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声明：本文基于历史事件进行文学化改编创作，部分情节、对话及细节为艺术加工，旨在呈现历史故事的戏剧张力，不代表历史绝对真实。请读者理性看待，勿将虚构情节与历史事实混淆。
1942年的1月，香港的天空被厚重的硝烟笼罩，刺耳的警报声和远处沉闷的爆炸声，成了这座城市唯一的背景音。
在香港圣士提反女校，这里已经被临时改建成了一所战地医院。走廊里挤满了伤员，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和血腥味混合的难闻气息。
在一间昏暗的病房角落里，躺着一位年仅31岁的女子。
她曾经有着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那是她作为新女性最骄傲的标志，可如今，那张脸瘦得脱了相，颧骨高耸，双眼深陷，只有那目光中还残留着一丝不甘熄灭的火光。她就是被誉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萧红。
此刻的她，呼吸已经非常微弱，肺结核像一把生锈的锯子，一点点锯断了她的生机。
陪在她身边的，不是她的丈夫端木蕻良，而是一位年轻的朋友骆宾基。萧红费力地抬起手，示意骆宾基靠近一些，她有最后的话要交代。
骆宾基把耳朵贴在她的唇边，以为她会嘱托关于那部未写完的小说，或者是关于那个下落不明的孩子。然而，萧红用尽全身力气挤出来的声音，却让骆宾基愣住了。
她说：“如果……有机会，把我的骨灰带回上海，埋在……埋在鲁迅先生的墓旁。”
这句话一出，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
一个有夫之妇，在临终前不想着落叶归根回东北老家，也不想着和自己的丈夫合葬，却执意要葬在一个已经去世六年的、有家室的文坛前辈身边。
这个遗愿若是传出去，在那个人言可畏的年代，足以掀起一场巨大的风波。
有人说她这是对恩师的敬仰，也有人说她这是至死都不懂人情世故的“没眼色”。
但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情感纠葛？为什么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心心念念的归宿，竟是那位只有几年交集的老先生？
01
要解开这个让人费解的遗愿之谜，我们得把时光倒流，回到萧红那个冰冷彻骨的童年。
萧红出生在黑龙江呼兰县的一个大户人家。
张家的大院很是气派，青砖灰瓦，高墙深院，但在小小的萧红眼里，这就跟个监狱没什么两样。她的父亲张廷举是个极为冷漠古板的人，在他眼里，女子无才便是德，且是早晚是要泼出去的水。
在这个家里，萧红就像个多余的物件，没人疼，没人爱。直到有一天，她在后花园里玩耍，不小心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皮，疼得哇哇大哭。父亲听见了，不但没过来哄，反而站在廊下冷冷地斥责她不懂规矩，大喊大叫丢了张家的脸。
就在萧红哭得更凶的时候，一只大手把你抱了起来。那是祖父张维祯。祖父用袖子轻轻擦去她脸上的泪水，笑着说：“小莹儿不哭，爷爷带你去看后园的大倭瓜。”
那是萧红记忆里为数不多的暖色调。
祖父会给她讲故事，会偷偷给她塞好吃的点心，会在她闯祸的时候护着她。对于萧红来说，祖父不仅仅是亲人，更是她在这个冰冷世界上唯一的依靠，是那个能为她遮风挡雨的大树。
可是，这棵大树太老了，护不了她一辈子。1929年，祖父去世了。随着祖父的离去，张家最后一点温情也烟消云散。
紧接着，厄运接踵而至。父亲给她定了一门亲事，男方叫汪恩甲，是个抽大烟的纨绔子弟。萧红读过书，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哪里肯嫁给这样的人？她想读书，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她跑去求父亲：“爹，我想去北平读书，我不想嫁人。”
父亲把茶杯往桌上重重一摔，指着她的鼻子骂：“自古以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汪家有钱有势，你嫁过去是享福，别身在福中不知福！想去读书？门都没有！”
