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挺:潮汕不是封闭的地理概念，而是一片流动的海洋

11月25日，获颁第二届“潮学终身成就奖”后，黄挺教授致辞。

黄挺所著160万字的《潮汕史》，被视为潮学研究的里程碑式成果。

最新出版的十卷本《潮学集成》，黄挺是民俗卷主编之一。

2025年11月25日，暨南大学校友楼会议厅内，海内外潮学研究专家齐聚一堂。在一众师生掌声中，年近耄耋的韩山师范学院教授黄挺从暨南大学校长邢锋手中接过了第二届“潮学终身成就奖”荣誉证书。这一刻，不仅是对他半个世纪学术耕耘的肯定，更是对潮学研究薪火相传的生动展现。

评委会在颁奖词中写道:“半个世纪沉浸式耕耘潮学，两百万字《潮汕史》立史潮汕。黄挺教授五十年来深研潮汕文史，治学严谨，方法创新，成果丰硕，深得学界推崇。他出版的著作有:《林大钦集(校注)》《潮汕金石文征》(合著)、《潮商文化》《中国与重洋——潮汕简史》《潮汕文化源流》等。新著《潮汕史》五卷凡两百万字，皇皇巨著，是潮汕区域史之扛鼎之作。他还曾担任《潮学研究》主编，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韩山师范学院潮学院领导，贡献良多。”

在答谢环节，黄挺深情致谢将他引入潮学领域的杜经国教授，以及对他的研究方法带来启发的陈春声教授等人，并感言:“虽然我快80岁了，但领这个终身成就奖，我还太年轻，因为我会慢慢地走，我还想继续做下去。”

半个世纪耕耘潮学　　

从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到深入韩愈研究，再到潮学领军人物，黄挺学术旅程的转向，始于1982年一个偶然的契机。当时，本科刚毕业的黄挺被分配到韩山师范学院古代文学教研组，负责先秦到两汉的文学教学。在他看来，断代式的文学教学难以触及精髓，而新成立的潮州韩愈研究会为他打开了学术新天地。作为年轻学子，他被委以“搬书”之任，频繁往返图书馆的时光，让他与地方文献结下不解之缘。

1986年成为黄挺学术转型的关键节点。那一年，他参加了在华南师大举办的古籍整理研修班，师从周连宽、王贵忱、陈乐素等学术大师，奠定了他严谨的治学根基。研修结束后，他立即投入《林大钦集》的整理工作，历时三年完成。该书是收录广东潮汕地区唯一文状元、明代林大钦的诗文集。这项扎实的文献整理引起了汕头大学杜经国教授的注意。1992年，黄挺受邀加入汕头大学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从此将潮学研究作为终身事业。

在黄挺的学术世界里，潮汕不是封闭的地理概念，而是一片流动的海洋。他提出“海洋潮州”的史观，将潮汕文化视为一张跨越国界的网络。“人就是地方，地方也是人。”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爱德华·雷尔夫的这句话深刻影响了他的研究视角。在他看来，潮汕人通过海洋看世界，将环中国周边的重要港口城市连接成“跨埠网络”，这种视角彻底改变了学界对潮汕历史文化的认知框架。

作为土生土长的潮汕学者，黄挺对故土怀有深厚情感，却始终保持学术的清醒。他铭记杜经国教授的告诫:“研究就不应该弘扬。”这是因为，一旦抱有弘扬的目的，就会影响研究的客观性。这种批判性的本土视角，使他的研究既深入又超脱。黄挺坦言:“乡土情怀源于对这片土地的熟悉与热爱，难免会让人产生认同感与眷恋之情。但正如杜老师所提醒的，他并非潮州人，能以‘他者’的中立视角看待潮州，这番提醒对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潮汕学者而言，不啻为一剂清醒剂。”　　

　　两百万字立史潮汕　　

历时三十载完成的近160万字《潮汕史》，是黄挺学术生涯的集大成之作。他采用了“文献+田野”的研究模式，足迹遍布潮汕各地的祠堂、庙宇。他谦逊地将自己的发现过程比作果实的成熟:“我像一棵果树上的果实，开了花，结了果，等到成熟它会自然掉下来。”这种持之以恒、静待花开的治学态度，正是他能够构建完整潮汕历史体系的关键。

