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88年秋，我的调令终于下来了。
从地区农机厂技术科副科长，调回老家清源县。
所有人都说这是好事，离家近，能照顾妻儿。
妻子冯桂云在信里说，县里正缺技术干部，兴许能进县委工业科。
我带着档案袋走进县委组织部时，心里还揣着这点微弱的期盼。
走廊很静，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办公室门虚掩着，我敲了三下。
“请进。”
声音有些熟，但我没多想。推开门，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办公桌后坐着个穿深蓝列宁装的女人。她正在批文件，听到动静抬起头。
时间在那一瞬间凝固了。
我手里的档案袋差点掉在地上。黄筱薇。十一年没见，她眼角有了细纹，头发剪短了，但那双眼睛——我永远不会认错。
她也愣住了，钢笔停在纸上，墨水晕开一小团黑。办公室里安静得可怕，只有墙上的挂钟在走，嘀嗒，嘀嗒。
过了很久，也许只有几秒钟，她先动了。放下钢笔，合上文件夹，身体向后靠进椅背。眼神里的震惊迅速褪去，换上一种我看不懂的冰冷。
“曾明达同志？”她声音很平。
“是我。”我嗓子发干。
她伸出手。
我把档案袋递过去，指尖相触的瞬间，我们都像被烫到似的缩了回去。
她拆开档案袋，抽出材料一页页翻看，看得很慢。
阳光照在她侧脸上，我能看见她紧抿的嘴唇。
终于看完了。她把材料装回袋子，没有封口，就那样拿着。
“想进县委？”她突然问。
我点头：“组织上安排，我服从。”
她笑了，笑得很淡，眼睛里没有笑意。然后她站起身，走到我面前，把档案袋不轻不重地摔在我胸口。
纸张哗啦一声。
“想进县委是不可能了。”她声音不高，每个字却像钉子，“红旗养鸡场缺个看门的，你去正合适。”
档案袋从胸口滑落，掉在地上。我呆呆站着，看着她转身走回办公桌后，重新拿起钢笔，不再看我。
“出去时带上门。”
这就是我和黄筱薇十一年后的重逢。
01
调令是九月下旬到的。
地区农机厂人事科的老陈把文件递给我时，拍了拍我的肩：“明达，回去好好干。清源县虽然小，但正在搞乡镇企业改革，需要你这样的技术骨干。”
我接过调令，薄薄一张纸，却觉得沉甸甸的。
“谢谢陈科长，这些年多亏厂里照顾。”
“别说这些。你家里情况特殊，大家都理解。”老陈叹口气，“你爱人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县城，不容易。这次调回去，好好补偿人家。”
我点点头，喉咙有些发紧。
走出人事科，秋日的阳光很好，厂区里机器轰鸣。
我在这个厂子待了十五年，从学徒工做到技术科副科长。
墙上刷着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改革开放第十年，一切都在变快。
可我的家，还停在十一年前。
那天晚上收拾行李时，我从箱子底翻出一本旧笔记本。
深蓝色塑料封皮已经褪色，里面夹着一张照片。
黑白照，两个年轻人并肩站着，背景是省城大学的校门。
女孩扎着麻花辫，笑得眼睛弯弯；男孩有些拘谨，手不知该往哪儿放。
我盯着照片看了很久，直到眼睛发酸。然后把它夹回笔记本，塞进箱子最底层。
妻子桂云上个月来信说，儿子小斌又长高了，这次考试考了全班第三。
信纸最后，她小心翼翼地问：调令有消息了吗？妈的风湿病最近又犯了，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
桂云是个好女人。
我们经人介绍认识，结婚十二年，她从没抱怨过什么。
我每个月把大部分工资寄回家，自己只留基本生活费。
她总在信里说“够了够了，你在外别太省”，可我知道，一个女工带着孩子还要照顾老人，日子有多紧巴。
这次调回去，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补偿他们。