性格倔强的萧红没有屈服，她选择了逃婚。她跟着表哥跑到了北平，原本以为能开始新生活，可现实却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
表哥虽然带她出来了，但家里断了经济来源，两人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再加上表哥老家还有老婆，这层关系终究是不光彩。没过多久，表哥顶不住压力，也受不了贫苦，把她一个人扔下走了。
走投无路的萧红只能回到呼兰老家。这一次，等待她的不是父亲的原谅，而是软禁。张家觉得她败坏了门风，把她关在乡下的老宅子里，派人严加看管。
就在萧红绝望得想要自杀的时候，那个曾经被她拒婚的未婚夫汪恩甲却找上门来。
汪恩甲虽然是个花花公子，但那会儿对萧红似乎还存了几分真心，或者是出于男人的占有欲。他帮萧红逃出了老宅，两人跑到了哈尔滨，住进了当时颇为豪华的东兴顺旅馆。
那段时间，萧红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依靠。两人在旅馆里过了一段快乐的日子，花钱如流水。可是，好景不长，带来的钱很快就花光了，旅馆的账单越积越厚，足足欠了六百多块大洋。
此时的萧红已经怀了身孕，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汪恩甲看着那一叠厚厚的账单，还有萧红隆起的肚子，心里开始打退堂鼓。
有一天早上，汪恩甲穿戴整齐，对萧红说：“莹儿，咱们欠的钱太多了，我得回家去拿点钱来还债。你在这儿等着，我过两天就回来。”
萧红信了。她坐在床上，摸着肚子，满怀希望地等着。
可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十天过去了，汪恩甲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回来。
旅馆老板看出了端倪，这是被男人甩了啊！老板是个势利眼，立马变了脸，指着萧红的鼻子骂：“你男人跑了，这钱你得还！要是还不上，等你生完孩子，就把你卖到窑子里去抵债！”
老板把萧红赶到了旅馆阴暗潮湿的储藏室里，每天只给她送一点残羹冷炙。萧红挺着大肚子，躺在发霉的破棉絮上，听着外面松花江即将发大水的消息，心里一片死灰。
她被困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绝望中，她给当时的《国际协报》写了一封求救信。
信里，她写道：“我就像被遗弃在荒野的一棵草，寒风瑟瑟，谁能救救我……”
这封信，几经辗转，送到了报社。报社的编辑看后很受触动，便派了一个年轻的作者去探望。
这个年轻人，就是萧军。
那是1932年的夏天，松花江的水位在这个季节涨得吓人。萧军穿着一件破旧的衬衫，走进了东兴顺旅馆那个发霉的储藏室。
门一推开，一股霉味扑面而来。
萧军眯着眼睛适应了一下昏暗的光线，看见一个大着肚子的女人，披头散发地靠在墙角。虽然狼狈不堪，但当她抬起头来时，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里面藏着的才气和不屈，一下子就击中了萧军的心。
萧军是个东北汉子，性格豪爽，也有点大男子主义的英雄情结。看着这样一个有才华的女子落难，他心里的保护欲顿时爆棚。
两人一聊，竟然格外投机。从文学聊到人生，从娜拉出走聊到社会变革。萧军发现，眼前这个女人不简单，她肚子里有墨水，心里有团火。
临走时，萧军把自己身上仅剩的钱都留给了萧红。后来，松花江决堤，大水漫灌了整个哈尔滨道外区。萧军趁乱雇了一条小船，划进东兴顺旅馆，把萧红从水牢里救了出来。
那时候的萧军，在萧红眼里，简直就是踏着七彩祥云来的盖世英雄。
孩子生下来了，是个女孩。因为无力抚养，再加上这个孩子是汪恩甲的骨肉，是她痛苦回忆的见证，萧红忍痛把孩子送了人。
随后，她跟着萧军开始了同居生活。
那是一段苦乐参半的日子。两人穷得叮当响，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冬天买不起煤，两人就抱在一起取暖。但是，这也是萧红创作力爆发的时期。她和萧军一起写作，互相鼓励。
