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堪称第一女“飞贼”，没想到居然偷到了蒋介石的头上

1935年的南京城，发生了一件让整个警察厅都破防的事儿。

谁能想到，一起涉案金额能买下半条街的惊天大案，最后的高潮部分，竟然是一群荷枪实弹的刑警，围着一个吓得快尿裤子的小姑娘大眼瞪小眼。

那年头，一万两千块大洋丢了，甚至惊动了蒋委员长的侍从室，结果折腾一圈，唯一的“战利品”是一篇只有6块钱稿费的报纸投稿。

这事儿吧，说它是警匪片都抬举了，简直就是一出黑色幽默剧。

咱们先说说那笔钱。

一万两千大洋，这在当时是什么概念？

当时南京一个体面的大学教授，一个月也就拿个一百来块，普通打工人干一辈子都不一定能见到这么多现钱。

这笔巨款，是在中央银行南京分行鼓楼支行被人“光明正大”取走的。

受害人潘百亭是个大户，但这贼更绝，她是直接给银行系统上了一课。

那会儿的银行系统，单纯得像个幼儿园小朋友。

现在的银行，又是密码又是人脸识别，还得手机验证码。

可那阵子呢？

只认章，不认人。

这不就是给骗子留后门吗？

那个“女飞贼”就是抓住了这个降维打击的机会。

据当时柜员回忆，这女人一出场就是“全场焦点”：一身黑色闪光缎旗袍，烫着时髦的“玛丽亚”式卷发，手里拎个紫红色小皮包，往柜台前一站，那个气场，直接把柜员震住了。

她拿着潘百亭的存折，掏出一枚私刻的印章。

虽然是假的，但在没联网没电脑的年代，那仿真度足以乱真。

更骚的操作来了，银行没那么多现大洋，她眉头都不皱一下，说：“那就换成黄金。”

这时候的银行系统，就像个穿着开裆裤满街跑的傻小子，谁都能来逗两下。

银行不但乖乖照办，把沉甸甸的黄金装进几个精致的小木盒，还特贴心地帮她叫了一辆黑色雪铁龙出租车。

要知道，那时候南京城的出租车比现在的法拉利还稀罕，这排场，谁能往“贼”身上想？

等受害人发现钱没了，报了警，鼓楼分局的探长邹伯冲差点当场晕过去。

上面只给了三天限期，破不了案就要撤职查办。

邹探长带着人疯了一样查出租车，顺藤摸瓜找到堂子街的一家烟纸店楼上。

冲进去一看，只有几个空荡荡的木盒在桌上嘲笑他们。

那女贼太精了，花4块钱租房就是个幌子，早就金蝉脱壳了。

线索全断，邹伯冲急得嘴上全是燎泡。

就在这节骨眼上，那个银行女柜员突然想起个事儿：那女贼等钱的时候，在大厅打过个电话，好像喊了一句“阿康，接完车就回来，别加班”。

这一句话，在走投无路的警察耳朵里，那就是救命的仙丹。

邹伯冲立马分析：“阿康”是名字，“接车”是铁路术语。

警察把南京火车站翻了个底朝天，还真再下关车站揪出一个叫高松康的扳道工，小名就叫“阿康”。

你说这巧不巧？

高松康承认那天确实跟堂妹高一芬通了电话。

这下警方High了。

年轻女性、有亲戚在铁路、通了电话、时间吻合。

这就是实锤啊！

虽然高松康在那喊冤，说他堂妹老实得连只鸡都不敢杀，但在急红了眼的警察看来，这全是狡辩。

当天晚上，甘家巷61号，上演了一出大戏。

邹伯冲为了抓这个“极度危险”的大盗，调了整整三十名精锐刑警。

那阵仗，不知道的以为是要围剿军阀残部。

他们先是假扮邮电局的去敲门——这招也挺损，因为高一芬正好在邮局上班。

门一开，三十多号人冲进去，黑洞洞的枪口指着屋里。

那时候高家正围着桌子吃晚饭呢，一家老小七八口人，筷子都吓掉了，那个场面，比电影里演的还夸张。

“谁是高一芬？

一个穿着紫色土布衣服的姑娘，哆哆嗦嗦地站了起来，脸都吓白了：“我...我是。”

冯探长冲上去一看，傻眼了。

没有闪光缎旗袍，没有时髦卷发，也没有那种视金钱如粪土的气质。

这就是个普普通通、老实巴交的邻家姑娘。

经过一番严密审讯和对质，警方不得不承认一个尴尬到极点的事实：抓错人了。

那个电话确实打了，人也确实叫阿康，但这真的只是一个发生在同一时间、同一城市的巨大巧合。

那个真正的女飞贼，利用制度漏洞早就逍遥法外了；而这边，警方搞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乌龙行动。

在那个慌乱的年代，一个普通人的命运，差点就被这一连串的巧合给碾碎了。

最后怎么收场的？

威风八面的警察只好给人家赔礼道歉，灰溜溜地撤了。

那个被吓得半死的高一芬姑娘，后来倒是挺有经济头脑，把这段经历写了篇文章叫《我差点成为“飞贼”》，投给了当时的报纸。

报社给了她6块大洋的稿费。

这就是这起惊天大案里，普通人唯一的“收益”。

那一万两千块大洋的影子都没见着，倒是这6块钱稿费，实实在在地揣进了兜里。

至于那个真正的女飞贼，那是后来的事了，据说最后是在上海落的网，不过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