临走前一天，几个老同事凑钱在厂门口小饭馆给我饯行。几杯酒下肚，话就多了起来。
“明达，听说清源县新来的组织部长是个女的，年轻有为。”说话的是厂办副主任老赵，“你回去说不定能进县委，到时候可别忘了老兄弟。”
我笑笑：“哪有那么容易。”
“怎么不容易？你是正经大学毕业生，又在地区厂子干过技术科长。”老赵凑近些，压低声音，“我听说，这位黄部长是从省里调下来的，背景硬得很。
你去了好好表现，机会大着呢。”
黄部长？我心头莫名一跳，随即又笑自己多想。天下姓黄的人多了。
“借你吉言。”我举杯。
那晚喝得有些多，回去时路灯已经亮了。我站在厂门口，回头看这个工作生活了十五年的地方。厂房在夜色中静默，窗户里透出零星灯光。
明天，就要回去了。
回到清源县，回到我逃离了十一年的地方。
02
长途汽车在颠簸的砂石路上摇晃了五个小时。
窗外的景色从城市逐渐变成农田，又变成熟悉的丘陵。
清源县到了。
下车时是下午三点，秋阳斜照，车站还是老样子，只是墙面新刷了白灰，写着“改革开放，振兴清源”。
我提着两个帆布包走出车站，站在路边有些恍惚。
十一年了。
上次离开时是深夜，搭的是一辆运煤的卡车。
那天晚上下着雨，我浑身湿透，缩在煤堆旁，看着县城灯火在雨幕中渐行渐远。
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走，走得越远越好。
现在回来了，县城似乎变化不大。
街道两旁的梧桐树更高了，枝叶在秋风中沙沙作响。
供销社门口排着队，人们在抢购什么紧俏商品。
墙上贴着标语：“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鼓励个体经济”。
我循着记忆往家走。
家在老城区的纺织厂家属院。一排排红砖平房，院子里晾着衣服被单。几个孩子在空地上踢毽子，看到我这个生人，都停下来好奇地打量。
第三排最东头那间。门上新贴了春联，红纸已经褪色。我站在门前，深吸一口气，敲了敲门。
“谁呀？”里面传来桂云的声音。
“我。”
门猛地开了。桂云系着围裙站在门口，手上还沾着面粉。她看着我，眼圈一下就红了。
“回来了？”
“嗯，回来了。”
她侧身让我进屋。屋子很小，但收拾得干净整齐。靠墙摆着饭桌，桌上摊着面板，正在包饺子。里屋门帘掀开，一个男孩探出头来。
“小斌，快叫爸爸。”桂云说。
男孩十岁，个子挺高，有些怯生生地看着我：“爸。”
我放下包，走过去想摸摸他的头，他下意识往后缩了缩。我的手停在半空，最后还是收了回来。
“长这么高了。”我笑着说，心里却有些发酸。
晚饭吃饺子，桂云特意割了肉。
母亲坐在床边，腿盖着毯子，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说了很多。
说桂云不容易，说我回来就好。
她的头发全白了，手指关节粗大变形，是常年类风湿落下的毛病。
“妈，以后我照顾您。”我说。
晚上睡下后，桂云在我身边小声说：“你回来我就踏实了。厂里最近效益不好，听说要裁员，我整天提心吊胆的。”
“没事，有我呢。”我拍拍她的手，“明天我去组织部报到，看看怎么安排。”
黑暗中，桂云轻声问：“能进县委吗？老沈说，现在县里缺技术干部。”
老沈叫沈俊才，是我高中同学，现在在县委办当副主任。上周来信说，已经帮我打听过了，问题不大。
“应该能吧。”我说，心里却莫名有些不安。
第二天一早，我换上最好的那套中山装，深蓝色，洗得有些发白但很平整。桂云帮我整了整衣领：“早点回来，中午包饺子给你留着。”
县委大院在城东，以前是县衙旧址，青砖灰瓦的老建筑。我走到门口时，看见传达室里坐着个老头，正在看报纸。
“同志，我找组织部。”
老头抬起头，推了推老花镜：“哪个单位的？介绍信。”
我把调令和介绍信递过去。老头仔细看了看，又打量我几眼：“从地区农机厂调回来的？哦，曾明达……进去吧，组织部在二楼最东头。”
我道了谢，走进大院。
院子里的槐树落叶了，金黄铺了一地。