可是，萧军这个“英雄”，脾气却极其暴躁。他爱喝酒，爱练武，发起火来还会动手打人。有一次，两人因为一点小事吵了起来。萧军喝了点酒，借着酒劲，一巴掌甩在萧红脸上。
“你吃我的喝我的，还敢顶嘴！”
萧红捂着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哭出声。她从小被打怕了，骨子里对这种暴力有着深深的恐惧。但她又离不开萧军，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萧军，她不知道还能去找谁。
萧军虽然打她，但也教她写作，带她认识文学圈的朋友。这种既是恩人又是施暴者的关系，让萧红陷入了一种病态的依恋中。她就像一只受了伤的小鸟，依偎在一只老鹰的翅膀下，时刻担心被吃掉，又贪恋那一点点体温。
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也为了逃离这种让人窒息的环境，两人决定离开东北，去往当时文化的中心——上海。
去上海，不仅仅是为了生存，更是为了去见一个人。一个他们在报纸上读过无数遍，在心里膜拜了无数遍的人——鲁迅。
02
1934年的秋天，上海滩灯红酒绿，十里洋场繁华得让人眼晕。萧红和萧军这一对从东北逃难来的文学青年，穿着土气的棉袄，背着破旧的行囊，挤在拥挤的人群里，显得格格不入。
他们住在一个只有巴掌大的亭子间里，每天为了生计发愁。虽然在东北小有名气，但在人才济济的上海，他们就像两滴水汇入了大海，激不起半点浪花。
“三郎（萧军的笔名），咱们给鲁迅先生写封信吧。”萧红一边整理着手稿，一边小心翼翼地提议。
萧军正在磨墨，听了这话，手里的动作顿了一下，有些迟疑：“人家是大文豪，能搭理咱们这种无名小卒吗？”
“试试吧，我看先生的文章里，总是透着对年轻人的关照。”萧红眼里闪着光，那是她最后的希望。
于是，两人怀着忐忑的心情，把自己的作品《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的手稿，连同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寄到了鲁迅先生常去的内山书店。
等待的日子是煎熬的。每一天，萧红都会跑几趟收发室，每次都是失望而归。直到第三天，一封回信静静地躺在那里。
信封上是鲁迅先生那刚劲有力的字体，约他们去内山书店见面。
那天下午，萧红特意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熨了又熨，萧军也换上了最体面的一件长衫。两人早早地来到了书店，坐在角落里，心跳得像擂鼓一样。
不一会儿，门口的风铃响了。一个穿着灰色长袍、身材瘦小、留着隶书“一”字胡须的中年人走了进来。虽然他看起来有些病容，背也有点微驼，但那双眼睛，锐利得像能看透人心，却又在看向他们时，瞬间化为温和的春水。
“你们就是从东北来的两个萧吧？”鲁迅微笑着走了过来，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架子。
萧红激动得站起来，手足无措，结结巴巴地说：“先……先生好，我是萧红。”
鲁迅招呼他们坐下，仔细询问了他们在东北的生活，又聊起了文学。当听说他们是从被日本人占领的黑龙江逃出来时，鲁迅叹了口气，眼里满是悲悯。
“你们受苦了，”鲁迅的声音低沉而温厚，“不过，正因为经历了这些生死离别，你们的文章才有血有肉。《生死场》我看过了，写得好，那种像野草一样坚韧的生命力，只有在那片黑土地上长大的人才写得出来。”
这一席话，说得萧红眼眶发热。自从离开了祖父，再也没有哪个长辈这样温和地跟她说过话，肯定她的才华，理解她的苦难。
那天临别时，鲁迅看出了他们的窘迫。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轻轻推到桌上，里面是二十块大洋。
“拿去用吧，刚到上海，处处都要花钱，别饿着肚子写文章。”
萧红看着那信封，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这哪里是二十块钱，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尊严和父爱啊。