作为《潮学集成》“民俗卷”的主编之一，黄挺在“潮州文化研究名家论坛”上深入阐释了《潮学集成》编纂出版的重要意义。他梳理了潮学的发展脉络，指出潮学虽起步晚于徽学、客家学，但自1993年饶宗颐在首届潮州学国际研讨会上竖起大旗后，经过30年的积累，已形成丰厚的研究成果与稳定的研究队伍。他强调，所谓“标杆”并非用于仰望，而是为了被超越。他对年轻学者寄予厚望，建议他们“立足潮学，但要有国际的视野”，在全球史背景下理解地方文化。面对AI时代的挑战，他特别强调跨学科阅读的重要性。

从《潮汕地方史论集》到《潮学集成》，黄挺见证了潮学从边缘领域发展为特色学科的历程。在他看来，潮学的未来在于打破学科界限，特别是加强人类学视角的融入。而对新一代研究者，他最想传递的是将学术作为事业而非职业的信念:“如果你把它当职业，一般可以应付过去就行，但是你把它当事业来做，就得花功夫。”

在获颁第二届“潮学终身成就奖”之际，黄挺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访谈中，黄挺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实践，分享了数十年深耕潮学研究的心得与感悟，言辞恳切、引人深思。

　　潮州人用“跨埠网络”的海洋视角看世界　　

南都:你最初从韩愈研究切入潮汕文化，后来为何选择将潮学作为终身深耕的方向?是否有某个瞬间或事件成为契机，让你坚定了这份选择?

黄挺:1982年，我从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韩山师范学院进入古代文学教研组。恰逢1983年潮州韩愈研究会成立，前辈老师们便让我负责资料管理工作。那段时间，我常常搬回一大堆书籍潜心研读。后来，我还被大家推选为潮州韩愈研究会副秘书长，所以在1986年之前，我的研究工作基本都围绕韩愈展开。

1986年，广东省教育厅在华南师范大学开办了古籍整理研修班，授课老师均为来自各大高校和研究单位的前辈学者，像周连宽、王贵忱、陈乐素等，都是大师级人物。那次研修让我收获颇丰，结业回去后，我便开始投身潮汕地方文献整理工作，最先启动的是《林大钦集》的整理工作，直到1989年才完成。同年，汕头大学成立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中心与中国古文献研究会合作举办了首场学术会议，我提交了一篇题为《林大钦与〈东莆先生文集〉》的论文，顺利入选。当时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杜经国教授十分认可这篇文章，主动找到我询问是否愿意调入汕头大学。几经波折后，我如愿调进了汕头大学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可以说，我的潮学研究正是那里起步的——有位非常优秀的领路人，那就是杜经国教授。

南都:在你的学术生涯中，杜经国教授给你留下了哪些影响?还有哪些前辈学者对你影响深远?

黄挺:杜经国教授是北京大学历史系1954届优秀毕业生，毕业后留在学校担任中国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的助手。他秉持着传统且严谨的治学理念，在近代史研究领域颇有建树。他常说，做学术要敢于挑战常识。我调进汕头大学后，他叮嘱我:“你现在什么都不用急，先安心读书。”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从未催促我申报项目、撰写论文，让我能沉下心积累学识。

另一位对我影响深远的是饶宗颐先生。1993年底，首届潮学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饶宗颐先生在会上作了建立潮州学的主题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同样突破常识的观点:客家学是潮州学的一部分。饶先生的祖上本是梅县松口镇人，后来迁至凤凰山脚的赤凤，定居数代后，其曾祖父才搬进城内经商。所以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也是客家人，但现在我是潮州人了。”

我们当时都对这一观点深感敬佩。实际上，潮人与客家人被明确视为两个不同族群，是清代以后的事。明代之前，梅县地区为程乡县，隶属于潮州府，当时无论是说福佬话还是客家话的人，到京城做官都会自称潮州人，并无明确的潮客之别。清初的文献中，也只以地理区位划分二者，用“山内人”(客家人)和“平洋人”(潮州人)来区分。他们的文化实则有诸多共通之处。

南都:你提出的“潮汕史观”为潮学研究确立了核心范式，这一史观的核心内涵是什么?它如何改变了学界对潮汕历史文化的认知框架?