办公楼是新建的三层楼，白色墙面上写着红色标语。
上到二楼，走廊里很安静，能听见某个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声。
组织部在最东头。门开着，里面坐着个年轻干事，正在整理文件。
“同志，我来报到。”我把材料递过去。
年轻干事接过去看了看：“曾明达同志？稍等，我去请示一下领导。”
他拿着材料进了里间办公室。门虚掩着，我听见隐约的说话声，听不清内容。过了一会儿，年轻干事出来：“领导请你进去。”
我整了整衣领，推门进去。
然后，就看见了黄筱薇。
03
办公室里有一瞬间死寂。
黄筱薇坐在办公桌后，阳光从她背后的窗户照进来，给她轮廓镀上一层金边。她比十一年前瘦了，下巴尖了些，眼神却锐利得像刀子，直直刺过来。
我僵在门口，脑子一片空白。
怎么会是她？怎么会是黄筱薇？她不是在省城吗？她怎么会在这里，还是组织部长？
无数问题在脑海里炸开，我却一个也问不出口。
黄筱薇先动了。
她放下钢笔，动作很慢，像是刻意控制着节奏。
然后她身体向后靠进椅背，双手交叉放在桌上。
那双眼睛一直没离开过我，从震惊到审视，最后归于一片冰冷的平静。
“曾明达同志？”她又问了一遍，声音没有波澜。
我机械地点头：“是。”
“进来，把门关上。”
我关上门，走到办公桌前。距离她三米远，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肥皂味，还是当年那个牌子。这个认知让我心里一痛。
她伸手。
她拆开档案袋，抽出材料一页页翻看。
看得很慢，每一页都仔细看，偶尔停顿一下。
办公室里只有翻纸的沙沙声。墙上的挂钟在走，嘀嗒，嘀嗒，每一声都敲在我心上。我站着，手心出汗，中山装里的衬衫已经湿了一片。
终于看完了。她把材料装回袋子，没有封口，就那样拿着。然后她抬起头，目光像探照灯一样照过来。
“地区农机厂技术科副科长，干了六年。”她像是在念档案，又像是在自言自语，“之前是技术员，再之前是工人。
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省城工业大学机械系毕业。”
她停顿一下，看着我：“这么好的学历，怎么在地区厂子一待就是十一年？”
我喉咙发干：“工作需要。”
“工作需要。”她重复一遍，语气里带着嘲讽，“那这次调回来，也是工作需要？”
“家庭原因。母亲身体不好，妻子一个人照顾不过来。”
黄筱薇轻轻“哦”了一声，手指在档案袋上敲了敲：“倒是孝子，好丈夫。”
这话听起来不对劲，但我不知该怎么接。
她站起身，走到我面前。十一年了，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她。眼角真的有细纹了，鬓角有几根白发，但她还是那个黄筱薇，骄傲的、倔强的黄筱薇。
她举起档案袋，不轻不重地摔在我胸口。
纸张哗啦一声，散落出来几页。
“想进县委？”她问，声音很轻，却像冰碴子，“曾明达，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菜市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我张了张嘴，发不出声音。
“县委办？工业科？不可能。”她一字一顿，“红旗养鸡场缺个看门的，你去正合适。”
养鸡场？看门的？
我脑子嗡的一声：“黄部长，我……”
“叫同志。”她打断我，“这里是组织部，只有同志。”
“黄……同志。”我艰难地说，“我是技术干部，专业是机械，养鸡场看门……这是不是不太合适？”
黄筱薇笑了，笑得很淡：“有什么不合适？看门也是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还是说，曾明达同志看不起养鸡场的工作？”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就好。”她转身走回办公桌后，重新拿起钢笔，“介绍信我会开，你明天就去报到。红旗养鸡场在县郊，离这儿十五里路，记得早点出发。”