从那以后，鲁迅就像一棵大树，再次为萧红遮挡了风雨。他不仅在经济上资助他们，还把他们介绍给茅盾、胡风这些文坛大佬认识。更重要的是，鲁迅亲自为萧红的《生死场》作序，毫不吝啬溢美之词。
在那篇序言里，鲁迅写道：“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有了鲁迅的背书，萧红的名字迅速响彻上海文坛。那个曾经被退稿无数次的东北姑娘，一夜之间成了天才女作家。
在这个过程中，萧红对鲁迅的感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果说最初是敬仰，那么后来，就是一种近乎依恋的亲情。
她在鲁迅身上，看到了去世多年的祖父的影子。那种被呵护、被重视、被当作一个独立的人来尊重的感觉，让她深深着迷。
而此时，她和萧军的关系却在恶化。萧军在上海这个花花世界里，有些迷失了。他性格豪放，身边总是围着一群崇拜他的女学生。萧红稍微多问几句，换来的就是一顿争吵，甚至拳脚相加。
有一次，萧军打伤了萧红的眼睛。萧红捂着乌青的眼眶，不敢出门，躲在家里哭了一整天。第二天，她戴着墨镜去了鲁迅家。
鲁迅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但他没有直接戳破，只是在吃饭的时候，特意让许广平给萧红夹了一块最嫩的鱼肉。
“多吃点，把身体养好，比什么都强。”鲁迅淡淡地说了一句。
就这一句话，让萧红心里的委屈决堤了。她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鲁迅先生是真正心疼她的。
为了能离先生近一点，也为了逃避那个冰冷的合租屋，萧红和萧军搬到了大陆新村，就在鲁迅家隔壁不远的地方。
这搬家，成了后来一切故事的导火索。
03
搬到大陆新村后，萧红往鲁迅家跑得更勤了。
那时候的鲁迅，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肺病折磨着他，但他依然每天工作到深夜。许广平作为妻子，不仅要照料先生的饮食起居，还要帮着抄稿子、回信件，还要照顾年幼的孩子周海婴，整个人恨不得掰成两半用。
而萧红呢，她太渴望那个家的温暖了。她就像个不懂事的孩子，不管刮风下雨，只要心里憋闷了，或者只是单纯想见见先生，抬脚就往鲁迅家跑。
有时候是上午，有时候是下午，甚至有时候晚上吃过饭了，她还要去坐一坐。
对于萧红的到来，鲁迅总是宽容的。他哪怕再忙，也会放下手里的笔，陪萧红聊聊天，问问她的写作进度，或者仅仅是听她发发牢骚。
在鲁迅面前，萧红是放松的，是爱笑的。她会讲东北的趣事，会模仿各种人的神态，逗得鲁迅哈哈大笑。
可是，在这温馨的画面背后，却藏着另一个人的隐忍和无奈，那就是许广平。
许广平是大家闺秀出身，知书达理，也是新女性。她理解萧红的身世和痛苦，所以一开始，她对萧红是同情的，也是欢迎的。她把萧红当妹妹看，给她做好吃的，甚至把自己的衣服改了送给萧红穿。
但是，凡事都有个度。萧红的到来，确实太频繁了，频繁到已经打扰了鲁迅正常的休息和工作。
有一天，天上下着蒙蒙细雨。萧红又来了。她没带伞，头发湿漉漉的，一进门就带着一股寒气。
“怎么这时候来了？没带伞吗？”许广平虽然嘴上问候着，手里却没停下正在缝补的衣服，眉宇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
“在家里闷得慌，三郎又出去喝酒了，我就想来看看先生。”萧红自顾自地找了个椅子坐下，完全没注意到鲁迅刚刚咳嗽完，正闭着眼睛养神。
许广平看了一眼鲁迅，心里有些心疼，便委婉地说：“先生昨晚咳了一宿，刚睡着一会儿。”
这话里的意思是再明显不过了：先生需要休息，你是不是该改天再来？
可萧红像是没听懂一样，只是压低了声音说：“哦，那我小声点，我就坐一会儿，等先生醒了我就走。”
这一坐，就是大半个下午。
鲁迅醒来后，看到萧红还在，强打起精神陪她说话。许广平在一旁端茶倒水，看着丈夫强撑的笑脸，心里的怨气一点点累积。
更让许广平觉得萧红“没眼色”的，是那次“红裙子”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