黄挺:这一史观的核心，归根结底是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关系。我所做的并非单纯以经纬度界定地域的研究，因为潮汕这一地域本身具有流动性。如今论坛上对潮汕文化的地域范围有不同界定:或主张称“潮州文化”，以清代潮州府为界；或主张称“潮汕文化”，则聚焦于揭阳、潮州、汕头三市。而我在研究中，更倾向于将定居海外、祖籍为潮州且认同潮汕文化的群体也纳入研究范畴。

我常对年轻人说，读书不能局限于潮汕相关的内容，无论是文献资料还是理论著作，都不能只盯着“一亩三分地”。对我启发最大的，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相关著作。段义孚有一句名言让我印象深刻:“植物有根，人有双腿和思想。”爱德华·雷尔夫讲得更加直截了当:“人就是地方，地方也是人。”这与历史学的核心诉求不谋而合——历史学可以涵盖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等多个方向，但最终目的都是研究人，围绕人展开。地域文化将人与地方紧密联结，而我的研究主张从地方视角出发去探究人。

因此，我用“海洋潮州”或“海上潮州”的视角看待这一地域，看到的是一张广阔的网络。潮汕人通过海洋望向世界，将环中国周边海洋世界的重要港口城市，即潮汕话所称的“埠头”，以这些埠头为节点，构建起连接世界的纽带。

我在澄海长大，当地华侨众多，我的同学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侨属，他们的家庭大多依靠父亲在海外务工寄回的收入维持生计。念书时，我们常听到一句俗语:“一上二香三石四暹”，意思是最容易赚钱的地方，第一是上海，第二是香港，第三是新加坡(旧称“石叻”)，第四是暹罗(今泰国)。这句话中既有国家也有城市。所以我认为，用“跨埠网络”来描述这种联系更为准确。除了这句俗语中提到的几大埠头，潮州商人常来常往的商埠还有很多，往北有烟台、天津、营口等等，甚至去到长崎——这在《华夷变态》等文献中能找到佐证，下南洋，埠头就更多了。这一认知也深刻影响了我对潮汕史的研究视角。　　

　　“做潮学研究不能仅凭一腔乡土热情”　　

南都:作为土生土长的潮汕学者，你认为本土情怀在潮学研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种故土情怀如何影响你的研究视角?

黄挺:“乡土情怀”源于对这片土地的熟悉与热爱，难免会让人产生认同感与眷恋之情。我认同陈平原教授的观点:乡土情怀可以有，但不能过于强烈。对我而言，我的研究核心问题是探寻“潮汕文化为何是如今这般模样”“背后的成因是什么”，本质上是从现实出发对家乡历史的学术探索。杜经国老师也多次提醒我:“研究不应带有‘弘扬’的目的。”当年汕头大学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时，讨论机构宗旨，有人提出“要弘扬潮汕文化”，杜老师坚决反对。他认为，一旦抱着“弘扬”的心态，就容易刻意拔高研究对象，只讲优点、回避缺点，进而影响研究的客观性。

杜老师不是潮州人，能以“他者”的中立视角看待潮州，这番提醒对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潮汕学者而言，不啻为一剂清醒剂。做研究不能仅凭一腔乡土热情。我有很多年轻朋友，他们的乡土情怀十分浓厚，很热诚地用文字、用声音、用图像宣传自己的家乡，讲自己村落的故事，我很感谢他们记录的这些资料，但也会提醒他们，要有更开阔的视野，更清醒的、具备学术性的研究视角。

当我们将潮汕视为一张网络、一片“海洋”时，首先要明确，以自然地理经纬度界定的潮州是一个核心节点——它是那些离散海外的潮州人心中牵挂的故土，即便有些人不愿或无法返回，这份眷恋也从未消散。在海外的众多潮州会馆中，几乎每一个会馆都会提及“潮州八景”，它已成为潮汕文化的地域象征。我曾专门研究过“潮州八景”的形成过程，探讨它们如何成为潮州人精神寄托的文化符号，这一研究也深受人文地理学的启发。而我的整个研究正是从这个节点出发，向外发散延伸。

南都:你历时30年完成近160万字的《潮汕史》，是潮学研究的里程碑式成果。在漫长的撰写过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黄挺:最大的挑战还是文献问题——如何搜集到更多可用的文献。历史学研究始终要以文献为根基，但潮汕地区在二十四史中的相关记载极少，野史中的资料也颇为匮乏，早期研究主要依赖地方志和文人文集、文人笔记这类传统文献。

然而，随着研究不断深入细化，仅靠地方志已无法满足需求。加之与人类学研究的相互渗透，我们如今已大量采用档案和民间文献资料。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的两位泰斗梁方仲先生和傅衣凌先生最早使用档案和民间契约文献，做出开创性的研究，也开启了中国历史研究的一条新路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梁先生的学生叶显恩老师做徽学研究对这种研究方法又有推进，他提出要理解民间文献，就必须深入实地调研，于是他率先开展口头访谈，推动了口述史研究的发展。后来，以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等人为代表的“华南学派”，在这一领域形成了明确的学术自觉——他们传承师门传统，持续深耕，为地方文献的搜集、利用与研究探索出了一套成熟的方法。这种研究模式不仅对潮学研究，也对其他地方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启发。我基本都是遵循这些研究路径开展潮学研究的，除了读书治学，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潮汕各地奔走，足迹遍布当地的祠堂、庙宇等历史现场。

南都:在学科建设方面，你先后参与搭建了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所等核心平台，主编《潮学研究》期刊。在潮学学科化的初期，面临的最大阻力是什么?你是如何推动潮学从边缘领域发展为特色学科的?