她低头开始写字，不再看我。
我站着，地上的档案袋散开着，我的履历、我的调令、我的人生摊了一地。我弯腰去捡，手有些抖。
“出去时带上门。”她头也不抬地说。
我捡起所有纸张，胡乱塞回袋子，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时，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黄筱薇还在写字，侧脸在阳光下很平静，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
关上门，走廊里的凉气扑面而来。
年轻干事从隔壁探出头：“曾同志，领导怎么说？”
我看着他，张了张嘴，最后只说：“安排好了。”
然后我走下楼梯，走出办公楼，走出县委大院。阳光刺眼，我站在路边，看着街上人来人往，突然不知道接下来该去哪儿。
回家吗？怎么跟桂云说？说我被发配去养鸡场看门？说我得罪了组织部长，因为她是我的前女友，而我十一年前不辞而别？
我蹲在路边，抱住头。
04
十一年前的省城，夏天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我和黄筱薇在工业大学读书，同级不同系。
我是机械系，她是管理系。
我们在图书馆认识，因为抢同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后来她总笑我：“曾明达，你一个学机械的，看什么文学书？”
我说：“那你一个学管理的，不也看？”
她就笑，眼睛弯弯的，像月牙。
1979年毕业，我们本来都留在了省城。我进了省农机研究所，她进了省轻工厅。单位分了单身宿舍，我们在同一条街上，隔着一百米。
那时候真好啊。周末一起骑车去郊外，在河边野餐。她带自己做的馒头和咸菜，我带水壶。坐在草地上，看云，看书，说以后。
她说想继续读书，考研究生。我说好啊，我供你。她捶我：“谁要你供？我自己能行。”
我们计划着，等工作稳定了就结婚。她甚至偷偷量了我的脚，说要给我织毛衣。毛线是浅灰色的，她织得很慢，针脚歪歪扭扭，但特别用心。
变故发生在1980年春天。
那天我接到父亲从清源县打来的长途电话，声音颤抖：“明达，你快回来一趟，家里出事了。”
我连夜坐火车赶回去。到家时是凌晨，屋里挤满了人。母亲坐在床上哭，父亲蹲在墙角抽烟，地上全是烟头。
“怎么了？”
父亲抬起头，眼睛通红：“厂里……厂里说我贪污。”
父亲是县农机厂的老会计，干了一辈子，账目清清楚楚。可新来的厂长查账，说少了三千块钱，硬说是父亲挪用了。
“我没拿！”父亲捶着胸口，“我一分钱没拿！那是冤枉！”
可证据摆在那里——账目对不上，父亲的抽屉里发现了二百块钱，说是赃款的一部分。父亲被停职审查，家里被翻得底朝天。
我在家待了三天，四处找人，到处碰壁。最后老厂长私下告诉我：“明达，别折腾了。新厂长是县委副书记的小舅子，他要立威，你爸撞枪口上了。”
“可我爸是冤枉的！”
老厂长叹口气：“我知道，厂里老人都知道。但没用。现在风声紧，经济问题是大问题，搞不好要坐牢。”
我浑浑噩噩回到省城，不敢告诉黄筱薇。那几天我魂不守舍，她问我怎么了，我只说家里有点事。
直到有一天，所里领导找我谈话。
“小曾啊，听说你家里出了点问题？”领导语气温和，眼神却严肃，“你父亲涉嫌经济问题，正在接受调查。这个……对你影响不好啊。”
我脸色发白：“领导，我父亲是冤枉的。”
“冤不冤枉，组织会调查清楚。”领导顿了顿，“但在这期间，你所里的工作……暂时调你去资料室吧，先避避风头。”
资料室。那是养老的地方。
我走出领导办公室，站在走廊里，浑身发冷。那时候正是提干的关键时期，和我一起进所的小王已经定了副科。而我，因为父亲的问题，前途一片黑暗。
更可怕的是，黄筱薇怎么办？
