闭。
我敲了敲门:“爸,是我。”
里面没有回应。
我又敲了敲。
过了很久,才传来冯德的声音:“进来。”
我推门进去。
书房里只开了一盏台灯,光线昏暗。
冯德坐在书桌后面,面前摊开着一本相册。
他抬起头看我,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有些浑浊。
“坐。”
我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书桌上,相册翻开的那一页,是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里,年轻的冯德站在一个工厂门口,旁边是同样年轻的赵成才。
两人中间,站着一个穿工装的中年男人,面容有些模糊。
我认出来,那是清河机械厂的老厂长,姓王,几年前已经去世了。
“这张照片,”冯德的手指轻轻拂过相纸,“是1998年拍的,机械厂最红火的时候。”
他的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
“那时候,厂里有三千多职工,每年利税上千万,是市里的骄傲。”
“后来呢?”我问。
“后来?”冯德苦笑,“后来就是大环境,国企改制,减员增效,全国都一样。”
他翻到下一页。
照片里,机械厂的大门紧闭,门口拉着横幅:“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
时间是2002年夏天。
“改制方案是我主持制定的。”冯德说,“那时候每天都有职工来市政府上访,睡在走廊里,带着铺盖卷。”
“您压力很大。”
“压力?”冯德摇摇头,“不是压力,是罪孽。”
他合上相册,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三千多人,最后留用的不到五百。剩下的,买断工龄,自谋生路。”
“可是爸,那是时代的大潮,不是您一个人的责任。”
“是吗?”冯德睁开眼睛,看着我,“那如果我告诉你,其实机械厂可以不用死呢?”
我愣住了。
“什么意思?”
“2002年,省里有一家大型机械集团想兼并我们。”冯德缓缓地说,“条件很优厚,全员接收,债务全担,还承诺投资改造生产线。”
“那为什么……”
“为什么没成?”冯德笑了,那笑声里满是苦涩,“因为有人不同意。”
冯德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兼并需要职工代表大会通过,而当时的职工代表里,丁永发是带头人。”
“他反对?”
“他不仅反对,还串联了大部分代表。”冯德说,“理由是省里集团条件苛刻,会损害职工利益。”
“但您刚才说条件很优厚……”
“是啊,很优厚。”冯德点点头,“所以为什么反对?我当时也想不明白。”
“后来丁永发提出了另一个方案——由职工集资入股,管理层收购,自主改制。”
“您同意了?”
“我不同意。”冯德说,“但那时候,改制是大势所趋,省里要求年底前必须完成。而职工代表大会两次投票,都通过了丁永发的方案。”
他站起身,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厚厚的笔记本。
翻开,里面是密密麻麻的会议记录。
“这是当时的会议纪要。”他把笔记本递给我,“你看看最后表决的情况。”
我接过笔记本,翻到那一页。
2002年7月3日,清河机械厂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应到代表37人,实到35人。
表决结果:同意职工集资入股方案32票,反对2票,弃权1票。
“看到问题了?”冯德问。
“同意票太多了。”我说,“就算丁永发串联,也不可能32票都听他的。”
“没错。”冯德点头,“我当时也怀疑,但没证据。而且时间紧迫,只能按程序走。”
“那赵成才呢?他当时什么态度?”
久到台灯的灯泡发出轻微的嗡嗡声。
“成才,”他缓缓开口,“他是改制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具体工作都是他在抓。”
“他支持哪个方案?”
“他……”冯德顿了顿,“他说尊重职工代表大会的决定。”
这句话听起来没问题,但我听出了弦外之音。
“意思是,他默认了丁永发的方案?”
冯德没有否认。
“改制完成后,机械厂变成了清河机械有限公司,丁永发是总经理。”冯德继续说,“但只维持了两年,2004年就停产了。”
“然后土地收归国有。”
“对,2002年改制时就约定,如果企业无法持续经营,土地由政府收回。”冯德说,“所以2004年停产,2005年走完手续,土地就收回来了。”
“但为什么闲置十年?”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一块市中心的工业用地,收回来后为什么十年不开发?
冯德走回书桌后坐下,双手交叉放在桌上。
“因为那块地有问题。”
“什么问题?”
“污染。”冯德说,“机械厂早年电镀车间的地下渗漏,重金属超标严重。如果要开发,必须先治理,而治理费用……很高。”
“多高?”
“当时估算要八千万。”冯德说,“市里财政拿不出这笔钱,省里也不给专项,就一直拖着。”
“那后来新区规划时,污染问题解决了?”
“解决了。”冯德看着我,“永发地产拿到地后,三个月就完成了治理。”
“三个月?八千万的工程?”
“是啊,很快。”冯德笑了,那笑容里满是讽刺,“快得让人不敢相信。”
书房里安静下来。
窗外的夜色浓得像化不开的墨。
台灯的光晕在冯德脸上投下深深浅浅的阴影,让他的表情看起来有些模糊。
“爸,”我终于问出那个最核心的问题,“您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关于赵成才,关于丁永发,关于这块地?”
冯德没有立刻回答。
他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
茶已经凉了,但他似乎并不在意。
“博文,”他放下茶杯,“有些事,知道得太多不是好事。”
“可我已经卷进来了。”我说,“赵市长今天的态度您也看到了,他根本不想跟我扯上关系。为什么?如果只是普通的旧部关系,他没必要这样。”
冯德又沉默了。
这一次沉默得更久。
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因为,”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他欠我的。”
“欠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