黄挺:潮学的学科化建设，是杜经国老师在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任职时率先启动的。起初，我们经常讨论“潮学究竟能发展到多大规模”这一问题。杜老师的观点是，不要把目光只停留在潮学本身，他对我们的期望是“走出潮州”。

此外，学科建设离不开学科带头人和代表性著作。1993年潮学刚起步时，代表性著作不及客家学、徽学成熟。面对这一困境，我们想到了饶宗颐先生——20世纪30年代，饶先生曾出版过一本关于潮州的小书《潮州丛著初编》，但内容较为单薄。于是杜经国老师提议，由我搜集整理所有研究潮州的学术文章，编纂成集。1995年，《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正式出版，为潮学的学科建设树立了标杆，奠定了基础。

南都:如果说当年这本《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为潮学学科树立了标杆，我们如何理解今天这套《潮学集成》的学术意义?

黄挺:《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是30年前潮学学科的标杆，而如今《潮学集成》的问世，成了新的标杆。它不仅是学术层面的标杆，更是精神层面的标杆。不过标杆不是用来仰望的，而是用来超越的，我们希望年轻人能通过这套书进入更加广阔的学术领域，而不拘局于潮学。只有这样，潮学才能真正成为一门超越地方性的具有全球性意义的学问。这就是平原教授所期望的“助力学术再出发”。　　

　　“潮学的未来在于打破学科界限”　　

南都:你认为潮学研究在未来5—10年，最值得关注和深耕的方向是什么?

黄挺:这个问题很难给出确切答案，因为我研究的是历史，而非未来学，无法预判科技发展对学术研究的具体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学术趋势必然是学科间的深度渗透，学科界限将逐渐被打破。

从百年来潮学研究看，人类学社会学是有比较丰硕成果、影响也比较大的学术门类。上世纪10年代后期，美国社会学家葛学溥对凤凰山区的溪口村进行调查，20年代根据调查结果，撰写出版了《华南的乡村生活》——这一研究在当时的国际社会学人类学界产生一定影响。在本世纪初，周大鸣教授还对溪口村进行追踪研究，撰写出版了《凤凰村的变迁》。30年代以后，还有陈国梁等的《樟林社会概况调查》，陈礼颂的《一九四九前潮州宗族村落社区的研究》，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潮汕乡村社会研究著作。《潮学集成》以采录研究论文为主，由于编纂体例限制，没办法把这些成果集中展示，比较可惜。我觉得，在未来的潮学研究中，有意识地加强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或许是值得深耕的方向。

南都:你认为当前年轻研究者最需要弥补或提升的能力是什么?

黄挺:如今很多年轻人，尤其是本地学生，对家乡充满热爱，积极性很高。他们会搜集自己所在村、镇、县的碑刻资料，走访老人、开展口述史记录，还会拍摄短视频分享研究进展，有时也会请我指点方向、提出建议。我常对他们说，不要只局限于自己的村子，要把视野放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不能只满足于记录老人讲述的故事，更要培养理论思维。立足潮学研究本身没有问题，但必须具备国际视野和对不同文化的理解能力。我写的潮汕史，是把它放在全球史的背景下来展开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这片土地的历史讲深讲透。

做研究不能只局限于研读本学科的书籍。我曾经去牛津大学交流，有一次柯大卫教授带我们去参观一所学院，学院门前的大石头上刻着一句院训，大意是“读万卷书，而后忘其形，知识方能内化为己有”。这句话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我常向年轻人强调阅读量的重要性，除了专业书籍，各类书籍都应该广泛涉猎。尤其是在如今的AI时代，如果仍固守单一学科的边界，很难做出有深度的研究。

南都:对于新一代潮学研究者，你最想传递的人生感悟是什么?

黄挺:坚守，坚持做你想做的事情。我常对年轻学生说，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力求做到最出色。如果在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就要让学生觉得你讲得透彻、引人入胜；如果从事潮学研究，就要让同行认可你的研究成果。所以我认为，若只是将工作当作职业，或许敷衍应付便能过关；但若是把它当作事业，就必须倾注全部心血、潜心钻研。

采写:南都记者 朱蓉婷 周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