她是省轻工厅的干部，父亲是南下干部，家庭清白，前途光明。如果跟我在一起，如果将来结婚……她的档案里就会永远记着：配偶父亲有经济问题。
那个年代，这个污点会跟着她一辈子。
我在宿舍里坐了整整一夜。
天亮时，我做了决定。
收拾行李，去火车站买了回清源县的票。
没有告诉她，没有留纸条。
就像人间蒸发一样，从她的世界里消失了。
我知道她会找我。她会去研究所，会去我宿舍，会发疯一样打听我的下落。但我不能回头。父亲的问题不解决，我永远是个拖累。
回到县里后，我给省农机研究所写了辞职信，然后进了地区农机厂，从最基层的工人干起。和过去的一切切断了联系，包括黄筱薇。
后来父亲的问题不了了之，钱对上了，说是账目错误。父亲恢复了名誉，但身体垮了，三年后就去世了。母亲受了刺激，得了类风湿，常年卧床。
我在地区厂子一待就是十一年。经人介绍认识了桂云，结婚，生子，过着最普通的生活。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那些过往都埋在心底，再也不去触碰。
直到今天，在组织部办公室里，看见黄筱薇。
她看我的眼神，那么冷，那么恨。
我该恨她吗？她毁了我的工作安排，把我发配去养鸡场。可我又有什么资格恨她？是我先不辞而别，是我先辜负了她。
蹲在路边不知多久，直到有人拍我的肩。
“明达？真是你！”
我抬起头，看见一张熟悉的脸。沈俊才，我高中同学，现在县委办副主任。他穿着深色中山装，夹着公文包，惊讶地看着我。
“老沈……”
“你怎么在这儿？蹲路边干什么？”他把我拉起来，“走，去我办公室坐坐。”
我浑浑噩噩跟着他回了县委大院。沈俊才的办公室在一楼，不大，但干净整洁。他给我倒了杯茶：“报到完了？见到黄部长了？”
我捧着茶杯，手还在抖。
沈俊才看出不对劲：“怎么了？安排得不顺利？”
我苦笑：“何止不顺利。黄部长让我去红旗养鸡场，看大门。”
“什么？”沈俊才瞪大眼睛，“养鸡场？看大门？开什么玩笑！你是技术干部，正儿八经的大学生……”
他说到一半，突然停住，若有所思地看着我：“明达，你跟黄部长……是不是认识？”
我沉默。
沈俊才压低声音：“我听说，黄部长是从省里调下来的，背景很深。她来清源县三个月，雷厉风行，得罪了不少人。但谁也不敢动她，据说上面有人。”
他顿了顿：“你是不是以前得罪过她？”
我张了张嘴，最后只能说：“算是吧。”
“难怪。”沈俊才叹口气，“黄部长这个人，原则性极强，但也是出了名的记仇。你撞她枪口上了。”
我苦笑。何止是记仇。我欠她的，何止是一个工作安排。
“那现在怎么办？真去养鸡场？”
“组织安排，我能不去吗？”我放下茶杯，“老沈，这事儿别跟桂云说，就说……就说我去县工业局下面的企业了。”
沈俊才点点头：“我明白。但明达，养鸡场那地方……条件很差，离县城又远。你要有心理准备。”
“再差能差到哪儿去？”我站起来，“总比没工作强。”
走出沈俊才办公室时，他叫住我：“明达，黄部长那边……要不要我去说说情？毕竟同学一场，也许……”
“不用了。”我摇头，“我自己欠的债，自己还。”
05
回家路上，我在供销社买了二斤肉。
桂云正在洗衣服，看见我回来，擦了擦手：“怎么样？安排好了？”
“嗯，安排好了。”我把肉递给她，“县工业局下属的企业，搞技术。”
“哪个企业？”桂云高兴地问，“离得远吗？”
“有点远，在县郊。”我避开她的眼睛，“可能得住厂里，周末才能回来。”
桂云脸上的笑容淡了些：“住厂里啊……那多不方便。不能每天回来吗？”
“厂里有宿舍，方便工作。”我摸摸她的头，“没事，周末就回来了。你一个人照顾妈和小斌，辛苦了。”
“不辛苦。”桂云低下头，继续搓衣服，“你工作稳定了就好。”
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黄筱薇的脸在眼前晃，冷冷的眼神，摔过来的档案袋。
还有十一年前，她最后一次对我笑的样子，在省城火车站，她送我出差，说：“早点回来，毛衣快织好了。”
那件浅灰色的毛衣，最后织完了吗？
第二天一早，我告诉桂云要去厂里报到，可能这几天不回来。她给我收拾了行李，几件换洗衣服，一罐她腌的咸菜，还有十个煮鸡蛋。
“路上吃。厂里伙食要是不好，就自己加餐。”
我接过行李，不敢看她的眼睛。走出家门时，小斌在门口喊：“爸，周末回来吗？”
“回来。”我说。
红旗养鸡场在县郊十五里，不通公交车。我走了两个小时，脚都磨出水泡。越走越荒，路边从农田变成荒地，最后是一片丘陵。
养鸡场在山脚下，一圈围墙，里面有几排平房。大门是铁栅栏的，锈迹斑斑。门卫室是个小棚子，玻璃碎了一块，用报纸糊着。
我推开铁门，里面传来此起彼伏的鸡叫声，还有浓重的鸡粪味。院子很大，水泥地面坑坑洼洼，散落着鸡毛和饲料。
一个老头从鸡舍里走出来，穿着褪色的蓝布工装，戴顶破草帽。他佝偻着背，走路一瘸一拐，手里提着个铁桶。
“找谁？”老头声音沙哑。
“我是来报到的，曾明达。”我把介绍信递过去。
老头在衣服上擦了擦手，接过信，凑到眼前仔细看。他眼睛很浑浊，看得很慢。看完后，他抬头打量我：“组织部派来的？看大门的？”
“是。”
老头咧嘴笑了，露出稀疏的牙齿：“稀奇，组织部还管派看大门的。我是彭有才，这里的场长。”
场长？我愣了下。我以为场长应该在办公室，而不是亲自喂鸡。
彭有才把铁桶放下：“跟我来吧。”
他带我穿过院子，鸡舍里的鸡扑腾着翅膀，灰尘飞扬。走到最里面一排平房，推开一扇门：“你就住这儿。”
屋子很小，不到十平米，一张木板床，一张破桌子，一把椅子。墙上糊着旧报纸，窗玻璃缺了一角。
“条件简陋，将就着住。”彭有才说，“工作简单，早上六点开门，晚上九点锁门。有人来要登记，车进出要检查。鸡舍那边你不用管，有我。”
我放下行李：“彭场长，这里……就我们两个人？”
“还有个喂鸡的伙计，回家收秋去了，过阵子回来。”彭有才摸出旱烟袋，点上抽了一口，“怎么，嫌人少？”
“不是。”我犹豫了下，“彭场长，我其实是学机械的，在地区农机厂干过技术。您看厂里有没有什么机器需要修理，我可以……”
彭有才吐出一口烟：“机器？这儿最先进的机器就是饲料粉碎机，还是五八年大跃进时买的，早报废了。现在喂鸡全靠人力。”
他打量着我：“大学生？怎么分到这儿来看大门？”
我苦笑：“组织安排。”
“组织安排。”彭有才重复一遍，笑了，“行吧，既来之则安之。先把屋子收拾收拾，缺什么跟我说——虽然说了我也未必有。”
他转身要走，又停住：“对了，食堂在那边，早饭七点，午饭十二点，晚饭六点。过时不候。”
门关上了。我站在屋子里，看着斑驳的墙壁，闻着空气中浓郁的鸡粪味，突然有种不真实感。
我真的在这里了。养鸡场看门人。三十八岁，大学毕业生，地区厂技术科副科长，现在在这里看大门。
都是因为黄筱薇。
可我能怪她吗？十一年前，我连一句解释都没有就消失了。她找过我吗？等过我吗？恨我吗？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
我铺好床，收拾了屋子。从行李里拿出桂云给的煮鸡蛋，剥了一个吃。咸菜很香，是她亲手腌的。吃着吃着，眼睛就有点酸。
傍晚，我去食堂打饭。所谓的食堂就是一间小屋子，一个胖大娘在窗口后面舀菜。菜很简单，白菜炖粉条，两个窝头。
“新来的？”胖大娘多看了我一眼，“知识分子？”
我笑笑：“看大门的。”
“看大门的穿这么整齐？”她递给我饭菜，“彭场长交代了，给你加个鸡蛋。”
碗里多了个煮鸡蛋。
我道了谢，端着碗坐在院子里吃。
夕阳西下，鸡舍里的叫声渐渐平息。
彭有才坐在不远处的石头上抽烟，佝偻的背影在暮色里像一尊雕塑。
吃完饭，我去门卫室熟悉情况。登记本很旧了，上面字迹潦草，记录着寥寥几次进出。最近一次是一个月前，饲料公司来送饲料。
我翻看着，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名字。
黄筱薇。来访时间：1988年8月15日。事由：检查工作。
她来过这里？三个月前，她刚来清源县不久，就来过养鸡场？
我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
06
养鸡场的生活枯燥得像一潭死水。
每天早上六点开门，晚上九点锁门。中间的时间，我就在门卫室坐着，看登记本，看院子里的鸡跑来跑去，看彭有才佝偻着背喂鸡、打扫鸡舍。
他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沉默地干活。
喂鸡、清理鸡粪、调配饲料，动作慢但熟练。
有时他会坐在石头上抽烟，一坐就是半天，眼睛望着远处的山，不知在想什么。
我试着跟他聊天：“彭场长，您在这儿干多久了？”
“二十三年。”他吐出口烟，“六五年建的场，我就在这儿了。”
“一直一个人？”
“老婆孩子早走了。”他弹弹烟灰，“嫌这儿又臭又穷，跟人跑了。”
我不再问。
第三天下午，饲料公司的车来了。一辆破旧的解放卡车，司机是个年轻人，跳下车就嚷嚷：“老彭头，来卸货！”
彭有才慢吞吞走过去。我上前帮忙，和司机一起把饲料一袋袋搬进仓库。司机打量我：“新来的？以前没见过。”
“看大门的。”
“看大门还帮着卸货？”司机笑了，“老彭头，你这帮手不错啊。”
彭有才没说话，搬完最后一袋，在送货单上按手印。司机发动车子要走，突然又探出头：“对了，县里是不是新来个女组织部长？姓黄？”
我手一紧。
彭有才点点头：“嗯。”
“厉害人物。”司机压低声音，“我听说，她把好几个干部撸了，其中就有原来管你们这儿的那个副局长。
为啥？就因为你们场去年申请买孵化机的报告，被那副局长压了半年，最后不了了之。”
彭有才抽烟的动作顿了顿。
“黄部长一来就查这事儿，把副局长调去工会了。”司机说，“还专门来你们这儿看过，说要解决实际困难。老彭头，你这破场子要转运了。”
卡车开走了。彭有才站在原地，看着车尾扬起的尘土，很久没动。
晚上吃饭时，我忍不住问：“彭场长，黄部长……真的来帮咱们场解决问题？”
彭有才扒拉一口饭：“可能吧。”
“那她为什么……”我把后半句咽回去。为什么把我发配到这儿？如果是真心想帮养鸡场，怎么会塞个看大门的来？
彭有才抬头看我一眼：“你想问，她为啥把你弄到这儿来？”
我愣住。
“组织部介绍信上写了，你是地区农机厂的技术干部。”彭有才慢条斯理地说，“黄部长把你派到这儿，要么是整你，要么是另有安排。”
他放下碗，浑浊的眼睛盯着我：“你是哪种？”
我张了张嘴，最后实话实说：“我十一年前……辜负了她。”
彭有才点点头，不再问。吃完饭，他拿出两个酒杯，一瓶散装白酒：“喝点？”
我接过酒杯。酒很烈，辣得嗓子疼。彭有才喝得很慢，一口一口抿。
“十一年，挺长的。”他突然说，“但有些事，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闷头喝酒。
“黄部长来那天，是个大热天。”彭有才望着窗外，“她没坐车，自己走来的。
十五里路，走到这儿时浑身是汗。
我让她进屋喝口水，她不肯，非要先看鸡舍。”
他喝了口酒：“我把场里的困难说了，孵化机的事，饲料的事，销路的事。
她听得很仔细，还拿本子记。
后来我送她出门，她说：‘彭场长，你放心，这些问题我一定想办法解决。”
“然后呢？”
“然后她就走了。一个月后，县里批了钱，买了台新孵化机，过两天就到。”彭有才笑了笑，“她说话算话。”
我握着酒杯，心里乱成一团。黄筱薇还是那样，认真，负责，说到做到。可这样的她，为什么对我那么狠？
“你辜负了她什么？”彭有才突然问。
我沉默很久，把十一年前的事说了。父亲的冤案，我的逃避，不辞而别。说得很简略，但足够明白。
彭有才听完，没说话，只是喝酒。一瓶酒见了底，他才开口：“你知道你父亲那件事，最后怎么解决的吗？”
我一愣：“说是账目错误，不了了之了。”
“不了了之？”彭有才笑了，笑得很古怪，“三千块钱，在那个年代是巨款。说没就没了，可能吗？”
我后背一凉：“您什么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